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今年七一前夕，官方新华社公布了党魁胡锦涛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讲话全文。
记得2001年中共建党八十周年时，江泽民曾发表了“七一讲话”，全面阐述“三个代表”，意在表明江泽民不同于邓小平的“理论创新”。
胡的此篇讲话，原是今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省部级干部研讨会上做出的，但直到“党的生日”前夕才公布于众，显然是在宣示胡政权不同江政权的指导思想。
的确，胡温上台以来的公开言辞，似乎远比江泽民时代开明，在内政上，屡言宪法权威，高举“新三民主义”的亲民气质，标榜“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关注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加大农业投入和减免农业税；胡温主导的第四次修宪，还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这在中共掌权54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标志着中共在根本大法的层次上对普世价值的正式承认。
在外交上，胡锦涛等政要访问西方国家时，无论是会谈还是发表演讲，大都肯定了民主的普世价值，也承诺要在中国推动渐进政改；在人权问题上与西方国家展开定期对话，并派出官员赴西方考察和接受培训。为了弥补“反分裂法”在台湾和国际上造成的负面影响，胡锦涛突然邀请台湾两大在野党党魁来访，实现了历史性的“胡连会”和“胡宋会”，给外界以灵活务实开明的外交形象。
现在的中共高官，也越来越喜欢拿出平易近人的外表和温文尔雅的笑容，言谈举止之间，颇有点开明务实的风度，也决不再讳言人权、法治和民主，甚至还会承认中国的人权现状多有必须改善之处。特别是他们出访西方国家时，既怀揣大把订单，也频频展示“国际亲善”。
然而，说归说，做归做，以经贸利益换政治支持，以人质外交对付人权外交，跛足内政导致的跛足外交则始终不变。中共与西方的人权对话，大都仅止于“谈谈”、“沟通”，至多在利益攸关的时候，经过细心的利害权衡之后，向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政要卖个人情，释放个把排在名单前面的政治犯，反正中共的监狱里永远不缺这样的“外交人质”。
截至2005年6月，胡温上台还不到三年，现实中的统治却离“和谐社会”越来越远。在不断乞灵于毛时代统治术的政治气候下，党内外都正在遭遇着越来越冷的政治严冬。
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胡就在党内开展旨在检验效忠的“保先运动”，在内部讲话中提倡在政治上要学习极权国古巴和朝鲜，显然与胡温公开张扬的开明政策背道而驰。同时，官方镇压民间和严控言论的底线也大幅度向前推进，从批判“新自由主义”推进到批判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从严控异见人士推进到围剿自由知识界及公共知识分，从制造文字狱推进到打压维权律师（如，继李建强律师、郭国汀律师、高智晟律师、法学博士李柏光等维权人士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之后，又有著名维权律师朱久虎于5月26日被陕西靖边公安逮捕），从“镇压法轮功”推进到压制上访请愿等底层维权，从严控传统媒体推进到集中整肃互联网，从防止“组织化民运”推进到打压“网络议政活动”，从取缔社会上的民间网站推进到整肃校园BBS；最近，中共信息产业部又发布新的指令，要求所有的民间网站和个人的博克网页必须在6月30日前做全面备案登记，大有将所有民间的维权网和异见网一网打尽的凶狠。
也就是说，当局的严控和镇压的力度在不断加强，范围也在扩大，许多以前不是“敏感人士”的人，也被纳入严控范围；新的网络文字狱频繁出现，以“保护国家机密”为由抓捕新闻记者的案例也在增加，最近就有被判十年重刑的大陆记者师涛和被捕的香港记者程翔。如此草木皆兵的政治严控和人权迫害，已经使人权入宪的法律改革和“以人为本”的亲民路线，再次沦为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秀。而只要独裁统治不变，言行不一的政权行为就必然是中共的统治常态，也是中国社会普遍犬儒化的反应。
在这样的国情之下，统治者越是高喊“和谐”，现实中的不和谐就越严重，最突出的当然是经济失衡的愈演愈烈和分配不均的日益扩大。然而，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分裂，不光是经济上的而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的开放发展与政治的封闭停滞之间的分裂，也有社会的日趋多元化与政权一元化之间的分裂；既有官权与民权的严重失衡的分裂，也有物质消费高涨与精神道德堕落的分裂。同时，经济上两极分化的主要根源，决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即源于政治权利分配的极端不公正和独裁政权固守的跛足改革模式。
在这个分裂的中国，国人生存方式也越来越趋于犬儒化分裂——普遍的言行背离。它既来自政治高压造成的普遍恐惧，也来自谎言治国造成的诚信泯灭，更来自中共的言行背离的执政方式的示范。现在，响彻海内外的“胡温新政”和充满肃杀之气的“政治严控”之间，形成了极为荒诞的醒目对比，不过是中共政权的犬儒化的又一例证而已。如果说，在2003年，现政权对SARS危机和孙志刚等个案的处理，还多少有点“新政”的味道，那么，2004年以来的“急遽左转”和“政治严控”，让世人看到了“新政泡沫”的自我粉碎。
正是这种口惠而行不至的犬儒化统治，致使恶性人祸不断发生，也导致群体性的官民冲突的此起彼伏。君不见，就在新华社刚刚播发了胡锦涛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的长篇讲话的前后，也在“和谐社会”变成大陆媒体上的流行词之时，大陆接连出现一系列震惊中外的人祸：云南彝族苗族自治县151名学生中毒的“大锅药惨案”，黑龙江发生导致103名小学生死亡的“沙兰惨案”，河北发生官商匪合谋制造的6人死亡、多人受伤的“定州惨案”，安徽发生毒疫苗导致一名小学生死亡、三百多人异常反应的“泗县惨案”；
与此同时，官方的新闻封锁和强行镇压并不能缓解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2004年的发生在重庆万洲、四川汉源的大规模官民冲突，在2005年毫无减缓之势。比如：浙江东阳市画水镇官方强制征地建厂，引起持续一个月的重大官民冲突事件；
江苏省无锡市地方当局违法暴力拆迁民房，导致官民冲突；西安市莲湖区也发生民众与当地拆迁办的冲突；陕北地方当局对民营业主及其财产的强行掠夺，引发出持续三年的“陕北油田案”；广西南宁当局的暴力征地，导致大批民众与二千警员发生冲突；北京郊区农民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当局为兴建奥运会场馆而强行征地且不给合理补偿；深圳布吉一家港资印刷厂的逾千员工，因不满厂方征收伙食费及增加工时而举行街头抗议示威；因不满当地卖地所得款项下落不明，广东中山市黄圃镇大岑村上千名村民连续多天堵路抗议，当局出动近千名武警和公安趋散村民；开滦马家沟矿的工人维权运动与当局警方持续对峙近半个月；四川省达州市逾千名钢铁厂工人，因不满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被挪用，聚集在市政府大楼前请愿；安徽池州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多辆警车被砸，6名警员受伤，当局抓捕多名所谓“别有用心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池州事件”与去年的“万洲事件”一样，起因看似偶然，而实乃愈演愈烈的官民对立之必然：正是长期的官权霸道造成了被压抑的民怨之突然爆发，一次小冲突才能酿成数万人的群体抗议运动。它不是源于既得利益，而是源于超越既得利益的公正饥渴，是普通百姓对权贵们恃强凌弱的强烈怨恨，也是对弱势者的同情心及正义感。
这说明，稳定假相下的现实危机之严重，现政权的统治信心之匮乏，非但没有经济和亲民的“政绩”而减缓，反而大有日趋强化的迹象。
【BBC】
2005年07月1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02北京时间 18:02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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