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政权决定在11月正式操办胡耀邦的九十诞辰，中共党魁胡锦涛在接见第二十二届世界法律大会的部分代表时也表示：“将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同时，总理温家宝在第八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召开前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中国将推进其民主政治发展，坚定不移地重新构建（民主），包括举行直接选举。”“如果中国人民能够管好一个村子，我相信几年内他们将能管好一个镇。这个制度将循序渐进。”并表示将要把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由村一级提升到乡镇一级。
于是，境外媒体又开始炒作北京高层可能启动政治改革的信息，如同前两年炒作“胡温新政”一样。
然而，以我有限的观察和亲身体验来判断，纪念胡耀邦是基于获得更广泛的党心民意的支持，而与六四正名、政治改革无关；胡温关于推进民主的表态，也更多是向国际主流社会表演“开明秀”，而“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跛足策略决不会改变。
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以下现象：
邀请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阿尔伯尔女士来北京谈人权问题，但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我家的院门口又来了五六个警察及警车，我的人身自由再次遭到限制。而且，据我知道，不止我一人遭到站岗，诸多异见人士也同时失去了人身自由。专门为爱滋病人维权的胡佳先生，不但人身自由遭到限制，还遭到北京市通洲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的毒打。
阿尔伯尔女士前脚刚走，世界法律大会于9月4日在京沪两地举行，全球54个国家的380多位司法界名人齐聚中国。大会的宗旨是“一个新的法治社会：强者面对公正，弱者得到保护”。然而，当中共高官在国际会议的主席台上信誓旦旦的同时，现实中发生的却是：弱者得不到法律保护，愈加有冤难诉；而强者不必面对公正司法，愈加肆无忌惮。
比如，就在世界法律大会召开之际，山东警方公然在北京绑架了临沂市沂南县的目盲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因为他带领当地被强迫绝育和堕胎的农民对临沂当局提起集体法律诉讼。他来北京是为了寻求更广泛的法律的舆论的支持。9月6日下午三点钟左右，陈先生刚离开所在的公寓，准备去和政府官员以及中外记者和律师会面时，他被山东的几个便衣公安堵截，之后被粗暴地拖入一辆停放在旁边的汽车中。之后，他被强制押回山东加以软禁。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告诉记者，她丈夫被软禁后，家人一直生活在受监视和恐惧中，“我们这个村子始终有人在看着我，每天大约有100个人，分4班倒，每6个小时换一次班，每次大约20个人左右，村口还有警车和刑警人员。……现在，我担心我们全家人的安全。他们这种耍流氓、用大量的资源对付手无寸铁的人的做法是非常无耻的。”
由此可见，北京政权仍然与国际社会玩弄着惯用的两面手法，一面在人民大会堂里与外国贵客高谈阔论着如何改善人权，如何健全法治，另一面却在人民大会堂之外肆意地践踏人权和执法违法，甚至连中共自己制定的“恶法”都不遵守。
也就是说，2004年以来，意识形态急遽左转，政治严冬笼罩中国大地，对底层维权、民间信仰、异见人士、新闻媒体、自由知识界的打压，越来越变本加厉。
然而，面对官权压力的加大，觉醒的民间并没有退缩沉默，仍然以不屈的勇气和坚韧的理性继续抗争！
在知识界，2300多维新闻界人士签名声援“南都案”的受害者俞华峰，受到知识界广泛关注的“卢雪松事件”，资深新闻人李大同公开挑战官本位的办报方针，再掀“中青报风波”，凸现是高压下的知识界的抗争。
在底层，在备受境内外关注“陕北油田案”中，尽管代理律师朱久虎和维权代表冯秉先等人先后被捕，但民间的抗争仍然在继续；山东临沂的农民对当局强制节育暴行的反抗，尽管维权代表陈光诚被软禁，但十几名村民正在以绝食方式继续抗争；广州市郊番禹市鱼窝头镇太石村村民对当地官权的非暴力反抗，已经超越了狭隘的眼下的经济利益，而上升为对自身的法定政治权利的捍卫，农民们要的不仅是“民主权利”且是“法定的民主权利”，他们谨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非暴力原则，既展现了底层的权利觉醒和维权勇气，也展现了清明的理性自觉和法治意识，是甘地式非暴力抗争的微缩性中国版，得到境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
这样的局面再次说明，中共根本不打算进行政治改革，而民间却具有要求政治改革的强烈意愿，所以，中国社会的渐进政治转型，主要不能乞灵于“蒋经国式”的上层革命，而要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民间努力，寄希望于民间道义对官府权力的压力，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对僵硬的政治一元化的蚕食。近年来，民间的民主意识不断觉醒和民间维权活动的此起彼伏，使官权控制越来越现出捉襟见肘的窘态，其政治镇压也越来越心虚气短。换言之，只要不是仰望中南海和期盼新救主而是立足于民间看中国，人们就不难发现：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日益高涨的维权抗争，始终是引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最大亮点。
关于中国改革的动力问题，一直以来，国内精英和西方舆论，习惯于把中共政权看作改革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们往往最关注的是中南海的动向。而在我看来，这样理解中国改革，既远离事实、也不公正。因为，现实中的中国改革始终循着两条相互较力的逻辑发展着：一条是执政党的显在逻辑，为了保住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发动并坚持“做大蛋糕式”（效益优先）的跛足改革，用满足被统治者的温饱来换取民众对现行制度的认可。但是，官方逻辑包含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1，市场经济与垄断管制的矛盾。旨在维持经济高增长的经济改革，已经使市场化和私有化变成民间自发追求的目标，这种民间目标天然地抗拒政府的垄断式管制，即要求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民间经济，必然要求行政权撤出市场。
2，权贵私有化及效率优先与社会公正的矛盾。在公权力分配极为不平等的前提下，官权畸形强大而民权畸形弱小，所以，做大蛋糕的效率优先，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再分配政策，必然变成少数权贵的私有化对全民财富的掠夺，而民间要求能够体现社会公正的财富再分配。在中国，要在经济上实现利益分配的公正，首先取决于在政治上实现权利分配的公正，权利分配公正天然地拒绝依靠垄断权力的“强盗式资本主义”，而向往权利平等的“竞争式资本主义。”
3，经济高增长与腐败高增长之间的矛盾。在跛足改革之下，稳定第一和权贵利益优先的改革策略，必然带来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造成愈演愈烈的官权腐败和分配不公，对中心城市和精英阶层的优惠收买以肆意践踏社会公正为代价，极少数人一夜暴富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是以边缘地区的日益落伍为代价的，经济高增长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摧毁伦理为代价。所以，反腐败反剥夺反两极分化已经成为民间的最大诉求。这种官民对立的愈演愈烈，使政权主导的跛足改革越来越丧失合法性。
4，社会多元化与政治权力一元化之间的矛盾。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构成因素中，经济利益日趋分化，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元化，而唯有在政治领域仍然是独裁一元化，所以，多元社会的不断成长必然以各种方式消解着一元政治。在经济上，整体的国家利益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集团的利益最终要量化为家族及个人利益；在个人生存上，谋生手段的多元化使人们对官权的经济依赖性越来越弱；在文化上，大一统的官权意识形态日趋萎缩失效，而民间价值观念分化为多元，使意识形态控制显出漏洞百出和力不从心的窘态，尽管，大众文化还要受到官方的管制和利用，不得不迎合官方主旋律，但是民间的价值趣味越来越远离官方主旋律则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社会多元化正在以官权无法操控的力量不断地蚕食着、瓦解着僵化的一元化政治。
解决这些内在矛盾的关键点，除了政治制度的改革之外，再无其它灵丹妙药。所以，在官方主导的跛足改革之下，另一条民间自发推动的改革逻辑就显得尤为重要。民间自利意识推动着自发市场制度的建立，民间绝不会满足于官方固守的跛足改革，而追求政治和经济、私有化与社会公正相平衡的改革。从民间逻辑的角度看，在根本上，当下中国的贫富分化之根源，绝非资源匮乏和人口太多的限制所致，也并非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是源于官权的富足和民权的贫困的制度性不公。没有政治权利的公平再分配，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利益的公平再分配。所以，民间的自发动力所支持的改革必然是指向自由而公平的市场化私有化，所反对的改革也必然是垄断制度下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进而是要求政治权利再分配的政治改革——民权的不断扩张和官权的不断收缩。
换言之，民间逻辑乃根植于人性的内在逻辑，个人权利意识一旦觉醒就难以逆转，就会自发地拓展自己的资源范围和社会基础，争取民权的民间逻辑必然对固守官权的官方逻辑构成挑战和压力。
两种改革逻辑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显然是官方逻辑主导改革，所谓“邓小平模式”、“江朱模式”、“胡温体制”等表述，就是对官方主导的承认。而实际上，民间逻辑才是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官方对改革的推动或阻碍取决于是否顺应民间压力。改革有所进展，是官方为了自保而顺应民间压力的结果；改革受阻，是官方逆民意而动的结果。官方在民间压力下实施的每一项改革措施，也都能进一步唤醒和释放民间力量，官权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进，大都是民间的自发压力累积到某个局部临界点的结果，
愈演愈烈的民间维权现象说明，中国改革走到今天，一方面，官权改革逻辑所积累的深层危机日益凸现，而解决危机的最大瓶颈又是官权固守的跛足改革逻辑，而当官权改革逻辑无法应对社会深层危机之时，便意味着官权逻辑逐渐破产。另一方面，民间力量在改革中的不断扩张已变得难以阻挡，而官权在改革上的角色也就变得越来越被动，所以，在民间维权的压力下，官方为了缓解制度上的道义劣势和跛足改革所带来的危机，就不能不对其意识形态作出相应的调整，也不得不实施局部的制度改革。比如，在私产权入宪的问题上和人权问题上，官权就在民间的压力下不断让步，无论是私产权在宪法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还是人权入宪和废除收容遣送，无论是对六四的定性由“动乱”、“暴乱”改为“政治风波”，还是比较温和地处理了刘荻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南都案等个案，这一切，皆是民间压力的持续累计所逼出官权妥协的结果。
现在，强权下的宏观稳定并不等于微观稳定，正如权贵资本主义下的经济高增长和极少数人的暴富并不等于整体繁荣一样。恐怖高压下的民众对强权制造的不公正的无奈忍受，不是稳定而是积累动乱；不让表达导致的不敢表达，不是认同而是积累怨恨。即便抛开官场权争、官员腐败、职业操守败坏和执政能力下降等党内危机对社会稳定的致命威胁不谈，仅从民间的角度讲，当民间的权利意识觉醒之后，个人性和群体性的民间维权运动，每天都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即便在官方最需要稳定的政治中心北京，在政治中心最具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也时有激进的民间维权行动发生，投诉无门的上访者申请示威游行，用自焚等极端形式表达不满的事件屡屡出现，高达几万人、十几万人的群体性官民冲突的频发，昭示出强权下的表面稳定是多么脆弱。只不过，这些此起彼伏的自发动员仍然局限于分散状态，但谁也不敢预测：它们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汇聚起来，酿成全国性动员大爆发。
有人常常感到困惑：后极权时代的中国广大农民，其物资生活显然大大好过高度极权的毛时代，即便在腐败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农民起码不会被成千上百地活活饿死。然而，为什么饿死了几千万农民的毛时代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底层反抗，而在基本饿不死人的小康时代，却屡屡发生大规模的自发民间反抗运动？
因为，毛时代极权秩序之所以能够稳定的原因，除了官权的暴力镇压和谎言灌输之外，还有民智未开的愚昧，正是这种愚昧赋予了独裁政权以合法性。而当下中国的底层反抗频发的主要原因，首先不在于物质分配的平等与否，而在于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经济利益、价值观念的持续分化，毛时代的整体性官权社会正在逐步瓦解，民间与官方持续分化推动着社会多元化的进程，觉醒的民间力量越来越不容忽视，未经民众自愿授权的政权越来越不再具有政治合法性。在经济利益受损的背后是民间权利的匮乏，在反抗官权的背后是民权的饥渴。同时，官权对日益觉醒的民间力量的被动应对，也变得越来越机会主义，以实用的策略和灵活的调整来应对国内外的压力，已经成为后毛时代的常态。
只有被自发认同的政治合法性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定，而缺少政治合法性的独裁政权，无论在表面上多么强大稳固，但它的内在基础必然走向合法性认同的空心化。比如，曾经看上去坚若盘石的苏东极权帝国，之所以在瞬间全面崩塌，就在于它的已经失去了民间的合法性认同。当一个政权出现认同空心化的危机之时，即便统治者把施舍小恩小惠作为主要的统治手段，也无以在道义上服众；即便进行血腥的镇压，也无法压制住民间的反抗。
处于后极权时代的中共政权，以巨大的综合社会代价维持着经济高增长，繁荣的外表包裹着日益空洞的内核，贪污腐败横行，职业道德崩溃，统治效力下降，手握独裁特权的权贵们，早已丧失了想做明君清官的政治理想，而变成了极端自私而功利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身处体制的核心地带，最了解体制性危机的严重程度，所以，他们大都怀有“搭末班车”的惶恐和贪婪，利用公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和家族的暴富，然后把财富转移到境外的安全之地，已经成为他们为官的最大动力。
在没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中国，民众的正当权益严重受损，不可能得到体制性的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所以，当体制救济处在匮乏或无效的状态之时，觉醒的民间进行体制外的自发式动员，决不会以当权者及御用精英们的意志为转移，即不是想不想要民间动员、或民间动员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权贵们的作恶多端和民众权益的持续受损，已经在事实上进行了多年的政治动员准备，民间所积蓄的对官权的不信任及其怨恨和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已经为发动一场庞大的社会动员积累了过多的民意资源，用“烈火干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换言之，当民间的公正饥渴一直得不到满足或缓解之时，当民众的权利诉求和政治参与热情一直受到刚性压制之时，压制越刚性，饥渴就越严重，可能爆发的参与态势就越激烈，这样的持续积累一旦因某个偶然事件而打开缺口──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打开──六四后被强制压抑了十几年的公正饥渴和政治参与热情，很可能演化为狂热的参与爆炸。
所以，如何通过为底层的政治动员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底层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遏制跛足改革的恶性发展，来保障民权和遏制官权，来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才是化解民间怨恨和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
2005年9月20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2005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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