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虐囚后的美国信誉——虐囚案评论之三

二战以来,美国凭借着理想信念和超强实力,对世界的自由民主事业的杰出贡献,历史地成为自由联盟的领袖,向全世界普及自由民主,也成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美国又成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实力的超强和赢得冷战、特别是911大悲剧,更让美国坚定了向世界普及自由民主的决心,反恐之战,既是保卫美国的自由之战,更是向世界推广自由之战。美英联盟敢于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最敌视民主和最反美的阿拉伯世界里播种民主,其决心和勇气不能不令法、德等自由大国汗颜,也令其他独裁国家胆寒。

正因为美国既是唯一超级大国,又是普及自由民主的领袖,加之小布什总统在反恐上的“要么朋友,要么敌人”的划分,自然使美国在世界上陷入爱恨两级化的分裂之中,特别是因对倒萨之战的不同态度而导致的对立,大有爱得热烈和恨得咬牙的极端两级化之势:在西方联盟内部,明显地划分出挺美的新欧洲和反美的老欧洲,如此鲜明的爱恨对立,在二战后的西方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阿拉伯世界,就国家政权而言,美国的盟友和美国的宿敌之分,大致延续了第一次海外战争之后的态势,最恨美国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和各类恐怖主义分子。在亚洲,传统盟友一如既往支持美国,铁干反美的国家只剩下北韩与穆斯林大国如马来西亚。

实用主义的中共采取政权利益至上的双重策略:政府的对美外交保持低调,而对内的宣传灌输则高调妖魔化美国。在虐囚案上也不例外。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有关虐囚案的提问时,并没有高调进行谴责,但官方控制的所有媒体皆声讨美国军人虐待伊拉克囚犯,幸灾乐祸和声嘶力竭之声也充斥各大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砍头对虐囚,称之为“媒体的狂欢”一点也不过分,而为美国辩护的网文只能见之于民间网站。这也反映出独裁国家内部对美国的爱恨对峙:官方代言人及狂热民族主义者恨美国,民间的自由主义者爱美国。中国大众在长期的反美灌输下,能够公开表达的主流态度是:爱美国国内的自由民主,恨美国在国际上的霸道。

由此,热爱者期望美国的自由火炬尽快照亮全球,仇恨者要么想看美国失败的笑话,要么想叫美国人统统下地狱。而大陆的极端民族主义在骨子里是极端犬儒化,言说和行为的完全分裂,口头恨美国恨到内心渴望美国绿卡。

杰出的政治家丘吉尔曾说过:“如何对待犯罪和罪犯是衡量任何国家文明程度最可靠的标准之一。”虐囚事件作为有违于现代文明标准的典型案例,对处在爱恨两极之中的美国的最大伤害,莫过于使美国的道义魅力遭遇重创,给仇恨者以煽动更大仇恨的最大借口,使热爱者对美国的信任和期望遭遇重创,导致某些人的失望、焦虑、动摇,甚至出现由爱生恨的转变。

美国在世界上的超强地位,固然来自其强大实力,但更来自美国作为自由领袖的无可比拟的道义魅力。这样的道义魅力,是靠美国人在二战中的牺牲、在战后重建中的慷慨、在对抗共产极权中的坚定、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的仗义……逐渐积累起来的。也就是靠美国为实现自由理想而甘愿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富的代价、靠向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卓越实效赢得的。在这里,实力和道义、硬权力和软魅力,二者缺一不可,相互支撑才能相得益彰。固然,没有实力,自由理想无法有效实施,然而,没有道义,实力统治只能是过眼烟云,如果美国失去了二战以来所积累的道义资源,纵然有两个美国的实力,也无法继续充当自由事业的领袖。

换言之,任何强者,除非他能把强大的实力转化为普遍的公正,否则的话,再强大的实力也难以持久。不可一世的纳粹帝国和苏东共产帝国之所以最终瓦解,就在于强大实力主要被用于制造不公正。

从罗斯福总统向世界昭示人类的“四大自由”开始,美国人最引以为傲的世界形象,恰恰不是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而是自由、民主、人权等软魅力。所以,虐囚案一经爆光,才能在美国激起如此强烈而广泛的愤怒和羞愧。从政要到民众,从媒体到国会,从宗教界到知识界,从军方到其他各界……令人“恶心”、“震惊”、“发指”等谴责,大概是出自美国人口中的最频繁的词汇。无论伊拉克局势的前景多么令人担忧,也无论布什或拉姆斯菲尔德如何为此焦虑,更无论他们是否真心希望爆光,但作为自由国家的政要,他们都必须接受置疑、批评、甚至不怀好意的诋毁,也必须向受虐战俘和伊拉克人民道歉!

因为,这里是美国,以自由和人权立国的美国!

也正是自由美国,才会有虐囚案的自我爆光和全国性谴责,才会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将军们的接连道歉,才会迅速启动国会议案和司法惩戒程序,才会下令禁止对战俘的逼供行为。也就是说,无论以任何借口,美国都不允许践踏人权的恶行畅通无阻,即便是战争中的国家利益和军队荣誉也不行。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全世界已经看到:美国正在尽全力挽回人权卫士的声誉。

2004年5月20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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