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官方演奏的“盛世”主旋律的风靡，知识界再次扮演了吹鼓手的角色，就连对岸的“李大师”来大陆，也加入鼓吹“汉唐未有之盛世”的行列。在大陆御用精英的笔下，一面是赶超英美的预言，一面是文化复兴的号召。
类似大跃进时代的豪言壮语
配合着盛世主旋律，不止一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二O一五至二O二O年期间超过日本。胡鞍钢在《中美日俄印有形战略资源比较》一文中计算出：如果按照人均购买力来评估，中国经济总量甚至能够在二O二O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林毅夫认为：按GD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在二O五O年超过美国。中国科学院最近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二OO五》称：中国将在二一OO年“经济现代化水平进入世界前十名”。这种类似大跃进时代的“赶英超美”的豪言壮语，在知识权威的包装下似乎越炒越真。
配合着官方民族主义煽情，不止一位社会名流振臂高呼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二OO四年十月，作家王蒙、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科学家杨振宁、国学家季羡林、哲学家任继愈等人领衔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号召重评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近两年，一群中年“儒者”提倡所谓“王道政治”，煽起“少儿读经运动”，还有人再次狂妄得目无地球，写出名为《儒家文明整合全球》的专著；同时，国人开始玩起祭祖宗运动，从“祭黄帝”到“祭孔”，排场华丽和造势夸张。《二OO五中国曲阜孔子国际文化节祭孔大典祭文》，也是民族主义和盛世的双重奏：“小康初成，大同在梦。欣逢盛世，强国威风”。
然而，这种小康，不过是温饱的“猪圈”；这种盛世，不过是繁荣“娼”盛的粉饰太平，这种威风，不过是官权对民众的榨取盘剥和大款的富贵攀比而已。最近，不断发生的民间维权人士遭到官权的逮捕和黑社会的围殴，更凸现了“盛世”掩饰下的政府黑社会化的末世。
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传统，特别是高喊“民族复兴”的中共权贵和知识精英，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赚钱方式和消费方式，他们的家居用品和学术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数生活细节，甚至细节化到内衣内裤。
一些知识精英的懦弱和权卖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精英们充满改革激情，他们大都卷入了八九运动，但六四后的中国，狰狞的屠杀吓破了知识精英的胆儿，使之不得不屈从于官权的收买，致力于权力、金钱与知识的合谋，变成跛足改革的受益阶层之一，精英的御用化和戏子化与人文精神的小品化和犬儒化同步泛滥。精英们无法为大众提供良知示范，也无法为社会提供高品味的文化产品。所以，六四后大众文化的风靡，既是官方意识形态崩溃后的正常现象，也表徵着知识界的无灵魂状态的急遽普遍化既是道义良知的匮乏，也是知识诚实的空白（学术腐败的泛滥）。
就这么一群只会专说当今圣上爱听的话的精英，还好意思拿出一副卫道土的脸来，动不动就指责商业文化和大众娱乐多么庸俗。即便抛开官方的普遍政治腐败对社会精神的致命毒化不谈，把中国社会的灵魂空白、道德糜烂和趣味低下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大众文化，也是极不公平的。从民间的角度讲，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众文化所曾起到的颠覆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已经足够，填补颠覆之后的精神废墟和文化空白的主要责任，本应该由知识精英群体来承担。但是，由于知识精英无法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粗俗平庸的大众文化来填补空白，也就势在必然。
从整体精神氛围上看，对于民众精神的伤害之惨烈，无过于在中共的野蛮大屠杀和权贵们对财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面前，知识精英的自私懦弱和近年来精英本身的权贵化。在贫富日益悬殊的极端社会不公横行之时，精英们对受到严厉打压的六四难属群体和法轮功信众、对利益严重受损的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无动于衷。恰恰相反，他们热衷于为权贵私有化和权钱交易的腐败辩护，为“三个代表”和“胡温新政”背书；即便那些号称站在底层立场、关注社会公正的新老毛派，除了避重就轻地声讨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之外，也决不会直面每天在场的独裁制度，更不会以实际行为为受迫害者仗义执言。
金钱和权力的双重奴隶
一些精英甚至身体力行地加入腐败行列，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腐败泛滥之所以变成社会毒瘤之一，就在于有些知识精英已经沦为金钱和权力的双重奴隶。
御用精英们一面参与腐败盛宴，一面又为自己的犬儒性言行进行非驴非马的辩护。而在没有基本的制度常识、权利常识和做人常识的畸形社会中，成为知识界口头禅的“文化多元化”也变成“指鹿为马”的闹剧。一方面，在官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强制性在场的背景下，“多元化”根本没有法律的保障和文化的依托，而只是知识界刻意回避争取自由权利的言说和行动的托词，所以，知识界提倡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就沦为绝对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在商业诱惑的作用下，知识分子鼓吹绝对化的“经济人理性”，全社会陷于不择手段的发财梦之中。所以，知识界找出的种种自我辩护的理由，不过是推卸责任的藉口而已：掩盖自身品质的腐烂和创造力的萎缩。精英们所提倡的“环保秀”、“民粹秀”、“振兴本土文化秀”等人文精神，不仅丝毫无助于精神危机的缓解和恢复文化原创力，反而在加深这一危机和文化创造上的无能。精英们对“人文精神”的所有言说，不过是与胡温的“亲民秀”相配合的“人文秀”，是靠制造人文精神假象来掩盖无灵魂的生存。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处女与假文凭假学术假良知假批判正好匹配。
无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无论中国的权贵、精英等先富起来的阶层享受着多么奢侈而现代的生活，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国人所能期望的最好生活仍然不是现代人的生活，而是传统的父权时代的坐稳了奴隶地位的生活，主奴关系中的十几亿人口，仍然像奴隶听从主人那样逆来顺受，没有自己的独立头脑、尊严和人格。希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一党独裁，用丝毫不肯让他人分享的绝对权力，也用“离开我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绑架了全体人民和整个国家。过多的人质，使国人的绝大多数不得不依赖于政权的施恩，也使国际主流社会不得不温柔地与中南海打交道。
物质进步没有带来精神提升
于是，容纳着世界上最大人群的国家，且经历过举世无双的灾难，但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为“一盘散沙”的社会。官方的禁令和民间的逆来顺受，造就了“只知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个体。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面对拥有严密的组织、全部国家机器和主要社会资源的政权，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无力到如蚍蜉撼树。在全球化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肯于或有能力付出一举解救出十几亿人质的赎金，而只能尝试交往与遏制并行的渐进和平演变。
中共独裁对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最大伤害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对人的生命和人的精神的残酷而全面的阉割，改革以来物质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精神提升，灵魂贫困远甚于肉体贫困。“正在崛起的中国”，一部分人在物质上的确“先富起来”，但并没有与之同步的精神上“先富起来”。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金钱和知识之间的同谋。这样的知识精英群体只能是社会精神堕落的主动帮忙者或被动帮闲者，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良知的象征和填补灵魂空白的启蒙者。所以，大众娱乐明星的名字对平民阶层的巨大魅力，既证明了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失败，也凸现了知识精英的启蒙思想和知识品格的贫困。与其谴责社会精神的庸俗化和痞子化，不如拿出自省的勇气和负责的理性来检讨自身的犬儒化！
二OO五年十月九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2005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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