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发展,皆要经历曲折甚至危机,老牌民主国家如此,新兴民主国家亦如此。民主国家的政治危机,既是对其民主制度的考验,更是完善民主的催化剂。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之后,台湾民主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民众动员、街头政治、族群对立的考验,使台湾的民主法治更趋成熟。换言之,只有十七年民主实践的台湾,这个亚洲新兴的民主社会,在庞大的专制政权的挤压下,也在国际孤立的逆境中,经受住了尖锐的朝野对立和浩大的街头政治的考验,最终回归到法治轨道解决争议,随着验票和调查的结果的出炉,大选争议和民怨洪流便逐渐平息。即便在争执最高潮时期,台湾人的民主素质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总统府前的五十万人的集会抗争,以理性有序的方式进行且得以和平落幕,台湾警方的“清场净空”也不见一滴血,不能不让人想起十五年前中共制造的六四屠杀,尽显民主台湾的良治与专制大陆的暴政之间的天壤之别。

如此落幕的台湾大选,让声言决不能坐视台湾乱局的北京失去了可乘之机。也就是说,台湾民主的成熟和阿扁连任成功,再次凸现了北京对台政策的失败,未来的四年中,如何与阿扁政府打交道,确实是对北京“不能坐视台独”的两岸政策的新考验,需要胡温体制做出较大的政策调整,而固守“一国两制”的老套及其打压、围堵、统战和利诱等传统策略,显然已经毫无出路。除非北京继续拒绝与阿扁政府打交道,让台湾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的话,北京就只能别无选择地洗心革面。

前两次大选中,北京对台的直接打压基本以失败告终,李登辉和陈水扁的当选就是明证;从李登辉过境美国只能在飞机上过夜,到陈水扁过境美国受到礼遇,也标志着北京在国际上围堵台湾策略的失败。而对此次台湾大选,北京的态度比前两次聪明一点,不是试射导弹的武吓,也不是重量级政客如朱镕基的严辞威慑,而是采取曲线外交,利用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来打压泛绿和遏制台独,比如,在法国总统希拉克高调反对公投之后,中方又邀请法国海军在台湾大选前举行联合海上演习。特别是在温家宝访美期间,劝说美国政府出面反对公投,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鲍威尔等一系列美国政要的相继表态,对遏制台独势力的继续发酵,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此次大选中公投的无效,与其说主要是台湾主流民意真心反对公投,不如说是美国政府明确的反公投立场使然,让当初发出“宁要公投而不要选举”誓言的陈水扁颇为尴尬。因为台湾人心中都清楚,在两岸的实力悬殊和制度对立的情况下,如果因为形式大于内容的公投而得罪了美国,导致台美互信的恶化,那么台海局势的天平就将向北京倾斜,而台湾就将在国际上更为孤立。

曲线压台的另一证据是大选结束后,北京并没有马上对台湾的朝野僵局直接表态,而是通过美国来传达北京的态度,中共外长李肇星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通电话讨论台湾局势。尽管双方都没有透露通话的详情,但美国显然会把相关信息通知台湾。

然而,中共对台策略的这些微调仅仅是权宜之计,无法真正为两岸关系带来和谐的新局面。从北京目前对台湾大选的态度看,时至今日,北京仍然没有学会如何争取一个民主社会的主流民意,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幸灾乐祸的语调,继续大造“挺一派打一派”的舆论,还要趁火打劫地抹黑台湾的民主。甚至,在台湾朝野对立僵局无法打破的情况下,中共国台办还以中央政府的傲慢姿态发出恫吓:“如果台湾局势失控,造成社会动荡,危及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损害台海地区的稳定,我们将不会坐视不管”。与其同时,中共人大就香港政争表态,否定港人争取双普选的民主要求,以强权为香港政制改革定调。

通过竞争选票来争夺执政权的民主政治是人心政治,任何政客都必须尊重民心所向。现在的台湾已经是民主社会,岛内的任何政治势力都必须在乎民意主流,而本土化大潮越来越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阿扁推动“去中国化运动”也好,与连宋的竞争执政权也罢,民进党靠的就是民意这张民主社会中的王牌。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四年来政绩乏善可陈的阿扁政府,其支持率为什么还能成长了十个百分点,并在大选中以微弱多数胜出?为什么泛蓝要在大选临近前改变选举策略,由反对公投转向有条件地支持公投?

面对这样的台湾现实——民主社会及其主流民意,罔顾民意者必将被民意所抛弃。这一现代民主政治常识,不仅对岛内各派政治势力有效,对隔海的独裁政权同样有效。自从台湾变成民主社会之后,两岸政权之间的较量的经验证明:李登辉和陈水扁逐渐赢得主流民意的过程,正是北京政权的长期罔顾岛内民意的过程,1996年试射导弹的结果,是把民意推向李登辉一边,所以才有“两国论”的出现;2000年朱镕基的严辞恫吓的结果,是让陈水扁赢得大选;扁政府执政的四年里,北京奉行的拉连宋而打扁吕的统战策略的结果,是连宋支持度的大幅度下降和扁吕支持率的大幅度上升;北京在国际上对台湾的围堵,只能刺激台湾人争取国际尊严的努力;所以,陈水扁才敢于提出“一边一国”和大打公投牌。也就是说,除非使用武力征服的极端手段(如前苏联对东欧诸国的武力干预),否则的话,一个独裁政权试图把强权意志强加给民主社会的任何作为,必定以失败告终。

阿扁执政四年来两岸的较力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维持现状派占据岛内民意主流,对台湾而言,使统派无法主导台湾局势,也使独派不能走得太远,连任成功的阿扁在接受《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已经透露:他既不会向北京的高压妥协,在未来四年内也不会宣布独立,520就职演说还将提出两岸关系的新主张。

对大陆而言,北京的“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在台湾没有任何市场。而在无法赢得岛内主流民意的情况下,北京对台一贯坚持的中央心态和奉行的四大策略——文攻武吓的威慑、拉一派打一派的统战、经济收买和国际围堵——不仅绝难奏效,反而会适得其反,越发刺激台湾民意对岛内的亲北京势力的反感(正如北京不尊重自由香港的主流民意,才导致了港人民意的巨大反弹)。所以,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台北总统府与北京中南海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台湾主流民意与中共独裁强权之间的斡旋。

虽然,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没有政治道义合法性的北京政权却具有国际法上的主权合法性;而具有充分政治道义合法性的台湾政权却没有国际法上的主权合法性。这种现状,看上去似乎有利于中共政权的统一战略,但在事实上,正是这一悖论,既构成台湾独立的瓶颈,也构成北京统一的瓶颈。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尴尬地位,造就了民主台湾的欲独立而不能的悲情姿态;北京在政治道义上的劣势和在主权上实力上的强势,非但没有为北京带来对台湾的绝对优势,反而使趾高气扬的大中国陷于远胜过台湾的尴尬之中。而且,北京的尴尬没有台湾悲情的动人力量,而只有专制政权的无奈硬撑。相对于台湾,即便中共政权拥有再广袤的领土、再庞大的人口、再优势的武力、再高速的经济发展、再有利的国际地位,只要大陆的一党独裁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美国的台海政策及其台海格局就不会有根本改变。

所以,北京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台湾朝野的离心倾向愈演愈烈,却苦于无计可施。除了无效的文攻武吓之外,再也拿不出更柔性的办法来吸引台湾。要破除这一瓶颈,消除这种尴尬,就必须打破上述悖论,使台湾失去对大陆的政治道义优势。对北京而言,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只要有意愿,打破瓶颈僵局的主动权就在大陆政权手中。也就是说,北京对台政策之主线必须加以大幅度调整,与其死盯着谁入主台北总统府和美国的对台政策,远不如把主要精力用在争取台湾民心和塑造自身开明形象上,用大陆政治民主化的时间表作为两岸和谈的时间表。

就眼下局势而言,北京政府的态度应该是:首先呼吁岛内的朝野双方尽快和解;其次呼吁台湾民众的理性克制而谴责暴力事件;再次呼吁遵循法治途径解决大选危机;最后,如果上述表态皆非中共所愿,起码应该保持静观其变的不介入态度。

就长远的台海局势而言,北京必须为统一提供一种被国际主流社会接受的政治道义合法性及其政体框架,具体而言,在承认两岸是两个分治的独立政治实体的前提下,无非是完成几大转变:1,由中央政权的霸道姿态转向尊重对手的平等姿态。2,由单纯的经济收买转向政治改革的感召。3,由分化瓦解为主的统战转向争取台湾主流民意认同的尊民。4,由文攻武吓的实力打压转变为和解对话的道义诱导。5,由僵硬的国际围堵转变为灵活的外交宽容。

在短期内,指望北京对台政策发生如上转变是极为困难的,因为上述转变必须以大陆政治改革的启动为前提,首先要尊重自己国内的民意,才有可能尊重台湾的民意。然而,除非北京放弃统一或压根不想真的统一,否则的话,就必须完成上述转变。因为,没有上述转变的完成,台湾只能渐行渐远,即便无法达成独立,起码决不会与大陆谈统一。

2004年7月10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2004.07.29

另一版本:台湾民意对北京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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