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纪念邓小平歪曲历史
不可否认，谈论中国改革的历史，不能不谈邓小平，但也决不能只谈邓小平。然而，改革的历史只有二十多年，在许多当年的决策者和亲历者都还健在的情况下，中共现政权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歪曲历史。今年八月，由官方主导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仍然重复着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的造神运动，而对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对改革开放的巨大贡献则只字不提。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黄金时期，从高层改革派的角度看，驱动改革车轮的人物中，“邓、胡、赵”曾被公认为改革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政治改革和新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树立的“温州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指出了方向；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为政治改革提出的七项设想，也为中国的政治转型提供了最初的起点。更重要的是，胡、赵二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反改革运动的泛滥，保护了党内外的许多开明人士。
然而，被神化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从镇压“西单民主墙”开始就在政治上犯下一连串的重大错误：他为了与华国锋争权，先是为了获得民意支持而肯定“民主墙”，但当他的权力目标基本达到之后，他便翻脸不认人，不顾胡耀邦等开明派的反对，不但下令取缔了“民主墙”，而且逮捕民运先驱魏京生、徐文立、任畹町、刘青等人。同时，他提出臭名昭著的“四个坚持”，正是邓在政治上的保守，导致了后来他与胡耀邦、赵紫阳的分歧。于是，他先是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了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的含冤而死；胡之冤死又成为八九运动的导火线，引发出一场中共建政之后的最大民间反对运动。面对反腐败、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间自发运动，邓先是听信了李鹏等恶吏的误导性汇报，口述了强硬的“4.26社论”，把完全自发的学运诬蔑为由一小撮长胡子的人操纵“动乱”；为了缓解由“4.26社论”导致的官民对立，赵紫阳接连发表“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意欲通过对话来解决官民冲突。可以说，如果按照赵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当时的官民对立，八九运动决不会继续升级。但邓坚持“4.26社论”的错误，致使运动升级为“5.13”大绝食的抗争。接着，邓拒绝了赵的温和政策，执意动用枪杆子来对付徒手的学生和市民，在宣布军事戒严的同时，又故伎重演地罢免了赵紫阳，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为徒手民众与武装军人之间的对抗。最后又把“动乱”升级为“反革命暴乱”，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酿成了和平年代里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
改革的最初动力来自民间
现在，曾经靠垂枪听政且双手沾血的邓小平成了有功于八十年代改革的“唯一人”，而对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一位已经冤死了十五年，一位被软禁了十五年。这样的肉体消失还不算，现政权还要把两位前总书记的名字从历史上抹去。
从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经济这三大方面，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都并非开始于任何官方决策，而是来自城市的民间和农村底层。只不过，来自民间的自发要求和行动得到了高层改革派的默认。
在政治上，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着社会变革。一九七六年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出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要求结束文革和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公开的响亮呐喊；接着，“西单民主墙”运动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并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说，“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为邓小平的重掌最高权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基层农村的自治性民主试验的最初发源，绝非中共突发善心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恩赐，也不是知识精英的自觉设计，而是农民的自发诉求及其实践──为了社区的稳定和安全而自发创造出来的。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正值新旧制度交替的时期，当城里的精英们还在为冤案平反而高呼感恩戴德的口号之时，零星的自发的民选村官的政治尝试，几乎与小岗村的经济制度创新的大包干同步进行。最早的试验发端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今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时间是一九八○年。因为，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崩溃，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出现真空，公共管理陷于瘫痪。为了避免秩序失范的无政府状态，出于对公共安全的需要，村民们产生了自我管理的意愿，民主选举村委会的试验由此开始。该大队的两个自然村的六个生产队率先行动，每队提名一个候选人，一百二十五户每户派一个代表参加投票，最后韦焕能以全票当选村主任。显然，村民自治是人民公社制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村生活的实际需要激发了农民政治创造力的果实。官方对村民自治的支持和规范，更多是出于填补基层农村的权力真空和便于管理的目的。也就是说，中共高层所做的，不过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而肯定了？讲□□x的试验，随后又把村民自治写入宪法，并通过具体法律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邓小平用“四个坚持”打压民主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诗文和演讲，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那句“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的口号，已经具有了民间自发启蒙的作用。“西单民主墙”的言论更是民间启蒙思想的大汇集，特别是对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为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导。邓丽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今天》诗歌对大一统的革命文化之冲击，也是来自民间自发的创作、引进和传播。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不能只谈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而不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自发投稿，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最早的理论资源。而在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运动之后，仍然是民间思想推动着启蒙运动，而官方则不断打压民间的自发启蒙（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经济上，奠定中国经济改革基础的农村改革，最早来自农民求温饱的自发动力，“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等的制度创新，带有纯粹的底层性和草根性。之后，由企业改革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企业的“奖金激励”和“承包体制”，商业中的“个体户经济”和流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先有地方企业、民间个体的自发尝试和地方的开明领导人的支持，而后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国性改革的展开。
邓小平是政治上最大保守派
而且，这一切民间自发动力的出现都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是忍无可忍之时的铤而走险：“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是对极端独裁及其文革的忍无可忍，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和“反革命思想”；“包产到户”和村民自治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是对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文学”，许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皆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个人代价，理应被历史所铭记、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能够被境内外媒体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导的表层逻辑，而真正推动改革的深层逻辑则是民间的自发动力。然而，这一深层逻辑，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垄断的话语霸权所压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舆论所忽视。事实上，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改革动力，在后毛时代得到党内开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许、鼓励和支持，才开启了难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现政权借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邓小平对改革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绩归功于中共政权，并把现在的当权派标榜为改革的正宗继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杀民间的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性贡献，也抹煞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邓小平在经济上是“开明派”，而邓在政治上无疑是中共高层最大的保守派。在此意义上，一种只属于邓小平的改革，显然就是被江泽民所固守的改革──由独裁权力所主导并优先服务于权贵阶层的跛足改革，是无视公正、弊端丛生、危机四伏的改革，也是持续积累底层仇恨和动乱因子的改革。这种改革奠基于邓小平重掌权力后的一九七九年，它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独裁教条，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也通过先后废除两任中共总书记的人治手段，更通过镇压“八九运动”的血腥屠杀，使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党独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权主导下的“强盗资本主义”歧路：小康承诺下的两极分化、经济高增长下的腐败泛滥和生态破坏、大众文化下的道德堕落和信仰真空……现在的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胡乱捧邓对人民不公平
中共现政权谈论的邓小平改革，既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有功于改革的其它个人和民间努力的极大不公。说明了中共独裁政权在书写历史上的一贯的权力自私：通过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来进行自我标榜，利用话语霸权来垄断所有功绩和推卸所有的罪责。
中共现政权可以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但民间记忆决不能对这种制度性谎言保持沉默，也无法让真相在民间的记忆中消失，官方越是处心积虑地掩盖历史真相，民间就越要顽强地凸现历史真相。历史真相不仅关系到历史本身，也关系当下的改革现实，更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不可能有未来；一个只有被阉割的历史的民族，也就只能有病态的现在和未来。
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杂志2004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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