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召之来挥之去的反日风潮

困扰中国改革的,不是外患而是内忧。不放弃一党独裁和畸形民族主义,中国即无法获得国际社会信任和尊重。

一、自发还是操控?

尽管,中共宪法列举了公民的游行、示威、集会、请愿等自由,也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制定了有关游行示威的地方法规,但在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实中,也在稳定第一的统治策略下,自发游行示威却遭到严格限制,八九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就是最惨痛的例证。正如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所言:中国的游行示威法,实质上是禁止游行示威法。

特别是三大中心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一直是中共力保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最怕这几大城市发生大规模街头政治,定要严防死守。因为,大规模街头政治一旦出现在三大城市,其示范效应就会迅速波及全国,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所以,六四后,官方对三大中心城市的控制之严,连一个人、几个人的示威都不允许,何况发生上万人的游行示威!

所以,最近的中国却发生了波及多个省市的街头反日风潮,而且三大中心城市都有游行示威,规模又都在万人以上,确实罕见,不能不让人感到蹊跷,怀疑官方操控者也大有人在。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周看先生的报道,证实了“官方操控”的存在。

一名参加了北京示威的学生,在接受周看采访时描述说:警察把示威者围成一组一组的,让他们轮流抛石头,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发泄完愤怒了,够了。”就把他们用大轿车运回校园。这名学生对记者说:“这一半是示威,一半是政治秀。”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木偶。这名大学生的感受发自内心,周看先生确实捕捉到了反日风潮中颇具代表性的场景之一:被政权恩准的反日示威就是“政治秀”。

反日风潮受到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跟踪报道和热点评论不断,英国《卫报》甚至形容为“火山大爆发”。然而,在我看来,这类反日风潮,既不是“火山大爆发”,更不会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失控程度,因为中共现政权牢牢掌控着反日风潮的节奏、过程、力度和规模。否则的话,官方面对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街头政治,何以能保持着进退自如的“潇洒”,使反日风潮召之来而挥之去。

不要说参与游行示威的个体是木偶,整个反日风潮也是个“大木偶”。对官方操控的其他分析,请参见我的文章《被官方操控的反日风潮》(BBC 2005年4月20日首发)

二、操控风潮的宣传模式

当然,在黑箱中国,外界很难拿出铁的证据来证明:反日风潮到底是自发的还是被操控的,但从官方严控反日风潮的媒体报道上,就能看出官方是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例证一:内外有别的封锁和热炒

中国多个中心城市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肯定是罕见的大新闻。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加以报道,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访谈和评论。特别是在香港,反日风潮经常成媒体的头条。但国内媒体却基本沉默,似乎极为罕见的街头反日不是新闻。除了新华社发出了几条短讯之外(4月9日对北京游行做了80多字的短讯,14日发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18日发了上海当局的相关发言,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问),其他媒体则是一片空白,就连无联网也保持沉默,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无报道,一些著名的民间BBS也没有多少相关帖子。甚至开放度高于国内媒体的凤凰卫视,也鲜有相关的新闻报道,只在“时事开讲”等非新闻类节目中提及。

然而,新华社提供给外国媒体的英文通稿,却比较积极且详细地介绍游行示威的情况,并有夸大参与人数和反日情绪之嫌。比如,新华社16日英文通稿报道说:上海示威人数达到10万人。而几大外国驻中国的媒体,如美联社、法新社、BBC以及日本媒体报道的人数,少则几千人,最多也只有2万人左右。

这是中国新闻界的最大悲哀:大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大新闻,独独是中国媒体“置身事外”和“无动于衷”,国内发生的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新闻人就越要被迫缺席。但,这悲哀绝不仅仅是政权所为,也是各媒体及其新闻人的驯顺所致,谁让他们甘愿充当“喉舌”、或主动或无奈地与垄断体制合作呢!

例证二:对中日外长会谈的取舍性报道

在中日关系陷入自1972年以来的最大危机之时,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来到北京,先后与中共外长李肇星、国务委员唐家璇举行会谈。对此次全球瞩目的会谈的报道,中美外媒体也形成巨大的反差。

对比中外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明显的区别。在新华社发出的几篇新闻稿中(如,《外交部长李肇星与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会谈》,《唐家璇会见日本外务大相町村信孝》,以及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和新闻发言人秦刚的谈话)中,境外媒体报道的以下内容统统不见了:

1,町村表示:即使游行示威是针对日本,日本政府也并不反对中国的这些活动,因为,日方向来赞赏并欣赏对于言论以及集会自由的保护,但前提是示威活动必须和平进行。不幸的是,最近中国数个城市发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中都有暴力事件发生。对日本驻中国使领馆机构乃至日本国民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日方感到极度遗憾。

2,日方认为,造成暴力反日的原因是中国当局没有采取必要及足够的安全保护措施,所以,日方要求中方正式道歉、就伤害及损失提供赔偿。根据国际法准则,一个国家有责任保障在其领土上的外国机构,尤其是使领馆与外国公民的安全。中国政府应该依据国际准则真诚地采取立即行动,加强对外国机构及外国公民的保护,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3,町村向中方解释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希望中方理解:日本的教科书并非由国家制定,政府不能规定特定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也难以就具体的历史教科书发表评论。教科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与日本政府的现行观点并不一定一致。这次的历史教科书审定,是根据“近邻诸国条款”等标准,严格进行的。

再看新华社的新闻稿的内容:

1,中方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在包括人权等一些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过去的历史问题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要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首先要正确认识历史。希望日方将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的承诺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中方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强烈要求日方信守承诺,不要再做有损中国主权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而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把台海纳入美日安保范围等,都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所以,造成反日风潮的责任在日本而不在中国,应该道歉是日方而非中方。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做过必须向日本人民道歉的事情,因此没有理由道歉。自然也没有提到赔偿问题。

2,町村表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依然坚持一九九五年“村山谈话”,以及一九九八年《日中联合宣言》的立场:日本进行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伤害,日本政府将继续谦虚地对待侵略事实,深刻地进行反省,并由衷地表示道歉。日方愿意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关于台湾问题,町村重申,日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

町村还认为,没有什么理由需要改变对华政策。日中两国关系良好,日中的贸易额已经超过日美的贸易量。如果总的形势保持良好,两国的经济关系还可以扩大和加强。

3,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双方都十分重要。双方同意从长远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两国关系,共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互不威胁,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积极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继续加强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两相比较,在境外媒体的报道中,中日双方的态度都比较强硬,相互要求对方道歉,可谓唇枪舌剑、互不让步。而中共各媒体上转载的几篇新华社新闻稿中,却只有中方对日方的强硬态度,町村信孝像专门来聆听驯话的乖学生,既认真聆听李大人的训诫,又不断道歉赔罪,末了,町村还要表示中日关系的良好现状和着眼于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新华社还突出报道了小泉希望与胡锦涛尽快举行高峰会的急迫意愿,而中方的回答则是要视日本的态度而定。也是为了突出中方的道义在握且牢牢把握着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只等理屈词穷的日本政府完全低头就范。

同时,日本国内对小泉的负面的报道和评论,也被中共媒体大量转载,而对日本人不满中国反日风潮中暴力行为的信息,却一条也没有转载。

三、既利用又操控的政治目的

中共操控反日风潮是为了达到其内政外交上的政治目的。

对内,中共既要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来赢得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又要严守稳定第一的底线,谨防民间爱国运动转变为反政权运动,严密监控可能出现的任何向政权挑战的行为。对外,中共既要利用民间爱国情绪来制衡美日联盟,又要谨守机会主义的低调外交。

就此次中日冲突而言,中共操控的内外有别的宣传模式,显然是为了达到多种政治目的:

1,在国内媒体上封锁反日风潮,是为了防止风潮由对外转向对内,从而危及政权的稳定。

2,向境外媒体推销反日风潮,是为了使之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既能显示中共政权的开明:尊重民意的亲民和允许游行示威的宽容;又能显示现政权的对外政策有着深厚的民意支持,政府与民间在反日上的高度一致。

3,借助所谓的强大民意向联合国和日本政府施压,即便无法阻止日本“入常”,也要逼迫日本向中国妥协,以“低头认罪”来换取“入常”。

4,最重要的是向国内爱国者们展示现政府的大国外交风范:敢于和善于抗拒外敌。正是政府恩准的反日风潮和政府对日方的强硬立场,才迫使日本外相来北京道歉求和,迫使小泉急欲与胡主席会面,以缓和两国关系。

就中共统治及跛足改革所面临的危机而言,由于两极分化的日趋扩大和社会公正的日渐荒芜,更由于改革的效益越来越向极少数权贵集中,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感受到的大都是利益受损,即便跛足改革仍然能够支撑经济高增长,也无法支撑“经济政绩”合法性,现在,对跛足改革的民意支持已经大大下降。所以,中共现政权就要在如何赢得“政治政绩”上大做文章。胡温提出的“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与“和谐社会”等口号,在局部制度改革上,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现了“人权入宪”和修改“上访条例”等措施,都是为了赢得民间的政治认同。

然而,在独裁体制及跛足改革不变的情况下,现政权想在国内创造出被民间认可的“政治政绩”,只靠几个动听的口号和做点小修小补的制度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从江朱到胡温,都想靠加大反腐败力度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但官场腐败却愈反愈烈,使官方反腐早就在民间沦为“反腐秀”。

于是,从江泽民开始的中共高层,就把赢得“政治政绩”的重心转向争取“外交政绩”上,大国外交之策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克林顿和江泽民的元首互访,游说美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北京申奥、上海申博的成功,争办各类国际性会议。9.11之后,在提倡多极世界的口号下,对美国,既支持美国反恐又反对单边主义,拉住俄罗斯操办“上海合作组织”,外交触角也伸向美国的后院拉美诸国;在欧洲,抓住法、德与美国在伊战中的分歧,全力以经贸利益拉拢欧洲两大国,以分化西方同盟,不惜代价地争取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运;在亚洲,为了与日本争夺亚洲老大,高调斡旋朝核六方会谈,越来越频繁地介入东盟事务,尽量与印度等国家缓和关系,独独在对日外交上日趋强硬……这一切,在在显示出中共政权意欲变成区域大国的外交姿态。

用外交政绩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的另一极在国内。六四之后,由于西方各国的普遍制裁,中共的敌人意识再次主导了官方的对外政策,“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又被频繁地用于对内宣传,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也成为意识形态管制的重中之重。而对外的防止和平演变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恰好具有大面积重合之处。于是,六四后的中共政权,必然要把爱国主义提升为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首。通过谎言灌输的误导和国人那种“内忧外患”的思维惯性,也通过在“内忧”问题上设置重重禁区而在“外患”问题上的相对开放,官方很容易把国人对“内忧”的关注引向对“外患”的关注。在大多数重大国事皆是政治禁区的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已经变成了唯一可以大肆谈论的“重大国事”,也是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所以,借助国际事件来释放被误导被扭曲的“民意”,已经变成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的惯用手法。今天的反日风潮,不过是1999年反美风潮、2003年的反伊战风潮的重演而已。

于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爱国主义,却随着每一次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而飘飞起来,且越飞越高,在似乎纵览全球“亡我之心”的每一跳动的同时,也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改革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现实都被爱国狂潮所淹没:

一方面,曾经被国人视为最大“外患”的西方国家,恰恰是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国人的观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发达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也为国人提供了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理念。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之所以主要停留在经贸上的互利而缺乏政治上的信任、道义上的共识,就在于双方在价值观及制度上的格格不入。无论中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多少年的高速度,只要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中国就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

另一方面,不只是百年以来、甚至就是千年以来,束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忧”,时至今日仍然不见明显的改善。即便中国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导致中国诸种深层危机的顽疾——政治制度的僵化腐败和跛足改革的难以为继——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权贵们的肆意滥用独裁权力和民间百姓的毫无权利之间的尖锐对立,巨大的金融危机隐患和两极分化的迅速扩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激荡的极度恶化,特别是来自底层民间的反抗和遍布官场的腐败,还有那么多没有清算的历史罪恶造成的巨额欠账……无不与现行政治制度的顽疾高度相关。

仅以近两年的中国现实为例,一面是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底层维权,导致了一系列层出不穷的大规模官民冲突,从公正奇缺的社会危机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广度。尽管,依靠暴力镇压、小恩小惠和封锁信息,中共现政权可以暂时平息民怨的大爆发,但烈火干柴之态已经令世界瞩目。另一面是权贵私有化导致的一系列上亿元的金融腐败大案、官员挥霍巨额公款赌博案的曝光,特别是发生在黑龙江绥化市的巨型卖官鬻爵案,10个县市半数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数十人,从官场的糜烂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深度。尽管胡温不断地高调反腐,但谁都清楚,只要不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本该服务于全社会的公权力必然无法限制地被用于谋取小集团的和个人的私利。

由此可见,困扰中国改革的未来前景的关键,不是外患而是内忧,如果中共政权仍然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也就不能放弃一党独裁和畸形民族主义煽情,无法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走出道义上政治上的弱势困境,也就无法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真正的信任和尊重。

换言之,解决不了“内忧”,也就化解不了“外患”,长期困扰中美日关系的瓶颈便无法突破。即便可以在短期内提升物质意义的国力和军力,但有违国内民意和国际潮流的道义劣势却不会因此得到改善,也决不会达成长治久安的局面。昔日的德国、日本和苏联就是最好的例证。

2005年4月20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2005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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