林彪在文革期间的大起大落,至今仍然被层层迷雾所笼罩。在毛泽东死后,林与四人帮一起成为“文革的替罪羊”,即便从中共自己公开的材料上看,无论如何,都有欠公允。

林彪的两面性

在文革之初,林彪固然主导了制造个人崇拜的全国性狂热,并由此窜升为毛的钦定接班人,但在林不明不白地死后,批林批孔运动中公开过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林彪集团反毛反党的证据,却说明林彪对文革颇有不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大都知道,林之死对毛是巨大打击,从此之后毛的健康状况直线下降。“纪要”的主旨是否定文革,其中的一些提法也颇得民心,比如,“五七道路等于变相劳改”和“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等等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林彪之死和“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另类思想启蒙,不仅使毛的权威迅速下降,文革的正确性也遭到了怀疑,人们隐隐约约感到:林彪固然不是好东西,但毛泽东未必就是好东西。如果林彪没有被控以企图暗杀毛的罪名,没有“纪要”所罗列的文革罪恶,后来的“四五运动”未必会把矛头指向毛泽东。

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之后,凡是能得到毛的宠幸的高官,大都谙熟于违心奉承的两面术,延安时期如此,1949年后亦如此。刘少奇因鼓吹“毛泽东思想”而荣耀,林彪因首提“四个伟大”而接班,周恩来因对毛的百依百顺而坐稳终生宰相。对此,林彪曾有过惊人的坦承:“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见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

独裁官场的秘诀之一,便是“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我相信,看透这类把戏的高官,绝非林彪一人;但能够像林这样坦白的高官,却是凤毛麟角。也就是说,林的个性中还有倔犟和坦率的一面,对自己的两面派手法供认不讳,而不像刘少奇、周恩来等高官那样只作不说。

在此意义上,林彪从毛的钦定接班人到企图谋杀毛的罪人,在与周恩来的争宠竞赛中身败名裂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林比周坦率,也不像周那样迁就毛,更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毛,以自我羞辱来满足毛的虐待狂。这样的判断,也被历史记载中的毛林之间的几次冲突所证实。

毛林之间历史上几次冲突

第一次毛、林冲突发生于1935年4 -5 月间。当时,正是中共疲于奔命、以求自保的艰难岁月。中共高层的许多人对重掌军权的毛泽东有意见,不同意毛的打仗方法,林彪就是反毛的高级将领中的代表。他曾上书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在打仗的策略上公开反对毛。当时,毛的权势在党内已占上风,针对党内军内对他的置疑,毛于5 月12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批判林彪等人的“右倾”和“动摇”,而林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未作什么自我检讨。这也是1970年毛决定倒林之后,批判林“形左而实右”的历史根源。(见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P86-87)

第二次冲突发生于国共内战初期。据《雪白血红》一书的记载,在如何筹划东北战场的问题上,林与毛之间有过数封电报往来,二人之间常有分歧,而后来的东北战局证明:凡是林彪坚持己见的决策大都正确,而远在后方的毛泽东发出的命令大都有误。比如,林彪率部刚刚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管了东北的主要大城市。但国军调集七个精锐师向林彪部集中的四平进攻,林的战略是不宜死守城市,而应该主动撤离并展开运动战,毛则命令林死守四平,期间二人有多封电报往来。共军坚守四平一个多月,伤亡近万人之后,陷于完全被动。这才在林彪等东北将领的坚决要求下,毛不得不同意撤退,也同时放弃了长春,国军在东北战场夺得了除哈尔滨之外的几乎所有城镇。要不是蒋介石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亲临沈阳阻止了国军的乘胜追击,并与中共鉴定停战协议,东北战局乃至整个内战的胜负,就很难确定。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批林批孔,列出的林彪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他在东北拒不执行毛的正确命令。

第三次冲突发生在1950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林与毛有分歧。当林的反对意见无法推翻毛的出兵决定时,他宁愿以身体欠佳为由留在苏联治病,也决不接受毛的任命,赴朝出任志愿军总司令之职。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出兵朝鲜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决策毛泽东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宁愿拿百废待兴的中国去冒险,不仅让国人付出了惨重的生命、物质和国土(台湾)的代价,而且使中国外交步入歧途,最后才在四面楚歌的孤立中联美抗苏。

第四次冲突发生在1970年8月,林刚刚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后不久,理应继续紧跟老毛,但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就因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与毛发生冲突,尽管冲突的结果以毛的胜利告终,陈伯达做了林的替罪羊。但林并没有完全顺从毛,而是对毛随后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采取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多少还有点站在失败者一边的为人义气而周恩来再次扮演“为主席分忧”的忠臣角色,周在劝说林彪出面主持批陈会议无功而返的情况下,便亲自出场充当批陈运动的前台主角。正因为林的不合作,毛才愈发怀疑林的忠诚开始设下阴谋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充当了毛的帮凶,直到让林彪一家死得尸骨无存且不明不白。

陈述以上史实,并非是为了证明林彪多么清白,林对毛的吹捧乃众所周知。而且,我在李锐先生所著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也见过的林彪在毛面前自贬的史料。在毛泽东对彭德怀发难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是被毛钦点上山的。林当然知道毛召他上山的用意,所以,林在批彭会上的发言,也循着新账老账一起算的路数,借历史旧帐陷害彭,故意以贬低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战役”来抬高毛而贬低彭。

说不定林彪能开始一个不同于毛的时代

众所周知,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之后,“平型关大捷”成为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著名战役之一,也是共军对日作战的几大成就之一。虽然,这次战役不像中共史书上吹嘘的那么重大,但毕竟还是一场少见的胜仗,对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颇有鼓舞。这场胜仗的指挥者之一正是林彪,他的常胜将军的之名,也是由此开始。林彪当然知道,无论是“平型关大捷”还是“百团大战”,皆是朱德和彭德怀基于民族大义的决策,在为朱、彭赢得了声誉的同时,也为中共军队赢得了民心。但毛泽东坚决反对朱彭林的抗日义举,因为毛只想让国军去打正面战场,而共军以保存实力、发展壮大为主,尽量避开与日军的正面作战。为此,毛骂过林“不懂政治”,彭德怀也在延安受到毛的长达一个多月的呵斥。

据李锐先生记载:在庐山会议上,毛又重提这两笔历史旧帐,意在证明他与彭的矛盾绝非一时的义气之争和一事的观点分歧,而是有着源远流长的冲突历史。林为了讨好毛,在发言中贬低彭的历史功绩:彭的抗日,非但无功,反而有过;而毛的保存实力,非但无过,反而英明。同时,林还主动自我作贱,说什么“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云云。

林如此表演与周的多次自我作贱一样,只为博得暴君一笑而害人而自贬,其人格之恶劣下作令人作呕。区别只在于,林没有周那种始终如一的自我作贱的韧性。如果在1970年的毛林冲突中,林象周一样积极表态,对陈伯达“落井下石”,并以极端谦卑的姿态用历史错误来自贬,乞求毛的原谅和拯救,相信毛决不会对他警惕有加并施以毒手。说不定,林真能熬到毛的自然死亡,并以“五七一工程纪要”为执政纲领,开始一个不同于毛的林彪时代。

【北京之春】2003年12月号(第127期)-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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