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一座灯红酒绿的精神死城

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但也是中国新闻最不自由的地方,对民间的控制无孔不入。所谓的大上海在精神上十分渺小。

朱大可先生曾写过一篇酷评《情欲在尖叫》,对美女作家卫慧的《上海宝贝》作犀利的解剖,并以此为切入点评述物欲横流而精神萎缩的今日上海。而最近,在最适合情欲尖叫的“情人节”前夕,号称中国最洋气最西化的大上海,却在水泥堆砌的国际化叫卖中,尽显“叶公好龙”的内在虚弱:专门负责精神卫生的上海宣传部门下令堵住了“洋阴道”的“独白”,一部曾经在三十九个国家和上百座城市、上演了无数次的西方女权戏剧《阴道独白》,在尖叫着要国际化的上海被禁演。

上海的灯红酒绿和香风软语的迷醉被野蛮的扼喉所控制,磁悬浮的世界速度拼不过官僚们的僵化。

在共产中国抛弃了男人净身和女人裹脚的国粹之后,肉体解放的国人并没有真正摆脱被阉割的命运,而是代之以精神净身和自裹灵魂,男根残缺和女脚畸形的生理扭曲,直接转化为精神自戕所带来的灵魂癌症。“把一切献给党”、“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团结在某核心的周围”……。

由于强权推行的这套精神卫生术,最适合想在险恶的官场谋权力、在厚黑的名利场谋利益的人们,那些急于向上爬的人,当然会争先恐后地自愿被阉被裹;那些性懦弱的人,也大都被逼无奈地自阉自裹。

上海是新闻最不自由的地方

中国大陆的新闻不自由,在世界上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在世界各国新闻自由度排名中,总是与北韩等独裁国家为伴,位列新闻不自由的榜首。在中国大陆,同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相对而言,广东是媒体最开放的地区,而上海就是最封闭的地区,甚至在全国的范围内,上海也是新闻最不自由的地方。《亚洲时报》二月十三日报导说,上海媒体目前平均每七十二小时,就会收到市委宣传部的一张“宣传通知”。而“指导新闻业务”的电话更是一天好几个,以上海政治大事到市民生活,以至车祸死人、彩票开奖报导都有禁令。

不仅有损于上海形象的卖淫嫖娼赌博等不让报导,就是足以为经济繁荣添彩的喜庆事也要按统一口径报导。比如,上海各大城区都存在着卖淫嫖娼,许多地方的街头还有公开拉客的小姐,报社也接到过许多这类投诉或做过采访,但是这类新闻就是发不出去。因为领导说了:这类事报道出去,会影响上海的高大形象。而一个人中了五千万大奖这样的“好事”,宣传部也要发一通知,要求媒体不准自行采访,而要采用宣传部的“通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闻从业者说:“我们报社从二○○三年九月中旬,到目前的一百四十多天中,一共收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门的‘宣传通知’七十九张,黄牌警告一次。扣掉双休日公共假日的五十多天,宣传部平均一日多一点,就会发一张内容多么‘这不让报导,那也不让报道’的‘通知’来。其实,这些不让报导的新闻,在其它地区,尤其是在广东等地区,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上海某电视台的一化名记者说:”我原来是南方某省的记者,没想到我到这里后,发现许多地方都是雷区。一些车祸若死亡人数超过三个的干脆是报不出来。“

下令公务员必须称同志

上海在政治上的洁身自好,已经荒诞到“感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去年春天,我在上海停留了几天,正赶上该市第一净身刀手颁布整顿吏治命令,其中有一项要求颇有返朴归真的味道:上海的所有公务员都要以“同志”相称,而既不能称官衔(如书记、市长、局长之类),更不能称“老板”(现在大陆官场很流行称上司为“老板”)。《新民晚报》的相关报导还说:上海市纪委专门负责对此项吏治新举措进行监察。

我很佩服这种整顿吏治的良苦用心及奇思妙想,只是担心成本太高或监察力量不足。如果认真落实,似乎需要出动大量监察员,蹲在所有上下级能够见面的场所,比如机关大楼的过道、会议室、饭厅、厕所、甚至每间办公室的门外和每位官员的屋檐下……,刺探情报。当然,还要监听所有上下级之间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即便如此,我觉得还是做不到天衣无缝,因为下级对上级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是挡不住的,大声叫官衔被禁止,还可以通过耳鬓厮磨或传纸条的方式来表达尊敬,而且越是对上级表敬意有风险,下级就越有可能显示出甘冒风险的忠诚。此外,表达敬意的秘密方式,还会平添一种情人式的亲切感。如此想来,第一净身刀手同志不仅要不顾中央精简机构的命令,大量增加上海市纪委的人力资源,还要在命令中补充一条:严禁下级对上级耳语或传纸条!

如果说,卫慧炫耀名牌内裤和迷恋洋□的尖叫,被上海的高雅之士们视为对具有道德洁癖的大上海的亵渎,还有几分正统“卫道士”的表情的话,那么,封杀严肃的女权戏剧和对媒体的扼喉式控制,就更像上海本身进行自阉的“净身”把戏,情人节的玫瑰只适于肉体放纵,而精神蚕室则要根除任何异己思想。而在这精神卫生术的背后,是不容许外人染指的独裁权力。

老上海海纳百川,新上海精神死城

大上海之大,旧时表现为海纳百川的宽容,不仅是淘金者的冒险乐园,有大世界、黑社会、租借地、中国经济中心、亚洲金融中心……为证;也是各路民间反对派纵横的自由之都,有在政治上容纳各党派、在思想上海涵各种异见为证,就连反对国民政府的中共中央也能在黄浦江边指挥罢工与暗杀,中共要员和左倾文人也能躲进租界逃避政治迫害。即便在改革前期的赵紫阳时代,被毛泽东捣毁的旧上海的自由精神亦开始复苏,有名报《世界经济导报》为证。而在该报被后来的政治红人查封之后,上海的新闻界再无自由之光的闪现。

现在,大上海之大,据官方称:上海的人均产值已经达到四千五百美元,开始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沪港之争也被炒的沸沸扬扬:长江大三角经济区的中心、东方明珠、亚洲第一高楼、世博会、磁悬浮、新世纪一条街……,是上海崛起的标志;高收入,好环境,穿名牌,住豪宅、开轿车,还有高尚的休闲购物场所和浪漫的周末与假期……,是上海媒体宣扬的中产生活;金钱的闪耀让物质动物两眼放光,一个个诱人的的发财泡沫,使上海人旧梦重温,也引来各路淘金者。

然而,与老上海在文化上思想上的独树一帜相比,老海派的自由和美感已经荡然无存,不要说鲁迅的尖锐、施蛰存的新颖和张爱玲的敏感早已不在,就连鸳鸯蝴蝶的缠绵、周璇的歌吟和阮玲玉的风采也消失殆尽,而只有余秋雨的文化口红和卫慧的肉体尖叫。现在的上海,没有任何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的大气大度,毛时代留下的极左遗毒至今浓厚,除了精心供奉一具植物人花瓶(巴金)之外,再无其它骄人的品牌。与广东、北京相比,上海无异于精神上的死城。

对人民严密控制

水泥森林升起的同时,灵魂却堕落为“瘪三”,西装笔挺的外表包裹着泼皮无赖的内核,中产情调的时尚装点着物欲的歌喉,就连某些知识份子的自我禁欲式表白,也要时刻恐惧于思想刀斧手的阉割。上海当局对人的控制一直到小区和里弄,甚至连饮食街和公众都要由市府规划;对知识界和媒体的控制更是无孔不入,专门扼杀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和民间维权的正气,就连在伊拉克事件上发表挺美言论的学人(如葛红兵和朱学勤等),也要受到来自意识形态部门和学校领导层的压力;就连贾植芳这样的退休老人,也定期受到领导们的“关怀”。由此联想到,为弱势群体打官司的律师郑恩宠,被上海有关部门鉴定为“国家秘密”而送进黑牢,其妻蒋美丽被从北京绑架回上海并受到全天候监控。再往前,上海安全部门曾经非法扣留陆文禾带给六四难属的人道善款,还以没收陆文禾父亲家的房屋证相要挟,似乎横行于旧上海的黑社会青洪帮重现外滩。

追求物质繁华的上海之大,大到满世界招商引资,大到要超过香港而成为亚洲第一商城;阉割灵魂的上海之小,小到满世界封杀异见,小到监控所有人的大脑。除了水泥和物欲之外,上海的精神通道之狭小如针眼,别说是大象穿不过去、就是蚂蚁也穿不过去。

帝制时期,在宦官制度之外,广招天下才俊的科举制度,承担了精神蚕室的作用;毛时代,绝对垄断的宣传和教育制度代替了科举,中宣部代替了监察院;现在,大上海也要与时俱进,跟上电子高科技的发展速度,为了使大上海的精神之小进入吉尼斯大全,建议上海市委广招IT高手,建立一间现代高科技水平的精神蚕室,不再用原始的刀斧阉割术,而加紧研制一套极微型程序,植入每个上海人的大脑,岂不是一劳永逸!

二○○四年二月二十日于北京家中

【开放】2004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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