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异见重新崛起

前不久,大陆著名记者卢跃刚公开致信共青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挑战中共管制媒体及其官员的霸道。卢跃刚在陈述自己写公开信的理由时说:赵勇的讲话表现出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小官僚的权力蛮横,“充满了教训、恐吓和无知。”他教训“中青人”要时刻牢记谁是《中国青年报》(以下简称“中青报”)的老板,他恐吓“谁要是不听话,随时随地可以滚蛋”,他无知于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新闻人的理想主义。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北大新闻系教授焦国标公开发表批判中宣部的长篇檄文,青年干部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教授公开致信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为“南都案”鸣不平。由此,也不能不让人想起作为中共党员和军医的蒋彦永先生,他在SARS危机期间和六四问题上的讲真话,已经被大陆民间视为良知英雄。想起老党员李锐先生在中共十六大期间曾公开提出政治改革和平反六四的建议;更想起了已故李慎之先生的开拓性作为,他作为体制内的部级离休官员,于一九九九年发表了引起巨大反响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标志着六四后沉默了十年的体制内异见的重新崛起。自慎之先生发声以来,体制内的异见声音就再未间断过。进入二○○四年,民间维权运动的一种令人欣慰的进展,就是体制内的著名知识人接连向中共的言论管制发出挑战,且有越来越大胆尖锐之势。

公开信透露的体制内信息

在此文中,我不想用更多的笔墨赞美卢跃刚的良知勇气和专业素养,因为公开信本身比任何其它赞美都有力量。我更想谈论该公开信所显示出的极为丰富的体制内信息:从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开始,中青报的从业者们如何自发地以实际行动参与新闻体制改革,比较深地介入了八九运动,而团中央几代书记处又如何尽量保护出格言论,以便把来自更高层的问罪对青年报造成的伤害降至最低。这说明了中共体制并非铁板一块,官员们也并非全都如赵勇那般蛮横无知,而是早已开始了内部分化,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也决不可小视。

该信透露的信息与我的八九记忆基本吻合。

在八九运动期间,团中央系统及其中青报基本站在支持学生的一边:一,五月四日,北京新闻界曾有过一次要求新闻自由的著名大游行,公开打出“不要逼我们造谣”的横幅,并与学生的五四大游行队伍汇合,一起向新闻出版署递交“要求新闻自由和制定新闻法的公开信”,当时在信上签名的新闻人高达一千一百多人,参与其中的“中青人”不在少数;二,请愿过后的五月十一日,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来到中青报,就中国新闻体制改革问题与“中青人”对话。此次对话与袁木等人同学生的对话完全不同,在知识界和学生中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成为八九运动期间官民良性互动的象征性事件;三,学生绝食后,中青报又是少数几家不断发出来自广场现场报道的报纸;六四屠杀后,中青报人又参与了抗议活动。可以说,八九运动期间的中青报是践行新闻独立的先锋,用当时中青新闻人的话说:我们第一次体验到做新闻的兴奋和责任。

六四后,按中共的体制逻辑,中青报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被定为“背叛党中央、支持动乱”也不为过,必将成为媒体界被整肃的重灾区。然而,即便在人人过关的大清查中,团中央高层也对中青报进行了保护,那些积极介入八九运动的中青新闻人得以继续留在报社中,并在九十年代成为中央级新闻单位中的开明报纸。卢跃刚等“中青人”也逐渐成长为大陆的著名记者。

对此,卢跃刚在信中回忆:“十五年前,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就是在六楼大会议室阁下讲话的地方,前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来中国青年报就中国新闻体制改革问题与青年报人对话,而且当时无论是代表新闻界与中共中央高层对话,还是广场现场的报道,后来被定性为‘政治导向错误’,问题严不严重?那时的团中央领导如果想投机或者自保,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对中国青年报高层和中层干部‘落井下石’,而且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反弹。团中央没那么做。‘六四’开枪以后,团中央一位主管书记来报社看望大家,也是在六楼大会议室发表讲话。我忍不住想先告诉阁下讲话的效果,那次讲话后,奇迹般地消除了青年报人对团中央的某些疑虑和抵触情绪,将心比心,互相理解,使得青年报人能在国难当头又前途难卜的情况下,与团中央风雨同舟,和衷共济。”

上级和下级默契中渡过难关

由此,我们能够看到推动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主要机制:首先是优秀新闻人的新闻良知和职业素质,他们对新闻自由的不懈追求和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为中国的新闻改革提供了持续的内在动力;其次是党内开明官员的支持和保护所提供的外在动力,对新闻人的自发努力,他们在环境宽松时予以鼓励和支持,而在环境险恶时给予尽可能的保护。正是两种力量的良性互动,才成全了一种在灰色区域内扩展半吊子新闻独立和民间立场的局面。新闻人是通过“打擦边球”、“先斩后奏”的方式扩展言论空间,主管单位的官员以“阳奉阴违”,“重检讨而轻处罚”、“下不为例”等方式来保护下属,上级和下级就在这样的默契中安渡大难关。

这样的互动也表现在八十年代的其它媒体上。比如以刘宾雁、王若水、胡绩伟、钦本立、戈扬等老一代为代表的新闻业者,他们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对言论开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开拓作用。在他们的主持下,《人民日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成为领思想解放风气之先的传媒重镇。他们发动并参与了关于传媒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大讨论,为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大声疾呼,开启了媒体角色的历史性转变,即由“党的喉舌”向“人民代言人”转变。特别是《世界经济导报》,更是引领言论自由和政治改革之潮流的佼佼者。该报在中共十三大后,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知识分子大声呼吁政改的文章,又在一九八九年的多事之春,组织悼念胡耀邦的讨论会,积极介入伟大的八九运动。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新闻改革的有功之臣,一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内在新闻良知的觉醒,二是由于党内高层开明派所主导的改革大势以及对他们的具体保护。反自由化之前是胡耀邦、朱厚泽的保护,反自由化之后是赵紫阳的保护。而在六四之后,这些失去高层保护的优秀新闻人,不得不为坚守新闻良知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或至今流亡国外,或被排挤到边缘和受到监控。遭遇最为悲壮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八九运动初期即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强行查封,编辑部人员也先后受到严厉整肃,主编钦本立在病床上被开除党籍并悒郁而终,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至今流亡美国。

中国新闻史的迫害个案

试想,如果当年的上海高层也像团中央的高层一样,不是落井下石而是雪中送炭,或者采取稍微柔和一点的处理方式,比如,不在钦本立先生的病床前宣读整肃决定,《世界经济导报》及其报人的命运决不会如此悲惨。然而,八九期间上海市委的作为,也已经作为新闻迫害的典型个案而载入中国新闻史。

最近,广东高层对开明报纸《南方都市报》的严厉打压,也破坏了以前的历届广东高层保护开明媒体的一贯政策,而使经过多年积累才建立起民间声誉的南方报业集团遭遇了接二连三的严厉整肃。特别是对《南方都市报》的整肃极为卑鄙和凶狠,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整肃”的传统范围,而开始进行司法构陷,不但扼杀了报纸本身的开明取向、瘫痪了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阻止了媒体改革的进程,而且把有良知有能力的优秀新闻人打入黑牢,是对本来就稀缺的新闻人才的严重戕害,也是对民众知情权的肆意剥夺,再次创下了地方当局打压本地媒体和迫害人权的恶劣先例。

颠覆“官本位”的意识

在“喉舌”角色的束缚下,中国的严肃媒体如何追求新闻独立和民间立场,如何在新闻的“人民性”和“党性”之间、“第四权力”和“御用喉舌”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微妙而危险的平衡中,尽量淡化“喉舌”色彩而加重“独立”、“民间”的色彩,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人的最大苦恼,也是对新闻人的良知和智慧的考验:即在既定的外部环境下,如何把新闻做到最好。在新闻人的自发努力和开明官员的保护之间,前者提供改革动力,后者提供宽松环境。媒体人越是具有骨气和智慧,越敢于巧妙地向蛮横的言论管制说“不”,越能够利用专业特点成为“打擦边球”的高手,开明官员的保护就越有抵挡蛮横力量的底气。

卢跃刚敢于公开叫板主管部门的常务书记赵勇的深层自信,从正面说,来自他本人的新闻良知和历史责任感,也来自报社同仁的民意支持,更来自中国必将走上新闻自由之路的大势,甚至来自新闻人对开明官员的期待。从反面说,则来自对失道寡助的“小官僚”那种霸道面孔的蔑视。比如,公开信的遣词造句中,透出了一种颠覆“官本位”意识和不屈从于“官本位现实”的力量,一种新闻人的内在自信和内心明亮:作为无权者,我们虽然无法阻止整肃报社、撤职甚至开除,但新闻人起码可以向强权者发出这样的警告──制度的蛮横和邪恶在道义上决不能畅通无阻,官员个人的作恶也要付出长远的名誉代价,历史的耻辱柱上已经为所有作恶者准备好了位置。

正如卢跃刚在信中所言:“总结起来,我们无非是在大动荡时期头脑冷静,坚持了职业的标准和操守,坚持了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该有的角色。当然,还有一点私心,就是不愿意在历史的进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恶劣的记录,哪怕我们可以在‘工具’和‘喉舌’的挡箭牌下不承当任何个人的责任。其实,这不仅是个人的职业准则,也是社会道义的要求,更是对历史后果的警惕。”

新闻人反对新闻管制的象征

如果联系到自去年崛起的民间维权运动,卢跃刚致赵勇的公开信,就不仅仅是一个报社的一个记者对其主管官员的不满和抨击,而是大陆新闻人反对新闻管制和追求新闻自由的象征,是整个民间维权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再次凸现了“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

所以,即便是精于为官之道的高官们,在面对其下属们讲话时,类似赵勇这样蛮横而弱智的官员,也已经不多见了,所谓“不干脏活”已经成为当下官场的潜规则之一。现在,因卢的公开信,过去在民间默默无闻的赵勇先生,真的出名了。卢信在多个民间网站上皆有极高的点击率,多个民间网站上出现了赵勇的照片,90%以上的跟贴是对卢的支持、褒扬和对赵的反对、贬损。于是,“干脏活”的小官僚赵勇,通过进入公共视野而被录入中国当代新闻史的“丑闻录”中。

作为由团中央主管的报纸的一名记者,卢跃刚与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相比,显然是“无权者”。然而,“无权者的权力”──活在真实中的道义正当性和良知勇气──正是民间维权的最大资源。反抗强权和捍卫自由的民间勇气,既来自个人良知的示范,更来自个体之间的相互激励,才能形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民间正气。它不是任何有形的物质富有,而是无形的精神源泉,是践行“天地良心”的道义力量。

全民齐挖体制墙角

这是正统意识形态失效的暧昧而灰色的时代,一党天下的僵化表层之下,涌动着、沸腾着日益多元化的个人、集团、阶层,他们的利益诉求,或多或少,皆与党的核心利益不相协调;也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或直接喊出来,或隐讳说出来。官员们在私下的或单位内部等场合讲话时,也大都放下官腔,起码要在言词上尽量显得实在点儿、贴近民间趣味点儿。所谓“官场说鬼话,民间说人话”,已经普遍地成为中共官员的生存方式。官员们的这种两面神面孔,与大陆百姓“公开说鬼话,私下说人话”的分裂人格,恰恰具有转型期的一致性:一个正式规则无效而潜规则大行其道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经济利益和价值趣味日趋多元化,中共体制的核心价值已经在人们的灵魂中腐烂,全民齐挖体制墙角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所以,即便在官府内和体制内,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生态,比如,在中共党内,开明派和保守派的分化始于九十年代,同为中共的党魁,胡耀邦、赵紫阳完全不同于江泽民,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甚至新上台的胡温与前任江朱的不同也很明显。同样的广东省委,前几届省委书记和现任省委书记对本省的开明报刊的态度就完全不同;同样的团中央书记,前几任书记与现任的赵勇对中青报的态度就有很大差别。

民间力量不断扩张

也就是说,转型时期的中国,不但民间与官府之间的分殊日益明显,民间力量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回旋余地,而且体制内的任何层次和任何单位也不再是铁板一块,观念新、能力强和勇气大的体制内人士,不仅可以在体制外赢得民间的尊重,而且在体制内也能赢得同仁的尊重,从而通过突破体制限制来不断开拓体制内的言论空间,来推动整个民间维权的持续扩张。而官方的打压恰好是对被迫害者的道义成全。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更给民间话语空间的拓展如虎添翼,即便官方下达再严厉的禁令和投入再多的资源,也无法有效地抑制网络民间的成长。而网络民间的急遽发展又对非网络媒体形成道义和效益的双重压力,推动着整个中国媒体的自发改革。

在此大势所趋之下,网管对民间网站和网络议政的睁眼闭眼,开明官员容忍几张走在前列的报刊,保护其在夹缝中求改革的开明取向和探索精神,鼓励优秀新闻人对言论自由和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实在是多方受益的大好事:有利于民间的知情和表达,以便缓解民怨和了解民意;有利于新闻舆论对权力滥用的监督和对人权迫害的舆论救济,使媒体越来越接近于“第四权力”的境界;有利于全国的媒体改革和优秀新闻人才的造就,加速中国走向新闻自由的步伐;而这一切,也必然有利于中国及胡温体制的良性运行和国际形象。

如果只看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顽固立场,就会对中国的前途充满悲观的失望,但如果还看到涌动着民间动力,就有理由对中国的自由未来抱有乐观的希望。尽管,大陆民间力量还处于分散状态,其扩张也离自治化组织化的独立民间社会还有不小的距离,确实还无法积蓄起足以改变独裁秩序的力量,也无法阻止现政权所实施的恐怖政治,然而,民间力量的不断扩张,起码可以增加现政权维护独裁和进行镇压的成本,“按下葫芦冒出瓢”的分散性反抗,足以使现政权感到力不从心。

维持独裁统治成本越来越巨大

在社会资源越来越流向民间的私有化大势之下,在民间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时代,不断扩张的民间维权运动此起彼伏。所以,这个连自己的官员都不再相信主旋律的政权,根本支付不起镇压的巨大成本,特别是对来自底层的民众上访、请愿、游行,以及地下基督教运动和法轮功等民间信仰的迅猛扩张,中共现政权已经无法动员足够的社会资源来彻底剿灭,而只能在力不从心的无可奈何之中睁眼闭眼。何况,共产极权体制的整体性崩溃和中国经济对西方市场依赖日深,也使中共的每一次大镇压皆要支付巨大的国际成本。这方面的大教训,先是六四大屠杀,接着是镇压法轮功,自由国家的人权外交所施加的压力,至今仍然令中共头痛不已。

现在,中共对于异见者的迫害,既败坏政权形象,又成全了被迫害者的道义声誉,不断造就新的著名异见人士,所以,支付不起大面积镇压和长期关押著名人士的中共,也就只能玩弄捉放游戏。比如,中共政权想用关押蒋彦永老人来震慑说真话的民间潮流,但它就连长期关押一个蒋彦永的成本都支付不起,也就更支付不起关押更多的体制内异见者的成本了。从焦国标到卢跃刚的大胆直言就是明证;它能逮捕几个网络政论家、关闭网站和监控网络言论,但它无法彻底封杀网络上的议政和维权;它能制造臭名昭著的“南都案”,但它无法阻止民间社会对“南都案”的质疑、抗议,也无法威慑其它新闻人从此闭嘴;它能捣毁民间的多座教堂和关押众多传教人,但它无力捣毁民间所有教堂和逮捕所有传教人及其信徒;它能让法轮功在国内无声,但它无法阻止法轮功发动的国际性维权运动;它能无数次地堵截底层上访者,但上访者反而越来越多……在此大势之下,如果中共执迷不悟,固守跛足改革和一直采取镇压政策,民间维权运动的持续积累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就将使其难以支付以恐怖和收买来维持独裁统治的越来越巨大的成本,最终必将因透支而破产。

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杂志2004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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