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揭露美军虐囚丑闻的第一人,是24岁陆军军士乔·达比(Joe Darby)。当达比亲眼目睹了美军的一些士兵虐待伊拉克囚犯之后,良知驱使他把一张揭露虐囚恶行的小纸条塞进了上司的门缝。于是,虐囚恶行被层层上报至五角大楼,美国军方下令对虐囚事件进行内部调查,并表扬了达比。随后,《纽约人》率先披露虐囚丑闻,美国的CBS于4月28日播出了部分虐囚照片,顿时令美国和全世界的舆论哗然。

达比作为身处伊拉克的美国军人,不可能不知道伊拉克战争的备受争议,对伊拉克的反美暴行和美军的不断伤亡也会有身临其境的体会;他也不会不知道这一丑闻的爆光将对美军和美国造成多么巨大的负面影响。然而,他仍然敢于揭露有损于美军荣誉和政府利益的丑闻,不仅显示出他个人的良知,也昭示了个人良知对捍卫人权的重要价值。历史上,许多人权案引起人们关注和得到救济,最初都得力于个人良知的作用,比如著名“德雷福斯案”就得益于作家左拉的控诉。

普通美国士兵达比的诚实,不仅让伊拉克囚犯受惠,从长远的角度讲也让自己的国家受惠。他的揭露,开启了及时制止虐囚恶行泛滥的序幕,也就等于防止了自己的国家在虐囚罪恶中越陷越深,挽救了以自由和人权立国的美国的信誉。

现在,接受了《纽约人》采访的达比,已成了美国民众心目中的真话英雄,人们评论道:“如果没有人敢站出来,那么,这种毛骨悚然的丑闻仍会继续发生,那些丑陋嘴脸也不会曝光。”达比的母亲布兰克同样为儿子感到自豪:“亲爱的,我以你为荣。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真理永远战胜邪恶。”她还说:“说真话,永远对自己说真话,对你的国家说真话。我认为他这三个方面都做到了。”

揭露有损于政府和国家形象的丑闻,是美国人特有的诚实爱国主义,根植于不信任政府的宪政精神和诚实守信的新教伦理。与用国家利益为借口来掩饰丑闻的爱国相比,达比的揭露才是真正的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超级强国,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具有强大的民间社会,它是政府权力最有力的监督者——监督不仅来自诸多的独立媒体和民间组织,也来自讲究诚信的无数个人。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公德专门奖励那些敢于“揭丑”的刺头,特别是那些紧盯住掌权者不放的“犯上者”,更被视为“真话英雄”。揭露了华尔街金融丑闻的女职员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再查查美国最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奖励的个人和媒体几乎全是揭出重大“丑闻”者。

乔?达比对自己的国家说真话,让我想起中国的普通老军医蒋彦永大夫。在政府全力隐瞒SARS危机之时,他对自己的国家说真话,却不被自己国家的媒体所接受。多亏美国的《时代周刊》和互联网,才使蒋大夫的真话得以广为人知,迫使中共政权不得不改变应对SARS的策略。在客观上,蒋大夫以一个人的真话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和健康,也挽救了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的信誉。两个月前,他在六四问题上的勇敢直言,再次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然而,在美国,达比的勇敢得到美国的言论制度和社会公德的双重奖励,而蒋大夫的勇敢,尽管得到大陆民间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却被中共政权视为必须进行封锁和压制的“敌人”。于是,一个敢于对自己的国家说真话的真正爱国的老人,却被自己国家的政府及其媒体打入冷宫,而只能被境外媒体评为年度风云人物,这对于说真话的个人和听真话的国家而言,不能不说是双重的悲哀。在这里,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究竟谁爱国,是隐瞒真相的政权,还是揭露真相的蒋大夫?

所以,对人权保护来说,个人良知固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言论和新闻的自由制度具有远远超过个人良知的根本意义,甚至就是首要意义。如果达比基于个人良知的揭露,只局限于军方领导层内,而没有媒体的随后跟进报道,特别是CBS披露虐囚照片,达比的揭露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应,也就不可能有之后的一系列人权救济措施的启动:美国政要的一系列谴责和道歉,国会众参两院谴责虐囚议案的通过,司法系统对虐囚嫌犯的法律控告,进一步的调查和美国军队的改革。换言之,美国媒体率先爆光虐囚案,把新闻自由对保护人权的基础性意义凸现在世界面前。

如果说,保障人权的制度化,需要事前防范和事后救济的不断完善,那么,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不仅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具有确立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本体性价值,而且具有监督政府和保护人权的工具性价值,是捍卫自由的最有力武器:新闻自由下的舆论监督,既可以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比如,把恶行爆光于初发之时,可以防止人权灾难的进一步扩大),也可以起到舆论救济作用(比如,把长期封锁于黑箱中的人权恶行曝光,可以激活其他救济手段,对受害人提供急需的补偿性救济)。

虐囚案再次提醒美国和世界:美国的开国先贤杰弗逊关于新闻自由的箴言永远不会过时:“假如让我来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一刻也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杰佛逊:《致爱德华 凯林顿的信》1787年1月16日)无论任何国家,只要有公权力存在,利用公权力侵犯人权的可能性就不会完全消失,作为对公权力进行舆论监督的言论和新闻自由,都必须成为保障人权的基础制度。

2004年5月22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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