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体制下的跛足改革，导致腐败泛滥和两极分化的急遽扩大，由此引发出新一轮改革大论战。
御用派的权贵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家努力为跛足改革辩护。二○○六年八月九日，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篇名为《著名经济学家称我国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的专访，就是这种辩护的最新版本。接受採访的五位主流经济学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赵人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
五人中，只有吴敬琏先生的回答偏离了官方定调。他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在此前的六月二十六日，吴敬琏更为直率地指出：一，过分重视效率而轻视公平的畸形发展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二，垄断导致普遍腐败和机会不平等，二者加剧了两极分化。
其他四人的回答都是在为跛足改革下的两极分化作辩护。他们认为：一，现行改革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二，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三，两极分化并非现行改革造成的，而是传统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造成的。四，现在的两极分化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五，政府不断通过各种措施来抑止贫富差距的扩大。
萧灼基、赵人伟、樊纲、李实对两极分化的解释，可以代表“权贵经济学”的思路。他们拥护“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跛足政策，肯定官权垄断下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御用智囊作为权贵阶层的一员，他们非常害怕权贵阶层的“竭泽而渔”的掠夺方式逼出底层造反。所以，他们要向高层进言，提出缓解民众不满和社会危机的应对之策。他们从维持政权稳定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出发，希望独裁集团能够看得远一点，放弃苛政而走向仁政，从“无节制的掠夺”转向“有节制的剥夺”，以缓和日益加深的底层不满和公正危机。他们认为，胡温上台以来，提出关注弱势群体和社会公正的“亲民路线”，实乃统治策略的明智转换，表现出胡温体制高于江朱体制之处。这是走向施仁政的开明专制或王道统治的良好开端。
伪激进的新左派
在此次改革大论战中，“新左派”对“御用派”的攻击最为激烈，也最容易把社会不满误导向毛体制老路上去。“新左派”高举“社会公正”大旗，把自己打扮成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他们祭出毛泽东亡灵，对毛泽东遗产进行后现代包装。
“新左派”针对两极分化开出的药方，带有强烈毛式民粹主义甚至文革式特徵：一方面，他们主张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停止“民进国退”的国企改革而回归“国进民退”的计划体制，甚至公开主张回到毛时代的强权式平等分配，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扶持国有经济而削弱私有经济，为近乎疯狂的权贵私有化进程减速。另一方面，通过自下而上的大众化经济民主，最大限度地发动底层百姓参与经济管理，削弱上层权贵对底层百姓的强势地位。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上、下结合，才能达到抑富济贫的财富再分配。
在现行制度的前提下，如果照“新左派”的激进思路行事，独裁化强权干预和大众化底层造反相结合，就将带来大倒退，即便不会全面退回到文革，起码会导致“打土豪、分田地”的经济文革。
其实，“新左派”对改革和主流经济学的抨击再激烈，也是“伪激进”。因为，“新左派”是最善于投机取巧的一群，最鲜明的特点是“柿子捡软的捏”和言行背离。首先，他们只敢把两极分化加剧归结为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而断断不敢直面根本原因——现行独裁体制；他们也只敢向私营富豪和御用经济学家兴师问罪，而断断不敢揭露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
御用派和新左派是孪生兄弟
在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公正原则的我看来，无论“御用派”和“新左派”如何相互抨击，但在“跛足经济学”这点上，二者却是孪生兄弟——只问经济问题而回避政治制度。正如中共改革只追求经济高增长而搁置政治进步一样。因为，两极分化来自跛足改革，跛足改革的制度支撑恰恰是一党独裁；所以，无论何派何论，只要不敢直面一党独裁和贪婪的权贵家族，即便说得天花乱坠，实质上仍然是极端自私的机会主义。
个人自由优先于分配正义
事实上，当下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首先是自由之有无的问题，而非财富分配是否平等的问题。分配不公源于自由权利匮乏。自由问题在中国就是民权之有无的问题，两极分化不过是官权过大而民权奇缺的后果而已。所以，在中国谈论分配正义问题，理论上必须坚持自由优先，实践上首先要致力于争取民权和削弱官权，即首先争取自由权利的平等分配，其次才是财富分配的公正，因为平等的自由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是社会公正的基础。自由离国人多遥远，社会公正也同样遥远。
面对“御用派”和“新左派”两面夹击下的自由主义，不仅要有勇气和智慧，更要有足够的坚韧，对中国转型的艰难漫长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既不会屈从于权贵主义的淫威，也不会被民粹主义潮流所裹挟，而是坚定不移地伸张自由优先原则，并将其贯彻到言行之中：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实现社会公正，就要在思想上争取达成民间社会对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基本共识，就要在行动上动员出更大的反抗独裁制度的民间力量，大声抗议官权对基本人权的肆意侵犯，争取从私产权到言论权的个人自由，并力争把诸种个人自由提升到法治保护的水平，即通过致力于民权不断扩张和官权不断萎缩。
在个人自由先于分配正义的意义上，我甚至主张大陆的现代转型之路，最好借鉴香港的成功经验：先致力于保障个人自由的法治建设，后进行全民普选的民主。也不妨汲取台湾民主化的经验，在保障私产权和法治化市场的基础上，先进行有限的地方自治和言论自由，再循序渐进地开放党禁报禁和制定自由主义宪法，最后走向普选式民主。
二○○六年八月九日于北京家中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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