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期间,北京作出承诺,会想法弥补反分裂法造成的负面影响,于是便有连宋按胡锦涛导演的北京朝圣之旅。但在一党独裁制度下,依靠民族主义支持的连宋正面效应很快就会消失。

反日爱国的大戏未演完,舞台监督强制落幕;另一台爱国大戏接着盛装上演,六十年之后的“国共握手”,煽起了新一轮爱国热潮。

连宋朝圣之旅尽显媚态

过去,北京主要以“反台独”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李登辉和陈水扁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现在,中共为了弥补“反分裂法”造成的负面影响,突然不再以打压台湾的方式来宣示爱国,而是充分利用岛内的政治分裂,以优待“蓝营”而孤立“绿营”的统战手法,把民族主义情绪由反日引向两岸关系。

虽然,对峙半个多世纪的两岸直接对话,总比继续对立、隔绝要好。但纵观连宋整个大陆行,完全以中共的恩准为主导,半个世纪的相互对立,似乎于瞬间消失了,两岸政治制度的根本差异,也好像完全不存在,双方如失散多年的兄弟突然相见,不见任何历史恩怨、现实隔膜和制度对立,而只有相见恨晚的痛惜,同根同源的亲切,寻根拜祖的怀乡,两岸党魁握手的激动,游子对故土的感念和赞美。

半个月的时间里,连宋在大陆的表演,虽有两人风格的小异,却无大节上不同,二人所到之处,都是最高规格的接待和欢迎;二人的所言所行,都是一样的情调与反应。而最重要的雷同是:二人首次登陆,全拜中共现政权的恩准,于是都迈着“朝圣”的步子,基本按胡锦涛导演的剧本演出:让说的就大肆渲染,不让说的就谨小慎微,稍有出格,主人就给客人脸色看,客人也就只好自我收敛。而只要按照剧本演出,客人做得越过分,主人越欣然。

连宋风格不同,但在夸胡总,夸跛足改革,夸中共培养高级奴才的翰林院,夸大陆的山山水水和人土风情……上则高度一致。连战的拙于辞令,并不影响献媚的男高音;宋楚瑜那花拳秀腿的乡音,不知道别人如何感想,反正让我作呕。在清华演讲时动不动来几句英语,很像大陆的“海龟”或“高级白领”。用他到北京后最爱用的“忒……”句式来形容,真的就是“忒肉麻,忒甜腻”。老朽的国民党和势利的亲民党,两个为了赢得岛内党争优势的政客,向北京独裁者做了无原则的妥协和毫无边际的献媚。所以,连战的“和平之旅”,并没有拆除一枚导弹,也未能对“反分裂法”表示出哪怕是温和的置疑;宋楚瑜的“搭桥之旅”,并没有为阿扁“捎话”,更无法为“扁胡会”铺路。恰恰相反,当连宋二人与中共握手言欢之时,在北大和清华高唱中国人团结之际,岛内政坛却被搅的狼烟四起,北京的和谐以台北的口水战作陪衬。

民主台湾的两大在野党党魁,居然借助独裁中共的力量,将现任台湾总统逼入困境。如此“借外力打内敌”手法,即便可以暂时缓解两岸的紧张,却加剧台湾内部的政治生态的恶化。从国亲两党的短期利益看,未必就能使之压过民进党;从整个台湾的长远利益看,未必就能为台湾带来利益最大化。刚刚结束的国大代表选举,民进党及泛绿再次成为赢家,就是最好的当下证明。

胡锦涛把台湾三大政客全玩了

在连宋来大陆之前,中共对台政策是屡屡失败,正所谓“文攻不足以收其心,武吓不足以降其志”,所以才有阿扁的一系列走向台独的举动。而当胡锦涛突然明白了道理之后,他拿出前所未有的柔软身段,一下把台湾三大政客全玩了:连宋的朝圣姿态衬托出胡锦涛的主导,阿扁在岛内的多变和骂遍各派势力,遭到一向团结的民进党及台联的众多批评。

同时,胡锦涛以“直接对话”代替“隔岸喊话”,标志着北京的对台政策,开始由传统的“文攻武吓”转向收买民心的新方式。连宋大陆行的高规格接待和全程直播,既是作给大陆人看的,更是作给台湾人看的,以便使北京的对台政策“入岛”和“入心”。

所以,这是一次严重失衡之旅,甚至就是北京通吃的零和游戏,胡锦涛赢得大蛋糕,既得到了最想要得的反台独和九二共识的政治承诺,又不必为几百枚导弹和反分裂法作出妥协。而连宋二人得到“恩赐”的高规格款待,带回台湾的全是经济上的糕点渣。至于二人在岛内的得分,也不是来自他俩在大陆的表现,而是来自阿扁的进退失据。

遥想台湾进入新世纪后的两次大选,中共为了阻击阿扁上台,曾拿出强硬的文攻武吓,但皆以惨败告终。自从阿扁上台以来,两岸关系是阿扁主动出击,台独脚步越迈越急促,不断考验着中共的底线,而中共只能被动应对,且进退两难,拿不出象样的应对方案。

对阿扁来说,制约“台独”的现实瓶颈,主要不是北京的武吓,而是美国不希望改变台海现状;他应知道,中共现在的底线,绝非急于统一而是维持现状。事实上,北京最怕是台独势力频频出招,将其逼入无路可退的“死角”:打与不打,都要承担“自掘坟墓”的巨大风险。所以,阿扁的看似“急独”措施,不过是为了台湾在两岸未来的谈判增加身价。

直到阿扁的急独脚步也踩痛了美国的脚,中共的台独也转向强硬之后,阿扁才放缓了急独的脚步。所以,在美国政要的不断敲打下,才有“春节包机”和“扁宋会谈”,使两岸关系出现回暖征兆,特别是陈水扁执政以来第一次公开提出:只有在两岸政治制度趋同的前提下,才能就统一问题展开谈判。

然而,胡锦涛中了阿扁的激将法,非但不向好的方向努力,反而节外生枝地自我搅局,“反分裂法”的制定,纯属无事生非,极其愚蠢地制造敌意。招致台湾民意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使北京的国际环境突然恶化。对两岸而言,既改变不了两岸现状,又引发岛内朝野的一致不满,致使台湾民意离大陆越来越远,也就等于为台独势力拉选票。对国际社会而言,既引起美国的警惕,使美日同盟加强并涵盖台海,致使中美、特别是中日关系陡然紧张;又令欧盟难以接受,已经过漫长的游说和付出大把银两,几乎到手的鸭子不翼而飞——已经到了解禁关口的欧盟对华军售禁令,现在也变得遥遥无期,不但弄得北京当局进退维谷,而且把推销解禁最卖力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置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好在,胡锦涛还有灵活性,四处碰壁之后,突然作出前所未有的柔性姿态,邀请台湾两大在野党访京,导演了一九四九年后最大的统战秀。由此弥补“反分裂法”的负面效应,跳出了自掘的外交陷阱,既缓解美国和欧盟的压力,也要安抚台湾朝野,为他赢回一盘大棋。

其实,早在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期间,北京已向美国作出承诺,会想办法弥补“反分裂法”造成的负面影响。赖斯女士回国之后曾谈到这个问题。看来,赖斯所说“北京将尽快弥补”,大概就是现在的连宋大陆之行。

在此意义上,北京为了弥补反分裂法的恶劣效应,客观造成了阿扁播种,连宋收获。

虽然,连宋大陆行的最大赢家是胡锦涛,但也不能说台湾就毫无收获,起码“胡连会”和“胡宋会”的公报,再无传统的“一国两制”,而代之以“两岸一中”和“九二共识”。这就为两岸关系提供了更灵活的回旋空间。

虽然,细究起来,北京被迫放弃“一国两制”,主要功劳还应该算在李登辉和阿扁头上。早在江泽民与李登辉通过密使在香港接触之时,中共内部已经作出了准备放弃“一国两制”的决定,否则哪来“九二共识”!及至阿扁在北京的打压“助选”中上台,“一国两制”就更是阻塞两岸缓和的死路。但此次会谈结果,毕竟把中共早已决定的内部底线变成公开的文字,也就等于堵死了“一国两制”之路。而在一党独裁体制不便的情况下,放弃“一国两制”就等于安于“维持现状”。

外交政绩弥补国内左转的负面形象

就中共统治及跛足改革所面临的危机而言,由于两极分化的日趋扩大和社会公正的日渐荒芜,更由于改革的效益越来越向极少数权贵集中,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感受到的大都是利益受损,即便跛足改革仍然能够支撑经济高增长,也无法支撑“经济政绩”的合法性,现在,对跛足改革的民意支持已经大大下降。所以,中共现政权就要在如何赢得“政治政绩”上大做文章。胡温提出的“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与“和谐社会”等口号,在局部制度改革上,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现了“人权入宪”和修改“上访条例”等措施,都是为了赢得民间的政治认同。然而,在独裁体制及跛足改革不变的情况下,现政权想在国内创造出被民间认可的“政治政绩”,只靠几个动听的口号和做点小修小补的制度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腐败的愈演愈烈和底层群体反抗的此起彼伏,就是明证。

于是,从江泽民开始的中共高层,就把赢得“政治政绩”的重心转向争取“外交政绩”,大国外交之策的提出就是基于此考虑。克林顿和江泽民的元首互访,游说美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加入WTO、北京申奥、上海申博,争办各类国际性会议。九一一之后,在提倡多极世界的口号下,既支持美国反恐又反对单边主义,拉住俄罗斯操办“上海合作组织”,外交触角也伸向美国的后院拉美诸国;在欧洲,抓住法德与美国在伊战中的分歧,全力以经贸利益拉拢欧洲两大国,以分化西方同盟,不惜代价地争取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运;在亚洲,为了与日本争夺亚洲老大,高调斡旋朝核六方会谈,越来越频繁地介入东盟事务,尽量与印度等国家缓和关系……在显示出中共意欲变成区域大国的外交姿态。

用外交政绩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的另一极在国内。六四之后,由于西方各国的普遍制裁,中共的敌人意识再次主导了官方的对外政策,“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又被频繁地用于对内宣传,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也成为意识形态管制的重中之重。而对外的防止和平演变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恰好具有大面积重合之处。中共政权也就必然要把爱国主义提升为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首。通过谎言灌输的误导和国人那种“内忧外患”的思维惯性,也通过在“内忧”问题上设置重重禁区而在“外患”问题上的相对开放,官方很容易把国人对“内忧”的关注引向对“外患”的关注。在大多数重大国事皆是政治禁区的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已经变成了唯一可以大肆谈论的“重大国事”,也是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所以,借助国际事件来释放被误导被扭曲的“民意”,仍然是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的惯用手法。这就是中共尽量与其它亚洲国家修好而独独对日本强硬的原因,今年四月份的反日风潮,不过是一九九九年反美风潮、二○○三年的反伊战风潮的重演而已。

于是,中国本土的爱国主义,随着每一次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而飘飞起来,且越飞越高,在似乎纵览全球“亡我之心”的每一跳动的同时,也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改革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现实都被爱国狂潮所淹没:

一方面,曾经被国人视为最大“外患”的西方国家,恰恰是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国人的观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发达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也为国人提供了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理念。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之所以主要停留在经贸上的互利而缺乏政治上的信任、道义上的共识,就在于双方在价值观及制度上的格格不入。无论中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多少年的高速度,只要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中国就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

另一方面,不只是百年以来、甚至就是千年以来,束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忧”,时至今日仍然不见明显的改善。即便中国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导致中国诸种深层危机的顽疾——政治制度的僵化腐败和跛足改革的难以为继——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权贵们的肆意滥用独裁权力和民间百姓的毫无权利之间的尖锐对立,巨大的金融危机隐患和两极分化的迅速扩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激荡的极度恶化,特别是来自底层民间的反抗和遍布官场的腐败,还有那么多没有清算的历史罪恶造成的巨额欠账……无不与现行政治制度的顽疾高度相关。

具体到胡锦涛,连宋大陆行对其形象的正面意义在于:用外交上的政绩来弥补其对内左转的负面效应。众所周知,从二○○四年开始,中共现政权对内统治急遽左转,胡锦涛甚至讲出“在政治上学习朝鲜、古巴”的昏话。对媒体及互联网的严控,对新自由主义及自由知识界的批判,对政治异见和民间维权的一系列严厉打压,导致人们对“胡温新政”的极度失望,甚至“胡不如江”的评价迅速传播。

于是,胡锦涛为了转移国内外对其左转的不满,接连导演了两场民族主义大戏。但官方对反日风潮的先为后压,无论在国际舆论中,还是在国内爱国愤青里,并不能为他的形象加分。只是随后登场的连宋大陆行,才赢得了褒多于贬的评价,让国内外看到了他的灵活性甚至开明的一面,多少弥补了左转的负面影响。

然而,如果没有内政外交上的进一步实质性动作,连宋大陆行的正面效应将会很快便会消失。因为,坚持自外于人类主流文明的一党独裁制度,既是大陆内部危机的主要根源,也是两岸沟通和赢得国际信任的主要瓶颈。对大陆而言,只要尖锐的制度对立现状得不到渐进的改变,中共就不会放弃在国际上围堵台湾,不放弃武力统一,不撤出导弹,就是再高规格的礼遇、再珍贵的熊猫和再大经贸利益,也不足以改变台湾的主流民意。对台湾而言,只要朝野无法在大陆政策上达成共识,不利用台湾对大陆的最大优势,共同向北京打“民主牌”,“连宋大陆行”的花拳秀腿玩的再高超,也改变不了两岸之间的实质性对立。

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于北京家中

【开放】2005年6月号

另一版本:胡锦涛通吃的零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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