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到近、现代的过渡，从政府制度演进的角度看，是由独裁专制到共和宪政；从社会制度演进的角度看，是从身份制到契约制的转变，也就是由农奴的人身依附向市民的人身自由的转变，与之相伴随的是从习惯法向正规法律的转变。
古希腊的先哲们把“正义”理解为分配上的各得其所（主要是权利分配，而非单纯的财富分配），但古希腊的各得其所的“正义”没有平等可言，而是囿于严格的身份制限定。一个社会中的人们被分为若干等级，每一等级都要严守自己的身份而不可逾越，并从中得到与自己的等级身份相适应的份额。不守身份的逾越就是谋反，必然被镇压。在柏拉图那里，等级秩序就是“国家正义”，他强调“国家正义”高于“个人正义”，个人对国家的服从是首要政治原则之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严格地把雅典公民划分了谋划者（统治者）、保卫者（军人）、供养者（工农商等劳动者）三大等级，奴隶不属于公民阶层，连进入三级秩序的资格都没有，而仅仅是主人的工具。亚里士多德也严守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界限，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这样的身份等级制，在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中也得到了贯彻。当时，有资格参与雅典政治决策的公民（自由人）仅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古罗马及其中世纪，尽管现实中的等级制一直存在，但在观念上，缺少平等内涵的“正义”观，先是得到斯多葛派的“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思想的修正，继而得到了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的修正。随着基督教的强势地位的确定，平等观念和人身保护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思想家、法学家和神学家的政治观念，也渗透到法律制度演变的进程中。
首先，在古罗马的法律中，民众被分为三个等级，1，正式公民，享有选举权、任职权、自由婚配权、法定的签署商业契约权。同时，还享有家长权，即父亲支配子女、丈夫支配妻子之权和家庭财产（包括奴隶）的支配权。2，准公民，没有选举权和任职权，但有自由婚配权和法定签约权。3，被释放的奴隶，有选举和订约之权，却无任职和自由婚配之权。同时，被授予罗马公民资格的人还享有更大特权，其身体、财产、权利受到法律保障。
在公民之外，“罗马法”不承认奴隶是人，奴隶在法律上归入“物篇”，也就是被判定为“不具有人格的人”（impersonal man），不具有法定权利，不能有财产、无继承权、也不能遗赠财产。奴隶的婚姻无法律地位，子女是私生子，即便女奴的丈夫是自由人，所生子女仍为奴隶。
然而，古罗马法律同时规定，奴隶可以用金钱赎买自由，嫌犯在罪证未确定之前不能视之为罪犯，也就是现代法律文明中的“无罪推定”原则的萌芽。奥古斯都时代之后，由于长期的和平使奴隶的来源急遽萎缩，奴隶的地位逐渐有所改善。比如，禁止杀死无用的奴隶，凡是被主人抛弃的病奴，病愈之后就可成为自由人。暴君尼禄居然也对奴隶保护有所贡献，他规定：主人把奴隶投入野兽圈中供野兽扑杀时要经过文职官员的许可，被虐待的奴隶还可以逃到尼禄的铸像下避难，以等待指派的法官前来听取奴隶的申诉。由此，罗马法院的大门正式向奴隶敞开。在平等对待和人身保护上，这是“罗马法”的一项革命性的进步。之后，多米提安皇帝规定：任意伤害奴隶者有罪；哈德良皇帝规定：非经行政长官许可不得任意杀害奴隶；安东尼？庇护皇帝允许被虐待的奴隶到庙宇中避难，如果奴隶提出受到伤害的确凿证据，该奴隶就可以更换主人。奥理略皇帝的开明观念最值得赞扬，他鼓励受伤害的奴隶在控告主人时，尽量到正式的法院去控诉，而尽力避免在法律之外寻求私下解决。为的是逐渐让正规的法律审判取代残忍的私下报复或法外惩罚。
同时，在平等思想方面，早在公元之初，思想家西塞罗就强调：如果自由不是人人平等的，那自由也就不可能存在。奥理略皇帝在自己的《随想录》中宣布：从一系列先哲的事迹中，“我得到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应该尊重人民自由的观念。”及至公元3世纪，大法官乌尔皮安（Ulpian）宣布：“按照自然法则，人类生而平等。”其它法官也主张：当某人究竟是自由人还是奴隶的问题无法解决时，法院的判决应该偏向于“自由”。
正如意大利著名罗马法学家彼德罗·彭梵所言：“罗马人使用aequitas（公正）这个词。……它产生于一个含有‘统一’、‘平等’意思的词根，它生动地体现着法的宣告性原则，即：为单个人的活动确定条件和限度，在人民的意识中，考虑到每个人的理由以及与联合体的其它人的关系，这些条件和限度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5）
同时，从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上讲，“罗马法”很讲究程序正义，已经具有了各种用于打官司的程序，如“诉讼程序”、“争讼程序”、“律师加入程序”、“辩护和抗辩程序”、“证据提交程序”、“判决与执行程序”等。此外，为了应对特殊诉讼，还制定了“非常程序”。
所以，按照历史学家和罗马法学者的说法，“罗马法”最值得赞美的品质是其保护“个人对抗国家”。在罗马法看来，侵犯个人、侵犯法人与侵犯社会、背叛国家一样，皆是犯罪。
（以上论述，请参见：《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下）》第八章；《法律与革命》第一部；《罗马法史》第六章；《罗马法教科书》总论）
进入基督教时代，上帝通过先知发布的律令逐渐形成教会的法律，形成了与世俗法律体系平行的“教会法”，罗马人大都具有臣民和教徒的双重身份，因而也要服从双重法律，二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制约，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更重要的是，对于人身保护和法律上的平等对待的促进，基督教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教会为触犯了世俗法律的教徒提供了庇护所，也就等于为受迫害者提供人身保护。时至今日，即便在两军交战时期，任何军队也不可以任意进入教堂或宗教圣地，被通缉被追杀被迫害的人可以得到教会权威的保护。
其次，从奥古斯丁的神学开始，教徒就具有了“以良知反抗恶法”的正当权利。当宗教信仰与世俗命令发生冲突时，教徒基于信仰虔诚而对世俗权威的反抗，具有了充分的道义合法性。这种“良知反抗”的正当性就是近现代的“非暴力反抗”的合法性的古代原型。
再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逐渐融入罗马人的观念和制度演变之中。特别是自从格列高利七世在11世纪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基督教在解放奴隶和农奴上起到过关键性的作用。
在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理论中，基督教的超验价值被植入法学和政治学，他把“正义”确定为上帝法的本质，“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信念，落实在世俗政治中，就是“尊严上和交易上的平等”，平等交易的契约化形成法律的正义，即缔约双方在权利上尊严上的对等。国家正义就是通过一定的法治程序实现公共福利，最大的公共福利在于社会的稳定有序。而维持稳定有序的公共福利的关键取决于：法律要平等地对待每个人，在权利分配上让每个人各得其所。同时，在阿奎那的政治学中，他对“良知反抗”的合法性的肯定，直接指向民众对违反契约的暴君的反抗。
正如马科斯·韦伯所言：中世纪的西方确立了“人的法律地位”。也就是相对于统治权力的被统治者权利的伸张在法律上的确立。
【议报】2004.05.17总第1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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