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虐囚案中，美国展现给世界的是双重形象：一面是美国军人成为迫害人权的罪犯，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等政要成为美国舆论和世界舆论的众矢之的。另一面是美国的普通士兵和新闻媒体再次成为出色的人权卫士，同时也成为人类良心的防线。也就是说，士兵乔？达比对丑闻的揭露，美国媒体对虐囚案的爆光和抨击，国会和司法等机构迅速启动的制度救济，再次向全世界、特别是向那些正处在艰难转型期的国家作出了伟大的示范：人性之恶、人权保护与制度健全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方面，虐囚案让全世界看到了制度失灵的教训：人性之恶的难以根除，制度约束对遏制人性邪恶具有关键作用。一旦制度约束出现漏洞，人性之恶就将乘虚而入，特别是那些得到权力支撑的恶行，就会制造出人权灾难。自由美国尚且出现这样的人权丑闻，遑论其他威权国家和独裁国家。
另一方面，虐囚案又让全世界看到了制度救济的有效：丑闻爆光后，美国的制度架构中的救济机制迅速启动，其中，媒体、国会和司法三大系统，负有监督政府和保障人权的主要责任。虐囚案来自人性之恶、政府管理的失职和军队的权力滥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这一恶行的制度救济，先是媒体曝光和舆论谴责，接着是国会议案和司法惩戒，全部针对政府及其政要和有关责任者。
虐囚案提请全世界注意：自由和人权的弥足珍贵，恰好与其的脆弱相当，特别是因人性之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约束，就随时可能因制度的纵容或漏洞而遭到践踏。因为，人类无法彻底根除人性之恶，也无法通过全盘革命来再造新人，更无法创造完美的制度，而只能寄希望于制度的不断完善，即寄希望于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的不断完善，来保障人权和约束人性之恶。特别是对权力之恶的制度化约束尤为重要。
更进一步讲，保护人权也要寄希望于道德自律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是个人道德，更是国家的为政之德。在世界性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只有不断地校正历史发展的道德方向，才能不断缩小人类中的邪恶力量作恶的频率和范围。无论科技多么发达、财富多么丰富、生活多么优裕，失去道德方向的人类都将铸成灾难。技术和政治是否能够改善人类的生存质量，关键在于人类在道德上的抉择是否能够为其提供正确方向。因为历史的教训已经重复过多次：失去了正确道德方向的人类，既可以利用最先进的技术为恶，也可以钻政治制度的漏洞为恶，或借助于制度来大规模地作恶，最可怕的人权大灾难，大都是邪恶制度和先进技术合谋制造的。所以，只有建基于人权至上的道德及其真理，才能为技术和政治提供为善的正当性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从根本上讲，在当今世界，现代意义上的贫困，绝非单纯的资源匮乏、产出萎缩和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制度贫困导致的自由匮乏和人权贫困；最大的分配不公，也绝非经济收入的悬殊，而是权利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尽管世界性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大潮已经不可阻挡，但是，仍然有大量人口生活在独裁或半独裁之下，自由国家的人权保护制度也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所以，如何通过制度的变革和改良来促进权利平等的最大化，无疑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
没有完美的人性，也不可能有完美的制度，而只能寄希望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道德的不断进步。对于人权保障来说：
宪政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宪政民主却是万万不能的。
走向自由的历史不是直线的，但失去自由引导的历史必定误入歧途。
2004年5月25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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