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大错误：六、七十年代迷失于“毛泽东热”
当毛泽东成为中国的绝对独裁者之后，一个东方大国再次进入西方的视野。但西方左派并没有从当年的“斯大林热”中汲取教训，而是在斯大林死后把这种热情转移到毛泽东身上。而斯大林正是毛泽东的导师：——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权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白匪、资本家、地主富农、宗教人士和知识分子；毛泽东夺权后大搞“土改”、“镇反”、“三五反”、“知识分子改造”和“工商业资本主义改造”等运动，数百万人因此遭殃。
——斯大林为了完成“伟大的转折”，用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来推动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在饿莩遍地的时期仍然大量向西方出口粮食，造成了饿死七百万人的大饥荒；毛泽东为了“赶超英美”，同样用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及“大跃进”来实现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毛也在大饥荒时期坚持向苏联出口粮食和农产品，原子弹升空的代价，是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
——斯大林为了巩固其绝对极权，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他去世，不间断地大搞党内外的大清洗，在肉体上消灭一切“敌人”，在30年代达到最高潮：从党内元老到党外知识分子，从政治局委员到普通的集体农庄农民的“敌人”，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二千万左右；毛泽东为确立其绝对权力，也是从掌权开始直到去世都在大搞“阶级灭绝”，从“粉碎高饶反党集团”到“反胡风运动”，从“反右”到“反彭德怀”，从“四清”、“肃反”到“文革”，毛泽东从肉体上消灭的“敌人”，至少有三、四千万人。
——斯大林终身操控“造神运动”，不仅在全苏联且在整个共产世界制造个人崇拜，意在把自己塑造成整个人类的救主兼先知，不仅是政治上的伟大领袖，而且是思想上的伟大导师，通过共产国际来扮演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的路数与斯大林完全一样，也是要充当伟大领袖兼伟大导师，充当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和“大救星”，文革时期的造神狂潮可谓人类历史之最！斯大林死后，一心要争当共产世界领袖的毛泽东，利令智昏地与苏共决裂，但决裂带来的是他在争夺共产世界领袖地位上失败，最后的跟班只剩下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于是，毛为了满足自己的世界领袖欲，又制造出“第三世界”理论，自封为“第三世界”的领袖，以抗衡极权世界领袖苏联和自由世界领袖美国，也以此来弥补他在共产世界的失败。
——毛泽东的残暴还有远远超过斯大林的独创之处。斯大林主要采取“肉体暴政”的方式来消灭“敌人”，即便是对政治对手的人格羞辱和精神虐待，也要走走法律审判的形式，比如，在大清洗时期，斯大林操纵多次对布哈林等政敌大审判。而毛泽东向来“无法无天”，几乎从来不会把他的政敌送上法庭，而是在“肉体暴政”之外又发明了大搞群众运动和思想改造的“精神暴政”。他所发动的每一次大规模“阶级灭绝”运动，都伴以“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的全国性群众运动，文革时期更有所谓“群众专政”，为的是在人格上羞辱人，在尊严上摧毁人，使之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遗臭万年的行尸走肉，可谓“黑出于黑而胜于黑”。著名剧作家曹禺在述忆文革的遭遇时说：“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两大暴君最为一致的地方在于：相对于他们无限膨胀的权力欲和无限滥用权力的满足感而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生命并不构成道德问题；他们的权力恐惧达到草木皆兵的病态程度，但他们从来不怕杀人和死人；因为人民只是两大暴君实现权力野心的工具而已。
同时，两大暴君又特别擅于伪装自己，为了塑造各自的国际领袖形象，他们可以在西方名流面前表现出平易、直率、幽默、甚至谦恭的一面。看看西方左派名流们记述中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很少能找到负面的描述。
当时的法国名流，从政治家戴高乐到著名知识分子萨特等人，都对毛主义中国抱有或功利或浪漫的期望。在某种意义上，戴高乐是拿破仑式法兰西沙文主义的继承人，虽然法国的实力不逮，但他仍然千方百计地来表达法兰西的傲慢。在东西方冷战处于最严峻的六十年代，仅仅出于嫉恨美国在西方的领袖地位，戴高乐既没有顾及西方联盟的大局，也没有知恩图报的起码谦卑，而是基于法兰西式的傲慢来显示自身的独立性，同美国较劲，同英国强辩。1966年，戴高乐正式向美国宣战：一面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并将北约总部赶出巴黎，一面提出对共产阵营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戴高乐正式访问苏联，苏联舆论自然兴奋，西方舆论则视之为西方联盟的“窝里反”。接着，他在1968年与毛泽东政权建立友好关系。
最早赞美毛泽东中国的法国名流，当然少不了萨特和他的情人西蒙·德·波伏娃。1955年9月至11月，萨特和波伏娃应邀访问中国，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在中国足足游览45天；10月1日，他俩还作为贵宾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典。当天晚上，萨特与波伏娃又被请上天安门，与茅盾夫妇同桌观看焰火。受到如此优待的两个法国名流，自然对毛泽东的中国大加赞美。
在后来回忆中，波伏娃这样描述毛泽东：“毛泽东就站在他的画像下。他像平常一样，身着灰中带绿的上装，戴着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他不时取下，向欢呼的人群挥舞。”“毛泽东也是一样地问候每桌的朋友，他信步从容。中国领导人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们毫不做作。”她又这样描述天安们广场上的人群：“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
虽然同为哲学家，但萨特对中国的赞美，还是不同与女人的感性描述，而很有存在主义哲学的味道。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观感》。萨特说：“在中国，社会主义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必须或者灭亡，或者走向社会主义；它必须或者灭亡，或者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然而，只要看一看你们欢乐的青年和儿童，就会理解这个国家一定不会灭亡。”“人们在巴黎读了你们的书籍，看了你们的报告，也还是可以想像的。可要真正掌握这个伟大性的尺度，那却非得要亲自来你们这里……在同一天，看到了鞍山的高炉和附近土墻茅舍的乡村，农民们有的还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和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些从中国回到法国的朋友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
回国后，萨特又在《法国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盛赞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波伏娃依靠45天的观感和收集到的资料，写出长达500余页大书《长征》，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该书在西方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对当时西方世界了解新中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让人想起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毛泽东发动文革，喊出“造反有理”的口号，更变成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和一代激进青年的模仿对象。当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学生造反运动”也在风靡西方。说来也巧，在中国文革高潮的1968年，法国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萨特旗帜鲜明地支持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如同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支持红卫兵运动一样。萨特喜欢学生提出“把禁止禁止掉”的口号，他还煽动说：“暴力是遗留在学生手中的唯一的东西，……在我们西方国家，学生代表了反对既定统治的唯一力量。”与此同时，美国的“校园反战运动”也贯穿六、七十年代。
其实，萨特不仅赞美毛泽东的中国，也同样赞美斯大林的苏联和卡斯特罗的古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萨特和西蒙波娃也作为贵客访问过苏联，回国后公然宣称：“苏联公民能比我们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评政府”，“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苏联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国旅行，而是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美丽的国家。”他也曾作为古巴政府的座上宾，和卡斯特罗并肩而立，接受民众的欢呼。他说极权古巴“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
众所周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决裂之后，毛主义代替三十年代的斯大林主义，变成了西方左派的新偶像，特别是在西方共产党最有势力的法国，中苏分裂也导致法共内部的分裂，一部分反对苏共的法国左派退出法共，另行成立了两个以毛泽东为偶像的左派组织“无产阶级左派”（GP）和“共产主义青年同盟”（UJC），这两个狂热崇拜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极左组织，把毛泽东视为他们的精神领袖，毛的“造反论”被无条件地接受，两大组织对鼓动起1968年“红五月”学潮功不可没。
法国毛派的口号是“反对任何等级制度”、“实现绝对平等”和“革命万岁”等，他们不看重理论而着眼于行动，把毛泽东的《实践论》奉为“圣经”。他们对革命实践的评价标准有三条：1，不合法性，即专门与现存秩序对抗；2，创造性，即每一次反抗行动必须超越常规；3，肉体接触性，即如果斗争需要就选择暴力自卫。所以，毛派发动的一系列运动大都导致程度不同的暴力冲突，甚至导致命案。为了吸引工人阶级拥护毛主义，他们分裂法国工会，煽动工人加入“日常生活运动”，为更公平的面包和黄油而斗争；他们反对地铁票涨价，乘车拒买地铁票且不承认警察的执法权力；他们鼓励贫民窟的穷人进行抗租、抵制收回住房和强占空闲房屋的运动；他们因反对工人食堂的肉价上涨而与法国工会发生暴力冲突，因反对等级工资制而与厂方、工会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一个毛派分子死于“星期五枪杀事件”。为了报复，毛派对工厂官员进行非法的秘密扣押。毛派还关心移民的悲惨处境，成立了“越南根据地委员会”，引导移民们与警方之间发生一系列暴力冲突，一度占领过越南驻巴黎大使馆，升起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子。在毛派活动最多的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他们甚至煽动科西嘉的民族主义，发起两次具有分离主义诉求的夏季运动。激进农民把他们的粮食运进城市，倾倒在大街上，在马路上设置障碍，占领加工厂，甚至在1969年把正在访问的农业部长拘押起来，后经警方解救才被释放。
另一法国的明星思想家福柯，也曾是“毛派”支持者，福柯还一度与毛派携手发起“人民司法”运动，与毛派领袖皮埃尔·维克多共同完成《造反有理》一书。1974年春，一批法国左派知识分子来到中国，他们都是左派杂志《泰凯尔》的成员，包括罗兰·巴特，朱丽叶·克里斯特娃，菲利普·索莱尔等人，这些人大都是1968年“5月风暴”运动的支持者。他们先后去过北京、上海、洛阳、南京、西安，为的是考察中国文革的进展情况。
所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政治上的越战失败和经济上的石油危机，使西方经济普遍地陷于萧条，“自由无法战胜极权”的悲观情绪弥漫西方。毛泽东发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豪迈预测，前苏联极权者们也扬言很快就将超越并埋葬美国。
问题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于毛思想的热衷，乃基于对反体制力量的渴求和法国式的革命浪漫主义，而时空的错位又必然导致西方左派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荒谬，正如当下的中国“新左派”从西方的后现代汲取反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资源一样。毛派认为：一切取决于人民而非官僚机构或其它特定团体，要求弭平一切阶级差异而建立真正的平等式民主。福柯参与的狱政改革，就激进地主张无政府主义，要求废除所有的警察机构及法院，而改由人民来决定谁为社会公敌，并由人民来进行公审及处罚。他甚至极端地说：对待人民司法的最好办法，就是打开一切监狱的大门和关闭一切法庭的大门。然而，谁能保证“人民法庭的审判”不重蹈昔日的多数暴政——古希腊公民大会处死苏格拉底，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先是处死国王和贵族，接着处死大革命的多位领导者！
无论是以毛泽东在中国的威望之高而论，还是以当时的极权统治之严厉和洗脑之彻底，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发生大规模的自发反毛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1976年的清明节，在中国政治中心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上，却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抗议运动——“四五运动”。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及其“四人帮”。这说明，经历了一系列残酷政治运动和饿死几千万人的大人祸、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文革大迫害的中国人，内心的不满已经达到了忍无可忍的临界点，所以才会借悼念周恩来的名义爆发。
紧接着的9月份，毛泽东终于抗拒不了自然规律，因病医治无效死亡。这对于在极端残酷的个人极权下生活了二十七年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老天赐予的解放时刻！
然而，对于毛泽东之死，国际组织的头面人物和西方各国的政要的反应却与中国人的感受大相庭径，从联合国秘书长、欧共体主席到美国总统，不提镇反、三五反、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甚至无一人提起惨死毛泽东时代的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了，而是纷纷高调赞美毛泽东的伟大。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作专门发言说：“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影响遍及整个世界”，“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在联大开幕式上，联合国大会主席说：“最近，世界上失去了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安理会主席在9月10日的悼词中说：毛主席“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联合国教科文执行局书记说：“毛主席是不仅为自己的人民而且为全世界人民向未来打开了门窗的世界性人物”。
欧洲共同体主席奥托利在唁电称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进程”。
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声明说：“由于毛泽东的去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社会党领袖、后任总统密特朗说：“我认为毋庸描述，毛泽东是过去25年中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
英国首相卡拉汉在声明中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无以伦比的纪念”。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说：“历史将说，从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现代最卓绝的人物之一”。
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唁电说：“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后任总理科尔说：“毛是一位历史性人物，而且对本世纪意识形态领域有相当大的影响”，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说：“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上、政治上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存在”。
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说：“甚至成为大家都不得不予重视的超级大国的领袖而感到自豪”。
荷兰首相登厄伊尔的唁电说：“历史将称颂他为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卢森堡大公让的唁电中说：“毛主席的去世失去了一位人类伟大的思想家”。
瑞士联邦主席格内吉的唁电中说：“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人物”。
瑞典首相帕尔梅说：“毛泽东的作用不仅限于中国。他关于改造我们生存条件的人的意志力量的思想对全世界都将产生了影响”。
挪威首相努尔德利声明说：“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主导地位”。
丹麦首相耶恩斯的唁电说：“毛泽东的逝世也使世界失去本世纪最伟大和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其外交大臣在追悼大会讲话中说：“毛主席是世界历史上成就最大的领导人之一”。
意大利总统利昂纳的唁电说：“他在世界人民的历史上留有最深刻的印象”，社会党主席南尼说：“毛主席的逝世震动了整个人类”。
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说：“毛主席也改变了世界上力量对比。现在还难以预言，他的行动对人类的未来将产生的后果”。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说：“由于他的去世失去了本世纪一位最杰出的人物。”
葡萄牙总理苏亚雷斯说：“他无愧于全世界的信仰”。
美国总统福特当天的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福特又发表声明说：“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国务卿基辛格说：“毛主席是改变世界事态进程的一位历史人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声明说：“我认为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付首相、后来的首相福田纠夫说：“无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份的”。大藏相、后来的首相大平正芳说：“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讲是难以估量的”。
新西兰总督布伦德尔的唁电中说：“现在和未来世世代代的人将肯定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给毛主席以特殊和杰出的地位”。总理马尔登的唁电中说：“在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牢固的记忆”。
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在议会发表讲话说：“毛主席是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工党领袖尤伦说：“他的思想决定今后所有人类社会形式的指南”。
……
在这些绚烂的赞歌中，奴役人的毛式极权主义被伟大思想家的吹捧所淹没，对内阶级灭绝和对外输出暴力革命造成史无前例的血腥灾难被“世界性伟大人物”的颂歌所洗刷。中国人高呼“最伟大”是被迫洗脑的蒙昧，自由制度培养出的西方政客居然也高呼“最伟大”，难道也是被毛泽东洗脑了不成？其中，日本政客的“胸怀宽广如海洋”的赞美最为恶心。
西方政要如此赞美毛泽东，有些是基于政客式精明和功利主义，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左派幼稚病”的道德愚昧。而且，这种“道德愚昧”甚至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然而，恰在东西方决战的关键时刻，伟大的美国选出了伟大的总统里根，他具有捍卫自由理想的坚定意志和向极权主义公开挑战的政治勇气，对东西对峙的前景抱有乐观的信心。他克服经济萧条的方法是回归古典自由主义，他抵御政治悲观的方法坚信自由制度必胜，在国际政治中用理想主义外交代替尼克松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所以，就在美元几乎失去一半价值的萧条中，他却公开向苏联极权帝国发出尖锐的挑战。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讲演，直率地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并预言两大阵营的竞争必将以极权制度的失败而告终：“共产主义必将被埋葬在历史的灰烬中。”
里根的直率及其预言掀起轩然大波，被当时西方的某些政客和知识分子视为“天方夜谭”。1983年，又是法国人让·弗朗索瓦·雷瓦尔写出了《民主是如何毁灭的？》一书，他的预言与里根的预言恰好相反：民主制度是“一个正在我们眼前消失的短暂的插曲……”那时，不要说西方的左派，即便是西方的某些右派，也被当时的表面现象和悲观氛围所蒙蔽，相信极权国家仍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对自由民主向全球的普及缺乏信心。他们甚至认为，极权国家的政权与民众之间的虚假契约——统治者装模作样地统治和民众装模作样地服从——正是极权制度的合法性所在，因为这种虚假契约带来稳定、安全和温饱。而对极权制度造成近一亿多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却视而不见，正如西方左派名流们，并非不知道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暴行，却仍然放声高歌“红色苏维埃”和“红色中国”一样。
我把这种夸张的赞美称之为“左派的狂想”，不能不让人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左派们对斯大林苏联的赞美。而二十世纪的深重教训还未远去：上个世纪的大灾难，并非是由于极权主义的崛起，而是自由国家没能阻止极权主义的迅速扩张与长期存在：1，西方民主政府的绥靖主义外交，为希特勒发动二战提供了条件；战后的“雅尔塔协议”为东方共产极权帝国的建立推波助澜。2，享受着自由生活的西方左派名流们误导世界舆论，把极权东方视为人类的未来，而把自由西方视为邪恶的象征，致使自由同盟对极权同盟的斗争变得步履蹒跚。
在此意义上，《每日电讯报》的“最大的错误”，的确是对西方左派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属于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大暴君，两大暴君却先后得到自由世界的社会名流的崇拜。一个大暴君死后，失落的西方左派很快又找到另一个大暴君，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第二次错误显然比第一次错误更大更愚蠢。
我的担心是，面对当今世界的最大独裁国家中国，现在的西方人可能再犯一次大错误。
当年，访问过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出了传记性作品《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让毛泽东的名字从中国的穷山沟走向了西方世界。而今日的“中国热”是在共产乌托邦已成破碎泡沫之后，西方人向中国独裁者献媚的理由，不再是基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幼稚病，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现实的实惠。
时至共产帝国已经崩溃的今日，难道先后迷失在两位东方暴君怀抱中的西方名流们，还要再次迷失在“独裁中国热”的泡沫中吗？
所以，自由国家应该记取如下教训和常识：任何形式的独裁都是自由之敌，也都是仇恨和暴力的最大孳生地，恐怖主义也来自极权式的洗脑和仇恨，来自独裁式的暴力崇拜。在当今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独裁制度对人的奴役——无论这奴役发生在哪里——都是整个人类、特别是已经获得自由的那部分人类的耻辱，也都是对自由世界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反过来，已经获得自由的西方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如要让自由得以存续，依赖的恰恰不是“孤立主义”的自由与和平，而是让仍然生活于奴役治下的人们获得同样的自由，也就是依赖于自由在独裁国家的胜利，自由在整个世界的不断扩展，直到再也没有人生活在独裁的奴役之下。
【北京之春】2006.01.31
编者注：原文未注明写作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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