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案”肇事者苏秀文免于牢狱之灾，之所以激起民意的巨大反弹，主要不在于民意的非理性，而在于事件本身的不透明和司法判决的诸多疑点：
1，肇事车是高级轿车“宝马”且车号特殊，苏秀文的丈夫又是“大款”，而命丧车轮下的是一农妇，弱势者在强势者面前很难讨还公正，这是中国的基本常识，故而，轻判很容易让人产生权钱交易的联想。
2，出事时，武警到现场维持秩序，为什么还发生恶性撞人事件？武警难道是吃干饭的？苏秀文否认说过“信不信我敢撞死你”的狂言，法庭认定撞人属于“操作失误”，按照交通交通肇事罪进行判决；而受害者的丈夫的证词以及来自现场的其他相关信息，显示却是“故意撞人”之嫌。
3，更重要的是，庭审时，所有现场的目击证人一概没有到庭，原本打算起诉的受害者家人，又突然改变态度接受了调解，整个司法过程并不能令人信服地排除“故意撞人”之嫌，何况，诸多媒体对此案的采访受到重重阻力……这一切，必然令人怀疑幕后的压力或交易的存在，
有了以上疑点，民众自然会联想到刘涌案的戏剧性审理过程，特别是其二审改判之理由的笼统含混，仅凭“不能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就让刘涌免死，加之刘涌家人出巨资请来名律师，再由律师出面请出多位法学专家为刘涌免死辩护，所以，民众有充分的理由提出如下质疑：
首先，到底是“可能有”还是“确实有”刑讯逼供？此问题是改判的关键，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交代。其次，如果确有刑讯逼供，那么请公布全部司法调查的细节：哪些证据是靠刑讯逼供获得的？办案人员如何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何人所为？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而不公开以上事实和细节作为改判的证据，改判非但不是程序正义的体现，反而恰恰是违背程序正义的证明，也就自然无法服人。因为，众所周知，最大的程序正义及其司法公正就是司法的独立和公开，而在司法不独立和言论无自由的当下中国，既无实质正义，也不可能有被遵守的程序正义。
由于长期黑箱制度养成的恶习，中共司法机关已经习惯于黑箱操作审判过程，并以为只要黑箱操作，就能控制住社会影响。所以，哈尔滨市的司法机关从一开始就没有开放庭审细节，但这些“大盖帽”显然低估了网络时代的信息传递的难以封锁，更低估民意对是非曲直的判断力和参与公共事物的自觉性，所以，即便仅仅从技术角度讲，司法判决也不允许任何的模糊、变通和隐瞒，而充满了模糊、变通、隐瞒的庭审和判决，就是罔顾程序正义，其判决也必然失去公信力，必然把司法权威置于倍受质疑的尴尬境地。换言之，无法独立和黑箱审判作为中共司法常态，早已失去社会的理解和民意的支持，“宝马案”不过为这种不信任提供了一次集中表达的契机而已。
其实，民意并非不可理喻，无论是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只要保证公开审理和信息透明，能够了解到案件真相的民众中的大多数，总会站在事实和正义的一边。退一步讲，司法部门不传唤有关证人出庭，不公开相关程序和证据，新闻媒体也无法为社会提供真相，民众就只能根据自己所获得的有限信息做出判断，如此黑箱下的民意，即便“有错”、“情绪化”、非理性，影响了司法判决，那也不是民意之错，而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之错。1，民意之错的根源不在民意，而黑箱制度的隐瞒和误导。2，民意只是司法制度之外的社会性舆论，从制度设置的角度讲，只要有司法独立，再强大的社会舆论也无法干扰司法程序及其判决（比如美国的辛普森案），而在“党管司法”的当下中国，司法仅仅是统治者及其权贵阶层的统治和牟利的工具，只有当统治者基于“载舟覆舟”的统治术，利用民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时，“民意”才会转化为干预司法的“官方意志”。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意根本不具有干预司法的能力，所以，如果真有民意对司法的敢于，那也不是“民意”在干预司法，而是本来就主宰着司法的政治权力把民意作为干预司法的借口。
也就是说，受到政治权力操控的黑箱司法，毫无正义可言；在权力、金钱和知识日益一体化的态势下，司法部门和知识精英偏袒权贵，也就顺理成章。
2004年1月16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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