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如何获取信息?

2006年岁末,中共推出两大人权秀:11月17日,举办了掌权五十七年来的第一个人权展,意在向世界展示其改善人权的成就;12月1日,中共发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给了外国媒体以“新闻自由”。

从短期行为的角度看,两大人权秀是“一切为奥运”的组成部分,为了把国际社会对中国恶劣人权状况的批评声降至最低,借此显示胡温政权的开明;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全球民主化大潮、西方大国的人权外交和国内民间政治改革呼声不断高涨的双重压力,迫使中共政权不得不承认人权的普世性。尽管,这项破例开恩的“新闻自由秀”的时限仅仅为21个月,而且具有明显的歧视性,新闻自由的大门可以对外国媒体开缝,却对本国媒体和香港媒体紧闭,有违平等对待的人权原则和法律原则,不能不让人想起中国传统中最为恶劣的奴才外交——“宁与外人而不与家奴”。但是,相对于一向实行新闻封锁的中共执政史而言,无论如何,这项行政令也是一种进步。

1月1日,国务院令正式生效的第一天,在中国最受瞩目的两大中心城市北京和上海,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政府行为。在北京,路透社等外国驻京媒体率先行动,成功地采访了六四政治犯之首的鲍彤先生,这是鲍彤先生自1996年出狱后首次在家中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与此同时,芬兰《赫尔辛基时报》的记者也成功地进入胡佳先生的家中进行了采访,此前,胡佳已经被北京当局软禁了近170天。

然而,在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外国记者却被挡在郑恩宠律师家的大门外,理由是“郑恩宠仍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

政治诡密

北京绿灯和上海红灯的交相闪烁,让世人再次感到中国政治的诡秘。绿灯表达着中共政权的信守承诺,上海红灯却又让新闻改革之光骤然暗淡下来。即便胡锦涛以反腐之名搬倒上海帮大佬陈良宇,也无法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荒诞现实。

21个月的时限和赤裸裸的歧视性,让人很难把它看作新闻改革的前奏,而更倾向于将之视为奥运的权宜之计。无论中共的主观动机如何,但就客观效果而言,21个月的对外新闻开放也是一个试验期,外国记者可以通过不断深入的采访,来测试中共对新闻自由的容忍底线,测试出中共是真开放还是只作秀;中共政权也可以通过外国记者的自由采访,来评估有限的新闻自由是否足以构成对现存秩序的巨大挑战。如果中共当局评估的结果是正面的,这项外国记者所拥有的新闻优惠政策也许会延续下去。我相信,21个月自由采访的客观效果,将告诉包括当权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新闻及言论自由,作为文明社会必须加以尊重和保障的基本人权,非但不会威胁到社会稳定,反而具有达成良性社会稳定的巨大效用:通过释放社会不满来缓解社会危机,通过揭露阴暗面来达成舆论救济,通过免于恐惧的言论环境来培育说真话的社会公德;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有助于形成丰富的多元生态,让当权者不敢滥用权力;新闻自由的这些功效,必将为中国社会带来开放中的良性稳定。

【BBC】
2007年01月0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34北京时间 19:34发表

编者注:博讯刘晓波文选标注本文写作日期为:“2006年1月7日于北京家中”,其中“2006年”应系笔误,故本文写作日期定为2007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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