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中世纪的神学时，不能不谈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之间的较量，与之相对应的现实中的权力争斗，就是世俗王权与教会神权之间的争权夺利。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及权力格局的出现和形成，也就是恺撒与上帝之间的冲突及其制衡，对基督教时代的西方、也对近现代西方的制度演进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古罗马的历史上，武力扩张是其最重要的国策，恺撒之剑所到之处，铁血的屠戮必然发生。在古罗马的武力扩张中，犹太人的命运最为悲惨。除了在“西律王朝”（公元前37年－4年）的时期，犹太人获得短暂的完全自治之外，剩下的就是屡遭罗马人的屠戮，圣城耶路撒冷也几次被毁，几乎遭遇种族灭绝。从西律王死后的公元前4年到公元131年期间，犹太人不断反抗罗马人，也不断遭到罗马人的残酷镇压，犹太人及其圣城起码遭到两次大劫难：
一次在公元70年左右，罗马人围困耶路撒冷城的大悲剧中，据约瑟夫斯记载有119.7万犹太人死亡，即便著名史家塔西佗的记载远远少于约瑟夫斯的记载，但也足够惊人，60万犹太人死于这次围城屠杀。最后，攻陷了耶路撒冷的罗马军团放火焚烧了圣殿，既标志着犹太人的反抗被平息，也标志着犹太国的灭亡。侥幸活下来的犹太人，要么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要么先成为俘虏、之后成为奴隶。
另一次屠戮发生在公元131年左右，在犹太人的主要居住地巴勒斯坦境内，哈德良皇帝率领的罗马军团毁灭了985个市镇，屠杀了58万犹太人，死于饥饿、疾病和大火的犹太人又远远多于被屠杀的人。据记载，犹太人居住地全境皆变成荒地，幸存者为了活命而不得不吃死人肉，被卖作奴隶的犹太人只值一匹马的价钱。同时，哈德良皇帝意欲根绝犹太教，他下令禁止割礼、安息日和任何犹太假日的宗教仪式，也不允许公开举行任何希伯莱仪式；他还对所有犹太人苛以极重的人头税，犹太人每年只有一天能够进入耶路撒冷。他还想在犹太圣殿的废墟上建一座罗马主神朱庇特的神庙。
尽管，哈德良死后，安东尼？庇护皇帝放松了对犹太人的禁令，然而，几乎遭遇灭教灭种的大劫难之后的犹太民族，在以后的数个世纪中难以复原。尽管，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人类文明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直到熬过了二战期间的纳粹种族灭绝之后，才在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帮助下实现了复国理想，回到早年的居住地并建立了以色列国。
在古罗马史时期，作为宗教民族的犹太人是极为顽强的，犹太人对罗马人统治的反抗从未停止过，基督教就诞生于犹太人基于一神教信仰对罗马人的反抗之中，也是社会底层对贵族统治的反抗。犹太民族的幸运在于：普通犹太人耶稣所创立的基督教，最终征服罗马人和其它西方人的灵魂。耶稣不仅以自身的殉难和复活成为上帝的圣子，也逐渐成为罗马人的新信仰，而且耶稣和其它先知对犹太经典《圣经·旧约》做了创造性全新诠释，主要由记载耶稣的形迹和布道的四大福音书构成的《新约》，把《旧约》那个“复仇的上帝”改造成《新约》中的“爱与宽容的上帝”。
基督教征服罗马人的过程，经历了将近300多年的时间，最关键的时期，大约是公元2世纪后半期，《新约》正典的形成和罗马基督教会的兴盛皆在此一时期。同时，关于基督诞生日的争论一直存在，直到公元354年，包括罗马教会在内的西方教会，才把基督诞辰确定为12月25日，也就是现在通行于全世界的“圣诞节”。
基督教信仰及其教义来自上帝对犹太人的默示——末日审判之日就是天国降临的秘密启示；基督教的教条和仪式来自耶稣个人的独特行迹及其保罗等先知的布道福音；信徒的虔诚和赎罪观念来自耶稣殉难所带来的灵魂震撼，更来自信徒对圣子的复活及其永生的虔信——基督将降临且建立天国；基督教教会在西方的逐渐兴盛，显然承袭了罗马人的组织形式及其特征。
在此意义上，无论《新约》中的耶稣其人及其神迹是真是假，对于犹太人和基督教而言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犹太人耶稣个人的殉难象征着整个犹太民族的大劫难，耶稣的复活象征着几近被灭绝的犹太教通过转化为基督教的复活——信仰的复活。这一殉难和复活的结果基督教，先是改写了古罗马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继而塑造了整个西方的文化及其制度，并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了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特别是在二战之后，基督教已经作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部分、并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普及到世界各地。
基督教信仰及其教会在古罗马的普及和日渐扩张，对西方社会而言，不仅提供了精神领域的终极信仰，而且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罗马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罗马的社会结构逐渐由一元化变成二元化，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结构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方面是政教分离、僧俗并存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的制度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达到一种相互制约的社会均衡。
基督教的扩张，造就了民众的双重身份——信徒和臣民，也造成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之间的冲突：作为信徒对上帝的责任、对教会权威及其法律的服从与作为臣民对国家的责任、对国王权威及其法律的服从之间的冲突，落实到现实中的权力及其义务的分配上，既是教权与王权之间的冲突，也是信徒与臣民的双重身份之间的冲突。双重身份的冲突存在于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所有基督徒的身上，当然，最受这一身份冲突煎熬的个人肯定是国王。作为国王，他要维护和扩张自己的世俗权力，而作为基督徒，他对国家的统治，如果得不到教廷的认可，几乎就是不可能。所以，他在登基时不得不接受教廷权威的加冕，也就不得不倾听教廷的建议和指导，有时还要容忍教廷对国家事务的强制干预。
由于“上帝的归上帝而恺撒的归恺撒”的宗教观念的普及，两种权威、法律、责任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王权与神权之间的界限也随之变得日益清晰。基督徒大都承认：国家政权是处理世俗事务的权威，教会是处理属灵事务的权威。然而，分权的观念并不意味着分权的现实，观念要落实到现实层面，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权力博弈。因为，在权力的现实拥有及其行使上，任何权力都本能地趋向于垄断和无限扩张，神权与王权当然也不例外。在古罗马，二者为扩张各自的权力而进行了长期的争斗，时而神权占优，时而王权占优，恶斗与妥协并存，也时有二者的狼狈为奸，比如，在对外扩张和镇压异己等方面，二者往往相互支持。因为这类问题直接涉及到自身权力的扩张，二者的共同利益必然大于其分歧。特别是在对外扩张上，刀剑和信仰常常相互支持，基督教的东扩与殖民主义的侵略同步进行。很难想象，没有世俗王权的鼎力支持，基督教仅凭自身的信仰号召力就能发动十字军东征。
教权与王权之争，终于在十一世纪有了制度化的政教分离的结果，促成这个决定性转变的伟大人物，首先要归功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他在1075年发动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次著名的教皇革命。尽管他的初衷仅仅是为了扩张教会权力，在整个欧洲建立起罗马教廷的一元化权威，但这一扩权改革却带来了政教分离的无意识后果。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于1073年就任，一上任就宣称：教皇在法律上凌驾于所有基督徒之上，也凌驾于所有世俗权威之上，教皇有权废黜皇帝，并开始着手废黜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教皇发布的《教皇赦令》归纳起来，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1，完成前任开始的神职人员的道德革新；2，收回世俗王权任命教职的权力，所有主教必须由教皇来任命，并最终服从于教皇的权威；3，把全欧洲统一在由教皇统领的一个单一的教会组织之下；4，领导基督徒的十字军东征，把圣地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其中，对西方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无疑是四项改革中的第二、三项。它向世俗国家要求更大的教权：“教皇革命的开端，就是罗马教皇企图把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基督教皇帝——几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在教会中扮演主角——降至低微的俗人的地位，甚至比层次最低的教士还要不如。”（《法律与革命》P133）在此意义上，宗教改革在让国王回归俗人地位的同时，也等于在加速国家的世俗化过程。
格列高利七世认为，教权和俗权的二元化是亵渎神圣的混乱的歪理邪说，正统的秩序必须是一元化的，即精神必须支配物质、神权必须支配俗权、地上的人世之城必须听命于天上的上帝之城。这就如同大自然运行中的太阳支配月亮。1075年12月，格列高利七世给亨利四世写信，告诫他如果继续漠视罗马宗教会议的训令，教皇将革除他的教职。信中还要求皇帝和帝国内的所有主教服从罗马教廷。这封著名的信件被后人称为《教皇宣言》。
然而，世俗王权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领地，日耳曼皇帝针锋相对地要剥夺格列高利七世的教权。1076年1月，亨利四世也召开日耳曼主教会议，并于24日回信给教皇，辟头便是：“亨利，上帝神授而非篡取的国王，致信至此不再是教皇而是冒充僧侣的希尔德布兰德。”信的结尾是“我，亨利，受上帝恩赐的国王，同我们全体主教一道对你说：下台，下台，你将永远被诅咒。”他控告格列高利七世的种种渎神罪行，并通过决议把格列高利七世驱除出教坛。亨利四世万万没想到，他向教皇挑战的这一行动震动了整个欧洲，也激怒了绝大多数教徒，在遍布着基督徒的欧洲，人们的宗教虔诚，不仅压倒了臣民责任，也战胜了民族效忠，人民中的多数支持教皇而摈弃国王。为了反对亨利四世的决议，萨克逊人甚至发动了对皇帝的叛乱。
因此，亨利四世一下被置于极为狼狈的境地。为了保住皇位而不得不做出谦卑之状，1077年1月，亨利以悔罪之身到了教皇驻足的卡诺萨，恭候三天乞求教皇的赦罪，并在雪地里赤脚觐见教皇，承认自己有罪，宣示自己的悔悟。格列高利七世也见好就收，宽恕了亨利四世，收回了开除教籍和废除王位的决定。之后，教皇迫于贵族和教徒的压力，又于1078年再次向亨利挑起“授职权之争”，亨利四世也就只能对抗下去，争斗也有口头争论升级为暴力冲突，双方又经过一段拉锯战，亨利四世率军队攻入罗马，把格列高利七世革职并逐出教会。之后，格列高利七世在颠沛流离中于1085年3月25日逝世于沙莱诺。
虽然，发动改革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并没有完全看到自己改革的成果，但他的改革已经开启了政教分离的二元权力格局：四十多年后的1122年，世俗王权与教会权威的争斗，以双方皆放弃各自最激进的要求并达成新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二者在相互妥协后签订了《沃尔姆斯协议》。德国皇帝承诺：承认教会独自经过自由选举而产生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放弃皇帝向主教们授予标志着教权的权杖和牧杖的权力。罗马教皇承诺：承认皇帝有权参与选举，也有权在选举出现争议时加以干涉。再过40多年的1170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在教职授予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终于放弃了自己对英格兰僧侣的最高统治权。之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发动者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在位）实现了格列高利七世的大部分梦想，因而被称为“教皇国”的奠基者。这位奠基者，不但要完全掌管属灵世界的权力，而且还要把上帝之手伸向世俗国家，甚至要求教会在皇帝的选任中的参与权利。他于1215年11月主持召开的特兰公会议，是罗马教廷有史以来的盛况空前的普世性会议，欧洲各地的400多名主教和800多名修道院院长出席会议，可谓中世纪教皇权力的鼎盛象征。
政权分离的实质性争斗，主要集中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神职人员的选任，一是欧洲各地的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以前，教皇对各地的主教们和修道院长们的控制力量还很微弱，有效控制只及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其它地方的高级神职人员及其教会都受制于国王。然而，自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以来，罗马教会的权力迅速扩张，从国王手中接过了任命各地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力，各地教会也必须接受罗马教廷的权威。同时，拥有了“授职权”的罗马教廷，也就等于扩大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实际而有效的控制力量已经伸展到西班牙、英国、德国和波兰等广大的地区，逐渐形成了以罗马教廷为核心的整个西欧教会的单一组织系统。而唯有这样具有统一权威的单一的教会组织，才能够有效抗衡国王世俗权威统治下的单一的国家组织。
教皇革命，作为西方历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持续了几代人的改革运动，尽管期间出现过暴力冲突，但最终还是通过王权和教权之间的妥协、谈判而达成了关键性的制度成果，它对于西方的社会发展和制度演进而言，可谓居功至伟。
【议报】2004.06.07总第1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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