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0月18日重庆万州区爆发几万民众包围区政府的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之后，10月27日－31日，四川汉源发生了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民众集体冲击政府事件。因不满政府强制拆迁和官员黑箱作业，四川汉源县数万农民到大渡河瀑布沟电站静坐，阻止大坝截流，与武警冲突中有农民被打死，多人受伤；愤怒的农民和当地学生举行近十万人游行示威，冲击县政府。地方政府紧急调动万名武警包围汉源，再次引发严重警民冲突，据传有多人死亡，数人重伤。为防范事态扩大，当地交通、通讯被切断，网络被管控。
这两起大规模官民冲突，对于全力维持稳定和高歌繁荣的北京政权来说，的确是严峻挑战。而这种挑战之发生，一方面，官权过大和民权过小的独裁秩序下，权贵们对民众权益的诈取多么贪婪，官权对民权的剥夺和压制多么野蛮；另一方面，民众对官权及其权贵的积怨多么深厚和强烈，用“烈火干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特别是万州事件，起因看似偶然，而实乃愈演愈烈的官民对立之必然必然：正是长期压抑的民怨之突然爆发，一次小冲突才能酿成数万人的群体抗议运动。
由此可见，强权下的宏观稳定并不等于微观稳定，正如权贵资本主义下的经济高增长和少数人的暴富并不等于整体繁荣一样。即便抛开官场权争、官员腐败、职业操守败坏和执政能力下降的党内危机不谈，仅从民间的角度讲，个人性和群体性的民间维权运动，每天都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即便在官方最需要稳定的政治中心北京，在政治中心最具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激进的民间维权行动的多发地，多起自焚事件昭示出强权下的稳定是多么脆弱。
对于六四后十五年来的中国现状，西方国家大都既惊诧又困惑：经历了举世震惊的大屠杀的中国，何以能保持十五年的经济高增长和社会稳定？
的确，六四后的中国局势，使无数关于中共崩溃的预言破产，似乎失去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后极权时代的寡头独裁体制，只靠经济高增长的政绩和铁腕镇压就能基本上维持住社会稳定。然而，在官方全力标榜经济增长、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等政绩之时，经济上日益独立的个人及民间力量，其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对社会不公和自身苦难也越来越敏感，对官权压迫的承受力越来越低而反抗力越来越强，必然导致自发的民间维权运动日益高涨；与此同时，民间也正在形成相对独立的价值评判系统，官府的权力已经无法完全左右民间的道义评价，正是在这种独立于官方评价系统之外的民间道义标准，成就了越来越多的名扬海内外的大陆中国的道义英雄，比如丁子霖、蒋彦永、高耀杰、鲍彤等人。
如何看待民间力量的活跃、反抗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基于不同立场的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从独裁政权进行社会控制的有效性的角度看，事实上，对于全力维持社会稳定的中共政权来说，中国现状是“宏观稳定而微观动荡”，这种造成“微观动荡”的民间力量，在官方及其御用精英眼中，必定是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欲用镇压和收买相结合的手段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
然而，从民间自发秩序的持续扩张的角度看，无论是民间财富的增长还是弱势群体的反抗，无论是知识份子的言论维权还是民间道义英雄的不断出现，无论是互联网上的民间舆论还是传统媒体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在在展示着中国社会中最具正面意义的活力。官方及其御用智囊眼中的稳定隐患（如政治异见、大规模的群体维权和互联网议政等），恰恰是中国走向开放式的良性政治稳定的主要力量。换言之，批评政府的言论也好，群体性的街头政治也罢，只要是利益诉求的和平表达，本来皆是良性社会秩序的必要组成部份，允许和保障这种表达权利的社会，才是既具有持续的活力又能维持基本稳定的社会。
比如，西方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常见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并没有导致社会动乱。即便在华人世界的港、台两地，几十万人上街的大规模街头政治，也没有威胁到社会稳定。
如果一个政权仍然对民间自发的非暴力表达抱着草木皆兵的惊恐心态，把民间的非暴力的政见和利益表达视为有可能导致天下大乱的敌对行为，恰好说明这个政权的极端自私和社会的极端不稳定：
为了保住一党政权及其极少数权贵的私利，不惜依靠暴力、谎言和收买来维持稳定。而民众对强权制造的不公正的无奈忍受和恐怖秩序的建立，不是稳定而是积累动乱；不让表达导致的不敢表达，不是认同而是积累怨恨。
所以，独裁下的稳定，要么是万马齐喑和毫无活力的假稳定，要么是突然迸发的星火燎原之下的稳定灰烬。
所以，社会的各阶层共同要求反腐败反歧视反迫害反剥夺和争公正争民权争自由争民主的运动，最终都将指向反独裁而争宪政的政治改革。
2004年11月2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4.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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