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以来，每年中共两会前夕，世界都能听到一个饱含着爱和正义的声音——天安门母亲为六四问题上书两会代表。
今年已经是第十一个年头了。
2月28日，丁子霖等126位六四难属再次上书两会，提出两项诉求：1，要求解冻已经被冻结八年的11620马克人道捐款；2，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对草根维权运动的野蛮打压。前者是维护“天安门母亲”群体自身的权益，后者是维护其它维权群体的权益。
在此次上书中，难属群体特别表达了对近年来草根维权的关注：“我们都是十六年前那场劫难的受害者，我们对和平、安宁怀有强烈的渴望；我们对强权和杀戮怀有极度的憎恶；我们对社会弱势群体及各种祸患的受害者怀有深深的同情。……最近发生在广东番禺太石村的暴力袭击事件，发生在汕尾东洲村的血腥屠杀事件，以及接连不断地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维权民众遭到残暴对待的恶性事件，使我们这些曾经并至今仍经受着痛苦折磨的”六四“受难者寝食难安。”
“借此机会，我们向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人发出强烈呼吁：请你们本着人类良知，信守诺言，善待一切被无辜剥夺了合法权利而求告无门的弱势民众；请你们本着法治的原则，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公正、合理地解决民间维权行动中发生的官民冲突；请你们拿出勇气和决断，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制止旨在压制民权的各种暴行，铲除残民以逞的黑恶势力，以挽回已经出现的危局。抗议中共当局对草根维权的野蛮对待，要求当局停止镇压和善待民间的正当诉求。”
一个对草根阶层的权益诉求进行野蛮镇压的政权，必定是与民为敌的；一个杀人的政权，是令人唾弃的；一个用谎言为杀人辩解的政权，是令人不齿的；一个冻结捐给人道捐款的政权，是灭绝人性的。然而，“天安门母亲”仍然坚守以文明的方式表达自身的诉求，从未提出过激的要求，从未采取过激进行动，也从未使用过咬牙切齿的言词，而是始终如一地用勇气呼唤良知，用爱心融化恩怨，用善意化解恶意，用理性约束愤怒。这种高贵之爱和清明之理性，这种持之以恒的韧性和勇气，实为践行社会良知的楷模，是中国民间社会中最可宝贵的道义资源，是推动中国和平有序转型的健康力量之一。
这个由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遗孤、失去谋生能力的伤残者所组成的难属群体，从最初的生不如死到渐渐走出绝望的阴影，尽管，生活的艰辛一言难尽，灵魂的炼狱无以表达，高压下的沉默是那么无奈，觉醒后的抗争又是那么险象环生，但难属之间的相互温暖和国内外良知者的同情，近于奇迹般地支撑起“天安门母亲”的傲然挺立。她们就在极为艰难和充满人身风险的情况下，收集六四死难者的名单和证词，争取国内外的人道捐款，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诉求。毫无疑问，六四后的十六年来，在敦促中共纠正罪错、调查历史真相和还公道于民的民间维权运动中，六四难属群体做得最为出色。
天安门母亲坚持抗争的方式之一，就是以理性、温和的方式给中共当局上书。从1995年到2006年，连续十一年从未间断；从两人签名到上百人签名，敢于公开站出来难属逐年增加。尽管官方从未有过只言片语的正面回应，但难属群体决不放弃，而是要持之以恒，直到六四问题得到公正解决的那一天到来。
1995年，难属群体发出“就六四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签名人已经发展到26人。首次提出难属群体的三项基本诉求：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以昭示事件真相；二、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三、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死者负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
1996年，发表“六四受难亲属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签名人增加到31人。公开信重申95年的三项诉求，并首次公布了已经寻找到的六四遇难者近200人。其中：年龄最大者56岁，最小者9岁；大学本科学生37名，博士及硕士生9名，中学生9名，小学生2名；独生子女17名；留下遗孀、遗孤者44名，遗孤为双生子女者6名。公开信还强调，“据我们的查证，死者无一人有所谓暴力行为者，其中有很多名是在救死扶伤时被打死的，有更多的人是在居民区内被追杀的。他们都是那场惨案的无辜受害者。”
1997年，难属群体就六四问题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签名人增加为42人。公开信除了再次重申三项基本诉求之外，第一次提出对六四问题的处理，“不能按任何个人的意志办理，不能因袭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所谓‘平反昭雪’的做法。”而应该“纳入法制轨道，依法办事。”
1998年，难属群体致函第八届全国人大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签名人增加为56人。难属的诉求也有所变化，除了坚持三项基本诉求之外，第一次提出“就撤销李鹏人大代表资格”的诉求。
1999年是六四十周年，难属对话团正式成立并致函中共领导人。这是难属群体为了更理性地解决六四问题，首次成立了由20人组成的对话团，要求就三项基本要求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同时，当年5月17日，难属群体向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请求立案侦查“六四”事件中刑事犯罪、追究李鹏的法律责任的控告书，把对六四元凶的清算纳入法治轨道。
2000年，难属群体在发表“六四对话团就六四问题的解决致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并再次向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李鹏的上诉书。签名人增加到108人。公开信重申就三项基本诉求与官方展开对话的要求，控告书重申了对李鹏的刑事控告。
2001年，难属群体除了再次向中共最高检察院提出对李鹏的刑事控告之外，首次以“天安门母亲”的名义发表“天安门母亲的话”。签名人增加到112人。
“天安门母亲的话”在难属群体的维权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他们关注的领域不再局限于六四问题，而是扩展到其它群体遭受的人权迫害，特别申明：反对中共对民间异议活动的政治高压和残酷镇压；反对对法轮功等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镇压；反对在言论、出版、信仰乃至新闻、网络等领域继续推行限制、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政策，特别反对继续以言论、思想治罪的荒谬做法；反对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借口，抗拒、抵制国际社会基于人类道义及世界普适原则对中国恶劣人权记录的批评。
这篇文献也可以视为这一群体的爱的宣言：“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2002年，难属群体发表两封公开信，“六四对话团致国家领导人”和“致九届五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代表、委员”。签名人增加到115人。
前者重申就三项基本诉求进行对话，后者重申三年前难属群体对李鹏的控告：“我们还要在这里重申：我们不会放弃此项控告，直至把犯罪嫌疑人李鹏送交法庭接受公正的审判。”
2003年，难属群体就六四失踪者的问题致函第十届全国人大全体代表暨全国政协全体委员。签名人仍然是115人。
公开信除了重申三项基本诉求之外，加入了敦促官方寻找“六四失踪者”的诉求：“截止2003年2月，我们已寻找到惨案的死难者182位，伤残者71位。在漫长的寻访活动中，我们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失踪者。他们都是在89年6月3日及以后的几天里突然消失的。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亲属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多方寻找，但毫无结果。目前，我们已记录下了12位这类失踪者的名字，而据我们多年来的调查、了解，实际的失踪者数字要远远多于记录下来的数字，比如当年曾被仓促地掩埋于天安门附近的一些遇难者尸体至今没有下落。可以断定，这些失踪者已不可能重新回到自己亲人的身边。可以想见，他们的亲属所经受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2004年，难属群体发表两封公开信：“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暨最高检察长贾春旺先生”和“致十届二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代表、委员”。签名人增加到126人。
前者重申了对李鹏的控告，后者敦请代表们就公正解决六四事件及六四受害者问题向大会递交相关议案，推动大会及与会代表就此议案进行讨论、审议，并对九年来全国人大对难属上书的置之不理发出质问：“为什么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对于我们的合理诉求竟如此置若罔闻？为什么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面对六四受难者年复一年发出的呼声竟如此噤若寒蝉？为什么我们于1999年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的控告六四元凶李鹏的诉状，该院至今拒不答复；而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竟然放弃了对人民检察院的问责与监督？为什么于1998年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名义冻结的一笔（11620德国马克）留德学生给予六四难属的人道捐款至今仍不予发还，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对这种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竟然如此熟视无睹？”
2005年，难属群体就六四事件以及赵紫阳先生蒙受不白之冤问题致函人大政协。签名者增加到127人。
公开信提出三方面的要求：1，当年由邓小平、李鹏等决策者、制造者一手强加于“六四”的错误定性必须彻底推翻；六四事件作为一桩重大的历史冤案必须得到公正的重新评价。2，当年邓小平、李鹏等人强加于赵紫阳先生的莫须有“罪名”必须彻底推翻，由此造成的这桩重大历史冤案必须得到公开的纠正和重新评价。3，自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执政以来，中国在政治上急速倒退，人权状况日趋恶化，对言论和网路的控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属群体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
我之所以历数难属群体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上书两会，意在说明：在中共掌权五十年的历史上，尽管惨烈的人权大灾难屡屡发生，在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中，无辜被害的国人以几千万计，但是，除了“天安门母亲”之外，还没有一个受害者的难属能够形成一个不断壮大的群体，进行持之以恒的抗争。而只有在六四屠杀中失去亲人的母亲和妻子，为了讨还公正和见证真相这一单一诉求而进行十年如一日的理性抗争。无论独裁者们多么冷血，也无论大众多么麻木，她们执着地替坟墓中亡灵们伸冤，用博大的母爱化解狭隘的仇恨，用非凡的勇气抗拒野蛮的恐怖，用恒久的耐心较量漫长的等待，用不辞辛苦的寻访拒绝强制性遗忘，用一个个案例戳穿谎言化的生存。
正如《天安门母亲的话》所言：“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作为八九运动的参与者之一，十六年前，那个被子弹射穿的夜晚，那个被刺刀挑起的黎明，至今仍然如同呼啸的子弹掠过我的耳边，如同血红的刺刀尖晃动在我的眼前，让我必须珍视至今仍然无法瞑目的亡灵。
自1989年6月4日以来，我这个幸存者，一直在无辜亡灵的俯视下，已经整整十六个年头儿了。自1995年的第一次上书中共两会以来，由小到大的六四难属群体，一直在用她们顽强的抗争催促着我，也已经十二个年头了。这俯视，这催促，使我不能时时提醒自己：哪怕我的文字是无力的，我的声音是微弱的，我也不能不跟随母亲们的寻求正义和见证真相的脚步。
2006年3月3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6.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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