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体制内异见力量不再沉默

一、2004年,体制内异见的崛起

2004年8月11日,中共最大的纸媒体喉舌《人民日报》所属“人民网”,发表了中共福建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的投书《县委书记穿防弹衣上班》。该投书痛陈:他在查处其辖区内的腐败案件时,既受黑社会威胁,又遭上级压制,在他积极反腐败的六年时间里,他上下班和外出的时候,居然不得不身穿“防弹衣”。

(一)黄金高事件的意义

在中共现政权高调反腐败之时,黄金高的反腐投书可谓戳穿中共“反腐秀”的重磅炸弹,一旦见诸于“人民网”,立即被各大网站转载,引发出网络民意的巨大回响。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官方网站迅速辟出专栏,让网民对此投书“畅所欲言”;《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郑州晚报》、《南方都市报》等纸媒,也在第二天、第三天内纷纷跟进,或发表评论文章、或追访黄金高本人、或采访福建省有关部门,由此形成一股巨大“公共舆论潮”。中共最大的电视喉舌中央电视台沉默了几天之后,于8月16日的《今日说法》栏目播出专题“让法律成为防弹衣”。该专题由黄金高寻求社会舆论保护入手,谈及对反腐人士的法律保护问题。黄金高的信也在各级纪检部门内部引起震动,中纪委内部网站也进行转载和讨论。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12日在《新京报》上撰文指出:“投书事件”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当地官场的政治生态环境很严峻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在“官商勾结”组成的“腐败利益集团”非常猖狂的背景下发生的,必须坚决打击、彻底清除。

反映真实民意的网络舆论,更对黄金高给予了罕见的支持。有媒体统计,在“反腐信”上网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至少有10万多网民声援黄金高。《南方都市报》派往福州市采访的记者报道说:福州市市民普遍支持黄金高的信,但也为他的前途和安全担心。一位离休老干部说:我以一个有着半个多世纪党龄的老党员的党性保证,黄金高绝对是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县委书记,只是生不逢时,让他担当了本不必担当的,才使他成了“反腐书记”、“反腐英雄”。如果中国共产党连这样正直的县委书记都保不了,就太让全国6000多万共产党员寒心了。但愿老天爷能保佑黄金高书记性命无虞。

黄金高作为中共体制内的“县太爷”,他的投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方式上,都是对现行的黑箱体制的尖锐挑战,无怪乎福州市委为此召开干部会议,给黄金高扣上一系列吓人的大帽子:“黄金高的行为属于政治斗争,是个人行为”,“不讲政治、不顾大局,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不懂法律、目无法纪,擅自弄权”:“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用党组织之功为自己涂金”:“用扮演反黑英雄来掩盖自己失职”:“年随身防弹衣,纯系子虚乌有,是编造威胁,欺骗舆论、自我炒作”等等,甚至把黄金高事件上纲上线为敌对行为:“其行为的直接后果是为西方敌对势力、台湾敌对势力、民运分子等利用,引发了社会政治不稳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要求全市官员“面对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与省委、市委保持高度一致,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牢记使命、守土有责,以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把福州的工作做好,维护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不让西方敌对势力、台湾敌对势力、海外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妄图搞乱福州进而搞乱福建、搞乱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图谋得逞。”

黄金高事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信中所揭露的黑暗真相,更在于投书者是县委书记这一体制内身份,以及“人民网”这一最大的体制内网络媒体,它开始突破官场内部监督的潜规则,而诉诸于公开化的舆论监督。如果没有现任县委书记的身份,“人民网”不一定会发表这样的投书,投书发表后也不见得有这么大的反响。黄金高和“人民网”的体制内身份,为网络民意与体制内的传统媒体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契机。

由此可见,在反腐败等民众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上,体制内的黑箱监督已经基本无效,而体制外的网络舆论监督的效果日益凸现,特别是近年来,网络舆论作为一种体制外的自发监督机制,对权力腐败构成了越来越有效的压力。所以,这种自发的体制外舆论监督的巨大效力,也使体制内的清官们得到有益的启示,反腐败在得不到体制内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就转而求助于社会舆论,有意利用公共舆论这一有效的监督工具,不再仅仅依靠体制内的党委、纪委、政法委、反贪局、检察院、公安局、监察部等机构,而且还求助于网络媒体和其他媒体,也就是求助于公共舆论所形成的体制外的舆论监督。尽管,这样的监督离独立舆论监督的制度化还有遥远的距离,但它对于推动体制外的权力监督机制的逐步形成则具有开创性意义。

(二)体制内异见的崛起

黄金高的体制内异见所引发出的巨大舆论反响,不能不让我联系到今年的体制内异见:

大陆著名记者卢跃刚发表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在境内外舆论中引起巨大反响。与卢跃刚的几十万字的新闻性力作《大国寡民》相比,该公开信虽然只有一万多字,但给我的感觉却是厚积薄发,是长期积累在心中垒块的不吐不快的喷薄。在仍然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该信的大胆、直率、尖锐,涉及问题之敏感,对官本位现实之蔑视,皆开中共媒体内的异见之先河。

军医兼中共党员的蒋彦永先生,继他在SARS危机中“向自己的国家说真话”之后,再次以自身的亲历写信给中共高层,呼吁尽快为六四正名,此义举引领了六四十五周年纪念的全球浪潮。蒋先生因此而失去人身自由五十天,再次引发世界性的抗议浪潮。中共政权在国内外声讨声浪的道义压力下,不得不释放蒋先生。

北大新闻系副教授焦国标发表三万字檄文《讨伐中宣部》,也曾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之一。此前,著名戏剧家沙叶新也写出过批判党文化的系列檄文《宣传文化》,该文一经上网便成为广为流传的名篇。

青年干部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中国改革》杂志的记者赵岩等人分别致信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为“南都案”中的优秀新闻人伸冤;众多体制内的记者、作家、学者也纷纷联名为“南都人”鸣冤;三位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吴南生和林若,也公开质疑对“南都案”的判决,要求现任广东省委能够善待优秀的媒体及其新闻人。正是在体制内外的联合压力下,广州市法院先是在二审中大幅度为俞华峰和李英民二人减刑,分别由12年和11年减至8年和6年,随后又于8月27日释放了总编辑程益中。

在中共有关部门下令封杀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吴思的《血酬定律》和余杰的《铁与犁》等书籍之后,终于有被封杀的作者站出来抗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于7月16日发表公开声明,抗议中共有关部门封杀他的著作《把自由给你爱的人》。茅老首开体制内人士抗议言论封杀制度的先河。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女士、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等人,不但关注过孙志刚和黄静的冤死,关注过刘荻的冤狱,还在六四十五周年之际,公开联名向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表达敬意。

……

2004年,体制内异见的崛起,正在成为民间维权的新现象。

如果说,2003年是“民间维权年”,那么,2004年就是“体制内异见崛起年”,这也让人联想到改革以来,一系列体制内异见者对推动中国改革的贡献和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二、八十年代的体制内异见

提到大陆的异见,人们首先想起的是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或民运人士,比如流亡境外的民主墙一代、天安门一代等人,留在国内的,有至今仍然在狱中的众多异见人士,有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有以鲍彤和张祖桦为代表的从中共官方分离出来的异见者,还有许多持不同见者群体。六四之后,尽管中共从未放松过镇压,许多著名的异见者被迫流亡,但大陆本土的体制外异见者仍然不断发声,人数也在逐步增加。特别是年轻一代自由主义知识人中的许多人,或自愿或被迫地离开体制庇护而变成体制外异见者,比如,杨子立等新青年学会四君子,余杰、王怡、任不寐、余世存、杜导斌、胡佳、赵达功等人,这股新生力量越来越成为体制外异见的主体,他们的网文,无论在知识界还是在一般网民中,都具有较大的号召力,他们还敢于践行自由信念,积极参与敏感的政治性民间维权,已经成为网络维权的中坚力量。

然而,如果我们追溯改革以来大陆异见者的成长过程,体制内异见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虽然,七十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今天》文学、贵州野草社、1980年的北京高校竞选活动和八十年代的陈子明、王军涛主持的社经所,具有体制外异见的性质,但其社会声望和实际影响远不如当时的体制内异见。比如,七十年代末,著名记者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作为体制内异见的代表,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超过当时的任何人文类作品;八十年代,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方励之的异见,在中青年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的广泛影响,甚至激发出八六年的学潮。由苏晓康等人创作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借助于大众传媒的力量而变成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最强音。可以说,在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复、朱厚泽、鲍彤等党内开明派的支持和保护下,作为体制内异见的启蒙派知识分子群体,是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中最为活跃、也最有影响的主导力量。他们不仅主导过八十年代的改革大局和思想启蒙,而且他们在六四后也由体制内转化为体制外异见群体的主体。

(一)何谓体制内异见

回顾八十年代的中国,也许,我把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胡继伟、吴祖光、李洪林、苏绍智、严家其、包遵信、许良英、白桦、金观涛、刘再复等启蒙派知识分子视为体制内异见者,不会有太大的歧义;但把以胡耀邦、赵紫阳、鲍彤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称为体制内异见,肯定会引来不同的意见。所以,需要做一点必要的解释。

在我看来,体制内异见是相对于体制内正统而言,并特指体制内的“开明派”或“民主派”,也就是体制内的那些信仰自由民主且能够实际地践行这种信仰的人士。当然,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复杂性,使现实中的体制内异见者不可能都是纯粹的自由民主派,比如,在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上,胡耀邦就不如赵紫阳开明,但至少可以大致确定如下标准:在中国,体制内的正统与异见的核心分歧有三方面:1、在文明模式或政治制度的最终选择上,是“坚守一党独裁而反对自由民主”还是“拒绝一党独裁而拥抱自由民主”。2、在改革战略上的选择上,是“只经改而不政改”还是“同时推动经改和政改”。3、不仅在信念上认同以上两点,而且在行动上能够推进中国的社会转型向着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说,相对于坚持“一党独裁”、“四个坚持”、“跛足改革”和“民主集中制”的体制内力量而言,凡是在制度的最终选择上拒绝一党独裁而接受民主宪政、在改革战略上坚持政改与经改同步共进、并把自由民主作为中国转型的未来方向的党内人士,完全可以视之为“体制内异见”。

众所周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独裁体制是中共的绝对正统,1957年“反右”及1959年的“反右倾”,是中共正统对体制内异见的第一次大清洗,五十五万右派和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整肃。接着是文革,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曾经作为党内最大走资派被打倒。然而,毛派和刘派之间的斗争,不同于此前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才是对体制内异见的镇压,针对的是批判“党天下”的民主党派和知识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皆是反右运动的罪魁。而文革的实质是党内高层的争权夺利,毛、刘之间的分歧仅仅是局部策略的歧途,而决非价值观上、制度选择上的根本冲突。毋宁说,毛、刘在维护一党独裁体制上是绝对一致的,所谓的“刘邓路线”,不过是毛泽东为清除政敌所寻找的借口而已。

(二)邓小平改革的保守性

作为毛泽东政治迫害的幸存者代表,邓小平在文革后复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对党内“凡是派”(毛派),为此发动了“平反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然而,邓小平并不能算作体制内异见者。因为,邓的清算文革和平反冤假错案,主要是基于他收买民意和巩固权力的政治需要,并使当年被打倒的特权者们重新获得特权,如同当年毛泽东要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力而打到刘邓一样,而绝非真的要清算毛时代的罪恶。所以,邓小平仍然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老套来解释1949年以来的历史罪恶,揪出“四人帮”等几个替罪羊来承担体制性罪责。换言之,文革后对毛时代的历史罪恶和冤假错案的清算,离还原历史真相和揭示灾难的制度根源相距甚远,政权及其权贵们非但没有出面承担罪责,而且政权性质也没有实质性改变,恰恰相反,清算和平反变成了官方主导的机会主义权谋的成功实施,新权贵们只做了统治策略的权宜性调整,就再次变成正义的化身。当时的绝大多数受害者,包括那些曾经屡受迫害的各类精英们,一朝被平反,便把赞歌唱,大都专注于为改革开放鼓与呼,臣民们终于等来了“青天再世”,哪有不“谢主龙恩”之理!

虽然,从个人恩怨的角度讲,邓对毛绝无好感,但从体制选择的角度讲,以邓小平为首的新权贵根本不想放弃毛泽东体制,致使清算和平反皆是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进行,很少有真正的民间见证的出现。平反的第一受益者,也都是毛时代的落魄的中共权贵,他们在文革后纷纷恢复了特权。所以,当邓的权力巩固之后,他马上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镇压向邓的权威提出挑战的西单民主墙运动,重判魏京生、徐文立、任婉町、刘青等异见者。而且,在邓的权力基本稳定后,犯下了滔天罪恶的毛泽东政权就轻易地被原谅了,当局就以中共中央决议的形式为毛时代盖棺论定,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统地位,中止了非毛化过程。对毛泽东罪恶的清算,还未开始,就已结束。

所以,直到八九运动发生,民间也再没有出现对邓政权合法性的强有力挑战。也就是说,改革之初得到万众欢呼的平反大潮,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荒谬悖论:作为罪恶的主要根源的独裁体制本身得以轻易逃脱被追究,新的独裁者们还得到万众拥戴;而受难最深重的民间,理应具有见证历史和讨还正义的充分正当性,但民间却把见证历史和主持公道的主导权无条件地交给了制造罪恶的政权,任其歪曲、阉割、遮掩、篡改和装扮中国当代史。

讨还正义的道义正当性被赋予践踏正义的独裁党,受害者获得解放的功绩也全部归功于那些曾经参与制造罪恶的独裁者们,任其垄断历史见证和主持正义的权力,使其在封锁主要罪恶的同时,也把全部“政绩”据为己有,在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上接受“小平您好”的拥戴。

所以,邓小平要连续发动针对体制内异见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直致对八九运动的血腥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

(三)党内异见者的开明性

以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鲍彤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其价值观及其制度选择完全不同于“四个坚持”的正统意识形态,而是中共第一代具有现代政治视野的领导人,其执政理念和改革战略也与党内保守派完全不同。他们在掌权时期,确定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向,赵紫阳力主的浙江“温州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

所以,他们力主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同步共进,胡耀邦在1983年就提出“全面改革”的主张,赵紫阳主持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智囊机构,并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政治改革的七项措施,确立了“政企分开”、“党政分离”和“民主与法制秩序”的政改方向,使八十年代后期成为最有希望扭转跛足改革的时期。对此,当时领导政治改革智囊班子的鲍彤先生、以及参与智囊班子的吴国光先生,皆有具体而生动的回忆。(参见: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香港《开放》2004年6月号;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7年版)

所以,他们能够容忍政治异见和推动新闻改革,成为保护体制内异见和抵制党内保守势力的中流砥柱。早在邓小平镇压西单民主墙时期,胡耀邦就力所能及地保护过一些“西单民主墙人士”,容忍过1980年北京各高校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在极左派打压启蒙派知识界的“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中,他们也尽其所能地对启蒙派知识分子给予了及时的保护,胡赵联手中止了“清污运动”,赵紫阳只身防止了“反自由化运动”的无限扩大。对此,刘宾雁、王若水、胡继伟、秦川等人皆有回忆。甚至,在刘宾雁的记忆中,即便在毛泽东时代,胡耀邦也“曾甘冒风险极力保护过《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和普通编辑、记者”(参见:刘宾雁《卢跃刚破天荒的挑战》,香港《争鸣》月刊,2004年8月号;秦川《1983年风云中的耀邦》,收入《怀念耀邦?第一集》,凌天出版社1999年版;胡继伟《胡耀邦与刘宾雁》;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等)。

所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新正统与胡赵为代表的党内异见之间的冲突,终于在两次学潮中发展为公开决裂。党内开明派为坚持不同于邓小平新正统的政治异见而付出了巨大代价。先是胡耀邦因对“清污”的反感和对1986年学潮的容忍,被邓小平以人治手腕逼下台。接着,在如何对待八九运动上的巨大分歧,赵紫阳、鲍彤等一大批党内高层政治异见者遭到严厉整肃。八九运动后期,赵紫阳失去实权,鲍彤也受到严密监控。六四后,赵紫阳被控以“支持动乱和分裂党中央”的罪名,赵派高官及其智囊班子“三所一会”的成员,或被撤职处分,或被逮捕判刑,或流亡海外,而留在国内的大都被边缘化。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由体制内开明派转变为体制外著名异见者,其中,曾任中央委员、政治局政治秘书、体改所主任的鲍彤先生是老一代的代表,曾任团中央常委、中央机关团委书记的张祖桦先生是中年一代的代表。

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八十年代的体制内异见者主要由“右派群体”和“知青群体”中的知识人士构成,右派们在获得平反、知青们在由乡返城之后,许多人成为知名的作家、评论家、记者、学者,并在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中扮演主角。他们先后参与过“伤痕文学对歌德文学”、“朦胧诗、现代派、人学对延安文学、阶级文学”、“人道主义对阶级斗争”、“人民性对党性”、“人民代言人对党的喉舌”、“西化对传统”等思想大论战。《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中国青年报》、《深圳青年报》和《蛇口通讯报》等媒体,成为体制内异见的主要发言平台。在赵紫阳的庇护下,中央电视台还破例播放了政论专题片《河殇》,呼唤象征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蓝色文明,力挺推动政治改革的赵紫阳,引起全国性轰动。也是在赵紫阳的庇护下,在“反自由化”中被整肃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吴祖光等人,仅遭到开除党籍的组织惩罚,而没有身陷囹圄,这让他们在国内外赢得崇高声誉,其言论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知晓所接受。

1989年初,方励之先生致信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体制内知识分子群体马上予以呼应,先后联名发表了的两封公开信。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为良心犯公开发声。同时,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和陈奎德主编的《思想家》在京召开首发式,几乎汇集了全国主要的体制内异见人士,包括许多在反自由化中被整肃的知识分子。

当然,这些知识分子也为推动和坚持思想启蒙付出了代价。早在83年“清污运动”中,一批发表异见的作家和评论家受到批判,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许多著名体制内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六四后,体制内异见者大都遭到严厉的处罚,许多人流亡国外,一些人身陷囹圄。

可以说,如果没有体制内异见的开明导向和思想启蒙,“八九”运动是不可想象的。

2004年9月7日于北京家中

三、九十年代以来的体制内异见

六四后的知识界,在官方的恐怖和收买之下,确实在整体上陷于犬儒生存的泥潭,与八十年代相比,缺少了激情、勇气和担当,而更多聪明、世故和算计,许多当年投身于八九运动的知识分子,现在变成了高层智囊、体制内的教授、学者、新闻人、文化商人、身价上亿上千万上百万的富商,一些人还成为社会名流,有的兼任大公司的顾问或独立董事,有的进入官方的人大和政协。但仍在体制内坚持异见的一些知识人,却也少了一些浮躁和浅薄,多了一些冷静、深入和策略。

(一)九十年代中、前期的体制内异见

尽管,六四大屠杀使体制内异见群体遭受重创,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只见体制外异见活跃,但也使得体制内的异见,十五年来第一次公开,这是八九运动留给今日中国的重大政治遗产之一。最具象征性的就是丁子霖女士,她因公开说出六四屠杀真相而被开除出党,官方的打压反而逼出了“天安门母亲”群体,使丁子霖为代表的难属群体由体制内异见者变成了民间异见者。

借助邓小平南巡发起第二次经济改革,1992年,体制内异见又开始活跃,发表文章、召开座谈会,出版了《历史的潮流》和《反“左”备忘录》。这两部著作轰动一时而后被封杀,几乎汇集了所有体制内异见者的声音,是六四后体制内异见的第一次发声。

1994年,众多德高望重的体制内人士,签署由许良英先生发起、由学部委员王淦昌领衔的“纪念联合国宽容年”的公开信,签名者中包括杨宪益、吴祖光、楼适夷、周辅成、范岱年、王子嵩、王若水、汤一介、乐黛云等人。随之而来的镇压使体制内异见再次陷于沉默。1998年,邓小平死后的江朱体制正式亮相,体制内异见再次活跃,出现过极为短暂的“思想小阳春”,戴煌先生等人为农民曹海鑫怨案大声疾呼,李锐、李慎之、杜润生、朱厚泽、江平、吴敬琏、茅于轼、杜导正、吴江、王贵秀、何家栋等老一代,也不断呼吁政治改革……但在随后的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的恐怖下,体制内异见又陷于低谷。同时,在时松时紧的政治生态中,吴祖光、王若水、胡绩伟等人很少理会恐怖高压,在六四后一直坚持抨击时政。

(二)李慎之先生的示范作用

特别是值得记忆的是已故李慎之先生。在1998年至1999年的肃杀气氛中,慎之先生作为体制内的部级离休官员,不但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为大陆自由主义破题,而且于1999年发表了《风雨苍黄五十年》,以振聋发聩的巨大反响,标志着六四后长期沉默的体制内异见的重新崛起。

慎之先生的示范作用绝不可低估,自此以后,体制内的异见声音从未间断过,且有越来越大胆尖锐的趋势。一批中青年自由知识分子为体制内异见注入了后继有人的活力,刘军宁、徐友渔、秦晖、朱学勤、吴思、谢泳、何清涟、贺卫方、钱理群、沙叶新、周其仁、何光沪、仲大军,袁伟时、樊百华、张英洪、高华、杨奎松、张耀杰、崔卫平、艾晓明、黄钟,党国英、孙立平、于建嵘,萧瀚、顾则徐、许志永、腾彪等等……,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研究几乎涉及了大多数人文学领域,但是无论进入哪一个领域,他们大都能坚守自由主义立场,抨击时政和呼唤政改。他们把西方成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应用于解决大陆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在学理研究、历史清理、现实应对、常识普及和民间维权等方面,都有着超过八十年代的贡献。即便遭遇到程度不同的打压,也都没有沉默。

同时,在1998年短暂的“思想小阳春”时期,大陆文化界崛起了一批年轻的体制内异见者,其代表人物便是余杰。他的思想随笔《火与冰》风行一时,对六四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有着广泛的影响。正因为余杰的叛逆性过于激烈,导致他在研究生毕业后被中共作协下属的“现代文学馆”拒绝,余杰也由此逐渐脱离了体制而变成民间的自由知识分子。

与余杰命运相同的是青年自由知识分子王怡。任教于成都大学的王怡崛起于网络写作,通过一系列著名网文、做网站版主和创办《宪政论衡》的民间网站,也通过积极参与多次网络维权活动,王怡迅速成为年轻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又一代表。现在,王怡也遭到来自体制的打压,从停课、扣发工资、奖金到办不下来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护照。现在,尽管王怡并未被成都大学开除,但他与体制的联系仅仅是名义上的,他已经被成都大学彻底逐出讲坛,每月只能得到200元工资。所以,王怡已经由体制内异见者变成了民间知识分子。

2002年以来,民间维权运动出现令人欣慰的进展,无疑标志着体制内的著名人士正在走出恐怖政治的阴影,以内在的自信接连向中共发出尖锐的挑战。十六大期间,李锐先生公开提出启动政改、平反六四的建议,“建议书”发表于由前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主持的《炎黄春秋》上,李锐先生还为此接受了《21世纪环球报道》的独家专访;曾出任过广东省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任仲夷先生,也多次公开讲话批判跛足改革和呼吁政治改革;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先生等体制内人士,多次撰文论述政治改革的紧迫性;朱厚泽、江平、吴敬琏等多位体制内知名人士参与的民间修宪讨论,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SARS危机期间,老军医蒋彦永挺身而出,一举成为国内外舆论中的中国良心,经济学家吴敬琏也破例给蒋大夫以声援;今年2月24日,蒋彦永先生再次亮出说真话的良知,让全世界看到了他所亲历的六四屠杀真相。他在6月1日的失去人身自由,又引发了国内外的声援浪潮,国内外的压力使中共当局不得不在7月20日释放蒋先生。

同时,在围绕着孙志刚案、刘荻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南都案、李思怡案、福建及河北的万人罢免昏官案等的民间维权运动中,众多体制内的教授、学者、律师、新闻人参与其中。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和徐友渔先生,更是多次在敏感的政治性维权活动中公开签名,理工大学的胡星斗先生公开要求废除劳教恶法;继知名律师张思之和莫少平坚持为良心犯辩护之后,其他法律界人士和新闻人也频发异见。著名法学家贺卫方等人,年轻的律师浦志强、许志永、腾彪、朱久虎等人,积极介入了多起个案维权(如孙大午案、南都案、陈桂棣案等),使维权运动的法律份量大增。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律师俞梅荪、记者赵岩、学者张耀杰、律师李柏光等人积极介入福建和河北两地的农民维权,使知识分子的良知行动由对知识界维权的参与,扩展为对农民维权的参与。

21世纪的前几年,在知识界和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四本书全部出自体制内异见者的手笔。纪实类的三本书是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和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历史类的一本书是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现在,“潜规则”这一独创的概念,已经作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分析工具之一,进入学术研究、时政评论和网络发言之中。身任著名的《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吴思先生,也因其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解释而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

四、体制内异见的必然性

后极权社会来自极权统治在高层的自然蜕变,也来自底层社会的逐渐觉醒,二者的合力导致极权社会自身无法阻止的腐烂。波兰著名异见者米奇尼克论及八十年代的波兰时说:“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the power is still totalitarian),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反权威的造反——丹尼?科恩-邦迪访谈米奇尼克(1987)》崔卫平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向后极权社会转化的起点,甚至不是在毛泽东死后,而是始于林彪事件的震撼。极权者毛泽东虽然还在,但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怀疑毛泽东的暗潮,正是这种对毛式极权的社会性不满的暗中积累,才会酿成1976年民间自发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而毛泽东随后的自然死亡,加速了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崩溃和社会底层起而挣脱极权枷锁的过程。

在毛死后的后极权时代,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主要变化是:

1,政权虽然不再具有实施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及其能力,但独裁者们在既得利益和思想僵化的双重作用下,仍然要拼命维持毛式极权统治的最大遗产:一党专政体制。

2,统治者虽然依旧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奉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共产乌托邦的理想早已破灭,曾经有过的真诚信念已经沦为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统治工具,所以,独裁寡头们要不断对正统意识形态进行权宜性的调整(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再到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

3,现政权的统治效力走向了层层递减和力不从心的衰败。政权虽然还无法摆脱运动化口号化的统治惯性,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已经对运动和口号失去内在的热情,作为个体的官民也不再甘于充当政权的齿轮或螺丝钉,而已经变成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利禄之徒。

所以,后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内异见能够存在并坚持发声,实乃世界大势之遽变与中国发展之急需的互动结果,它标志着中国正处在一个由言论管制向言论自由的过渡期,此过渡期是由内外条件的合力促成的。

毛死后,体制内外要求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呼声完全一致,对外开放是学习和模仿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对内改革是汲取毛时代的惨痛教训而摸索新的现代化路径:毛泽东之所以让中国和国人付出超常的惨重代价,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不允许任何有违于他个人的权力意志的不同声音的生存,无论是党外的右派们,还是党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无论是高举造反旗帜的红卫兵,还是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们。所以,改革开放在意识形态领域始于“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必然释放出体制内外的异见。尽管,当朝权贵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统,但这个陈旧的道统已经得不到社会各阶层的道义认同。尽管,当朝权贵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对思想解放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收放策略,但每一次有限制的释放之后,当局意欲让释放出的异见完全收回已经绝无可能。于是,体制内外的异见就在这种不断的收放循环中累积下来,而且,在内外压力之下的不得不放,造成了异见的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在不断突破官方言禁的边界的同时,也在扩展着民间话语的空间。

尽管,八九前是政治改革最为活跃的时期,而六四后是政治改革基本停滞的时期,但体制内外异见的数量和质量却有着巨大差异:八九之前,体制内异见主要局限于精英范围内,异见发表的平台也是传统的官方媒体,境外媒体上的异见向大陆的传播受到种种限制,其影响面还很狭隘。但八九之后,首先是异见的数量迅猛增长,收听所谓“敌台”的普通百姓的人数剧增,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借助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异见的数量更得到超越性的增长,不仅精英们的异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表异见,互联网不但成为发表和传播异见的最佳工具,也成为制造新的著名异见人士的工具,以至于,网络异见变成了当下大陆的公共舆论的基础,现在活跃于大陆舆论界的许多著名网络写手,皆是互联网造就的新一代“网络意见领袖”。其次,异见的质量也有了八十年代难以想象的提升,比如,新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异见质量,已经远远超过八十年代崛起的那批自由知识分子的发言;再如,曾经引起过轰动效应的李慎之、李锐、焦国标和卢跃刚等人的言论,在立场的鲜明和思想的深度等方面,也都远远超过八十年代最开明的体制内异见。

虽然,独裁体制仍然存在于现实政治之中,但其政治合法性已经在人们心中腐烂,决无可能长时间地主宰中国的未来;虽然,自由宪政在现实中还无法兑现,却得到了民意的内心认同,中国未来在制度选择上的人心所向和大势所趋,必定要逐渐走向自由民主。特别是经过八九运动的正面启蒙和六四大屠杀的反面教训,人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公民权利已经逐步变成从农民、工人到商人、知识分子共同争取的目标,即便说是全民性目标也不过分。

这个过渡期的特征是:正统意识形态失效和恐怖统治威慑力下降的暧昧而灰色的时期,一党天下的僵化表层之下,涌动着、沸腾着日益多元化的个人、集团、阶层,他们的利益诉求,或多或少,皆与党的核心利益不相协调;也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或直接喊出来,或隐讳说出来。

也只有在这样的过渡期,那些不肯依附于当朝权贵的老党员和老干部,那些不肯说假话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才能生存下来并赢得国内外舆论的尊重。如果回到毛泽东的极权时代,他们绝无存在的可能,右派们和彭德怀们的命运就是明证。因为,毛泽东对党内异见的全盘诛杀,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时期,王明等亲苏派和王实味等异见知识分子的命运早已见证了毛式极权的极端霸道和残酷。

后极权时代的中国,让一部分人在物质上先富起来的同时,也让另一部分先知先觉且有勇气的人在言论上“先自由起来”——尽管这种自由仅仅是“半吊子自由”。正如吴思先生在《李锐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所言,在当下中国,“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近似‘贵族民主’或曰‘等级制民主’的格局。一部分人先‘公民’起来,有了比平民百姓更大的自由空间,比较多地享受了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这种格局是在双方斗智斗勇、用尽各自的招数之后形成的,是双方选定了最佳策略之后形成的。这是一种自发内生的格局,谁也不欠谁,谁也无奈谁,无须任何一方的恩典或谦让,就这样维持着稳定和均势。这种有等级制色彩的民主和自由的存在,也可以算作当代政治领域的潜规则。”

五、体制内异见的独特力量

体制内异见所受到的国内外舆论的关注程度,往往高于体制外异见,这在有些体制外异见者看来有欠公平:“同样的异见,体制外一直在说,说得比体制内尖锐直接,付出的个人代价也更大,却受不到足够的关注;而体制内某人偶尔发声,不必那么尖锐,也不必付出那么大的个人代价,却能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有的分析如是说。

然而,我以为,海内外舆论重视体制内异见,源于体制内异见不同于体制外异见的独特作用。

(一)体制内异见存在的本身,既标志中共体制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在日益分化,也会对中共政权的保守统治构成挑战和压力。

因为,体制内的分化,不只是各类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更是涉及到价值观的根本冲突。从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开始,从中共的最高层到最底层,体制内的开明派和保守派的分化已经涉及到大是大非——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关于改革的基本路径的选择——出现泾渭分明的歧途:当局还需要毛泽东亡灵的庇护,而体制内异见者却唾弃毛泽东亡灵;当局还要全力维护独裁体制,他们却一再批判独裁体制;当局要固守搁置政改的跛足改革,他们却坚持呼吁政治改革。

尽管在六四后,党内开明派基本被逐出决策层,但体制内异见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舆论压力的一部分延续至今。也正是由于要求政治改革的体制内异见的始终在场,才让固守跛足改革的中共高层,不但承受着来自体制外异见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也时刻感到来自体制内的压力。而且,从李慎之、李锐、蒋彦永、焦国标、卢跃刚、沙叶新等人的言论来看,体制内异见已经越来越与体制外异见趋同,如果仅从异见本身的价值取向上看,二者之间已经分不出你我,共同挑战独裁政权,共同扩张不同于官方主旋律之外的民间空间。这样的压力之于掌权者来说,应对起来远比对付体制外压力更为棘手。

(二)体制内异见是测试现政权的人心向背的最灵敏指标。

文革后期,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已经开始显现,最初的改革开放使这种危机稍有缓解,但跛足改革的弊端日益凸现,两极分化和腐败引发越来越深广的不满,体制内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所以才有八九运动的发生。六四大屠杀,使徒手市民和学生蹀血长街的同时,也击碎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中共现行制度的道义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不仅来自它在民间价值评判中的腐烂,更来自它在体制内人士心中的急剧贬值。就连中共官员们也只是基于利益驱动而拥戴现行制度,对一党独裁的正当性不再有信念上的确认。统治权力与政治权威之间、统治效力和政权合法性之间、强制的表面稳定与潜在的社会危机之间、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之间的巨大断裂,导致统治效力层层递减,民众的服从只是出于不得已,歌功颂德也大都是假意应付。异见者在体制内级别和社会声誉越高,就越能凸现现行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和管制失灵的广度和深度。人们会说:连老党员都不忠于中共政权,连老资格的党内高官都不再相信这个制度,而且都敢于公开抨击这个制度,难道它还能长得了吗?

(三)体制内异见更能够揭示被黑箱长期封锁的某些敏感内幕。

体制内异见者更了解体制黑幕后的内情,他们一旦公开发言,往往能够揭示外界难以了解的黑幕。这样的揭示,不仅令黑幕背后的中共政权极为尴尬,也会深化全社会对现政权及其黑箱制度的邪恶本质的认识。在八十年代,刘宾雁、苏晓康、戴晴等人的报告文学作品,在九十年代,李锐先生对“庐山会议”的回忆和对毛泽东批判,在2003年,李昌平先生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等著作,之所以皆能在当时引起社会的关注并成为舆论热点,就在于他们的文字揭出大量黑箱里的丑陋内幕。再如,蒋彦永先生如不是301医院的高阶军医,就不可能知道被现行政权隐瞒的SARS危机的真相;他为六四正名的上书,披露了他所亲历的救助六四死伤者的情况,以及中共高层在六四问题上的分歧;卢跃刚给赵勇的公开信,也披露了不少历届团中央如何管理“中青报”的内幕;黄金高的给“人民网”投书,更是披露腐败势力已经形成“官、商、匪”相互勾结的巨大网络,他们对反腐败的抵制和制肘的猖獗气焰,不但令党委书记一筹莫展,而且反腐书记的生命也时刻受到威胁。黄金高所披露的反腐败之艰难经历,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号称“朱青天”的前总理朱鎔基在反腐上的无可奈何。

显然,如果不是体制内异见人士的揭露,所有这些黑幕很难陆续爆光。

(四)体制内异见者享有比其他人更大的“半吊子言论自由”。

在当下中国,体制内异见者拥有其他异见者难以拥有的双重资源:既拥有体制内的制度及人脉资源,又拥有体制外的民间道义资源,二者的结合使之远比体制外异见者更具有得道多助的优势。首先,体制内异见者大都是具有一定党内地位和社会声望的知名人士,要么是老党员、老干部,要么是著名的教授、学者、作家、记者,他们在体制内外都有广泛的人际关系,而他们的政治身份、体制内位置及其资历,难于被官方定义为“敌对势力”。

其次,他们本身大都历经磨难,且具有做人的起码良知,所以,公开发表与体制要求完全不同的异见,是痛定思痛后的最后选择。更重要的是,觉醒之后的他们,大都不求官场上的功名利禄,而只求良心的安顿、对社会的尽责和民间的声誉。所以,他们也就自然不在乎体制的利诱和不太怕官府的威逼,而能够以大义凛然的公开言论对付阴暗委琐的威逼利诱。在良知和权力的较量中,见不得阳光的阴谋政治一旦面对看得见的公开良知,乌纱帽和其他既得利益也好,威胁打压也罢,这些体制用来进行要挟或收买的手段,也就失去了传统的优势及其主要效力。正如哈维尔所言:极权制度及其权势者最害怕“活在真实中”的“无权者的权力”。

最后,以往的资历、声望和现在的人格,又使他们虽身在体制内却在道义上享有广泛的国内外声誉,他们所具有的得道多助的道义优势令中共的打压理亏气瘪。所以,中共难以象对付体制外异见者那样对他们下手,这就使他们享有“反体制的特权或豁免权”。他们在体制内的资格越老、官场辈分越高、现在的社会声誉越好,也就越享有“说三道四的特权”。处置体制外知名异见者的先收监、再流放的传统手法,很难用于体制内著名异见者身上。他们的存在为官方打压出了一道难题:不整肃不行,害怕星火燎原的连锁效应;但整肃太狠也不行,害怕造就道义英雄和引来国内外的巨大道义压力。所以,中共现政权对体制内异见,基本处于束手无策的应对窘境中,无论是警告和劝诱,还是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其威慑作用日益下降。

中共整治体制内的著名异见人士,无非就是以下几招:

1,由党组织或单位领导出面来警告和劝诱他们,或通过对其亲人(妻子和父母)施加压力来降服他们。虽然,这一招极为流氓,因为顾及亲人的遭遇和感受是异见者的软肋,中共就是要冲着这个软肋下手。但由于现在的异见者家人基本上能够理解他们的言行,所以这些下流手腕,也已经基本不起作用。

2,对他们进行组织性或行政性的处罚(如开除党籍,降级、减工资、直到开除公职)。但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处罚,既无法为他们带来声誉损失,也无法威胁到他们的基本生活,因为离开体制就难以为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加之那些知名的体制内异见者大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和生存能力,不愁找不到饭碗,从而是“砸饭碗”的威慑效力越来越弱(比如,刘军宁被社科院开除,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主动接受了他;现代文学馆背弃合同、拒绝接收余杰,他却在受雇于一家国有企业)。

3,最后的一招就是刑事处罚,但把著名体制内异见者关进监狱,就等于最大道义成全。处罚越重,被处罚的异见者的声誉就越高,万一关出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对于现政权来说就是得不偿失的决策:诺贝尔和平奖乃世界公认的最高的道义奖励,具有着双重的象征性意义:该奖项对异见者的道义肯定就是独裁制度的道义否定。一个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进监狱的政权,就等于用高昂的政治成本在国际上宣判了自己的道义死刑,并造就出再也难以压制的政治反对派领袖。当然,独裁政权打压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并不太容易。但过于严厉的打压,起码会让自称坚持改革的现政权在国际上大大丢分,并把体制内异见者逼成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既没有了单位的内部控制一环,又可能引来更激烈的反抗,到头来还是会成倍地增加政权的统治成本。所以,中共对体制内异见者很少采取刑事处罚。

也就是说,体制内异见者群体已经成为现行体制的“烫手山芋”,极大地增加了中共镇压的难度和成本。

(五)体制内异见为整个社会的异见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激励和保护作用。

一个独裁社会的言论自由,大都开始于敢言者的以头撞墙,来自独裁体制内部的叛逆声音,具有更强的颠覆作用。身为前苏联导弹之父的萨哈洛夫,他的叛逆对极权体制的瓦解作用显然高于体制外异见者;身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的叛逆,导致了长达70年极权大厦的轰然坍塌。当下中国,体制内异见者的敢言而又相对安全的独特境遇,既在制度高墙上掘出一个突破言禁的洞,又为其他的敢言者提供一道护卫的屏障;既是对大众的启蒙,又对其他身份的良知未泯者提供道义示范。德高望重的体制内异见者越是大胆敢言,就越能带动中年一代,中年一代又可以带动青年一代,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真话英雄,代不乏人的连续积累,有助于民间社会的从无到有。在此意义上,民间希望出现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异见者,以便改善中国民间反对运动的严重缺陷:代际之间连续积累的断裂。

正处于后极权时代的中国,不但民间与官府之间的分殊日益明显,民间力量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回旋余地,体制外异见层出不穷、难以压制,体制内也不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异见不断出新,特别是那些观念新、能力强、声望高和勇气壮的体制内人士,不仅在体制外如鱼得水,而且在体制内也赢得了越来越大的言论空间。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格局的形成,使体制内异见者和体制内秩序党的社会声誉完全不同,在国内民间和国际舆论之评价之中,前者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和敬重,而后者遭到普遍的批评和鄙视。比如,六四屠杀和镇压法轮功等罪恶,已经成为现政权和手上沾血的高官们难以摆脱的梦魇;在SARS危机期间,说真话的老军医蒋彦永成为中国良知的象征,而向全世界撒谎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却沦为中共谎言制度的代表,这种天壤之别的道义褒贬,为体制内的其他官员们提供了正反面示范,向官员们施加着尽量别干“脏活”的道义压力。

(六)对“干脏活”的执行者施加被钉上耻辱柱的道义压力。

有权者道义日减,无权者道义日增,镇压者的恶行等于对被镇压者的道义成全,遂使民间道义对官府权力的博弈中的力量对比,越来越向民间道义倾斜。

所以,一个大权在握的政权,一个自称“永远伟光正”的执政党,对体制内外的异见的打压,却越来越采取秘密的地下方式;而各级官员们,也想尽量少干“脏活”,即便不得不干,也要尽量做到不把坏事做绝,以便为自己留有余地,已经普遍地成为体制内雇员的生存方式。其通常的作法是:

1,官员们大都具有两面神面孔:“官场说鬼话,民间说人话”,即便不能完全放下官腔,起码要在言词上尽量显得实在点儿、贴近民间趣味点儿。这与大陆百姓“公开说鬼话,私下说人话”的分裂人格,恰恰具有转型期的一致性——正式规则无效而潜规则大行其道。

2,不得不干脏活的人,往往把责任完全推给抽象的上级或组织,以便卸下或减少官员本人的责任。

3,不留下白纸黑字的作恶把柄,越来越采取口头打招呼或电话通知的方式。

4,负责意识形态管制的官员,尽量不针对具体个人的实施管制,不想得罪被整肃的具体对象。

5,向被整肃对象和亲朋好友解释不得已的苦衷。最通常的解释是“饭碗理论”:没办法,这是职业、饭碗,不干就丢饭碗。

在六四后的被捕者中,许多人违心地认过错,我本人也是其中之一,留下必须终身铭记和忏悔的耻辱。而在近些年入狱的异见者中,大多数人都能凛然面对中共的审判,新青年学会的四君子在法庭上的高贵表现,就是现在的异见者面对牢狱之灾的象征。

所以,六四后的李慎之先生敢说“不在刺刀下做官”;刘荻被捕后,杜导斌敢说“我愿陪刘荻坐牢”;杜导斌被捕后,王怡、赵达功敢说“我愿陪杜导斌坐牢”,北冥敢说“用我们的身体,填满他们的监狱”;发表讨伐中宣部的长篇檄文焦国标敢说“大不了回老家种地”;揭开反腐败黑幕的黄金高敢说:已经准备好了“回归农村种地。”……

所以,法轮功学员和地下基督徒,更因信仰的激励而坚持不屈不挠的抗争。法轮功信徒在被捕后仍然“真、善、忍”,出狱后仍然练功。

所以,被捕的基督教传道人们,在监狱里仍然向主祈祷,出狱后继续传道,并对警察说:“监狱不能让我背叛我的主,但我仍然乞求上帝宽恕你,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以至于,就连监管这些信仰者的某些警察,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是好人。

而这,正是未来的自由中国的真正希望。

2004年9月7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4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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