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如何获取信息？
2006年岁末，中共推出两大人权秀：11月17日，举办了掌权五十七年来的第一个人权展，意在向世界展示其改善人权的成就；12月1日，中共发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给了外国媒体以“新闻自由”。
从短期行为的角度看，两大人权秀是“一切为奥运”的组成部分，为了把国际社会对中国恶劣人权状况的批评声降至最低，借此显示胡温政权的开明；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全球民主化大潮、西方大国的人权外交和国内民间政治改革呼声不断高涨的双重压力，迫使中共政权不得不承认人权的普世性。尽管，这项破例开恩的“新闻自由秀”的时限仅仅为21个月，而且具有明显的歧视性，新闻自由的大门可以对外国媒体开缝，却对本国媒体和香港媒体紧闭，有违平等对待的人权原则和法律原则，不能不让人想起中国传统中最为恶劣的奴才外交——“宁与外人而不与家奴”。但是，相对于一向实行新闻封锁的中共执政史而言，无论如何，这项行政令也是一种进步。
1月1日，国务院令正式生效的第一天，在中国最受瞩目的两大中心城市北京和上海，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政府行为。在北京，路透社等外国驻京媒体率先行动，成功地采访了六四政治犯之首的鲍彤先生，这是鲍彤先生自1996年出狱后首次在家中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与此同时，芬兰《赫尔辛基时报》的记者也成功地进入胡佳先生的家中进行了采访，此前，胡佳已经被北京当局软禁了近170天。
然而，在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外国记者却被挡在郑恩宠律师家的大门外，理由是“郑恩宠仍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
政治诡密
北京绿灯和上海红灯的交相闪烁，让世人再次感到中国政治的诡秘。绿灯表达着中共政权的信守承诺，上海红灯却又让新闻改革之光骤然暗淡下来。即便胡锦涛以反腐之名搬倒上海帮大佬陈良宇，也无法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荒诞现实。
21个月的时限和赤裸裸的歧视性，让人很难把它看作新闻改革的前奏，而更倾向于将之视为奥运的权宜之计。无论中共的主观动机如何，但就客观效果而言，21个月的对外新闻开放也是一个试验期，外国记者可以通过不断深入的采访，来测试中共对新闻自由的容忍底线，测试出中共是真开放还是只作秀；中共政权也可以通过外国记者的自由采访，来评估有限的新闻自由是否足以构成对现存秩序的巨大挑战。如果中共当局评估的结果是正面的，这项外国记者所拥有的新闻优惠政策也许会延续下去。我相信，21个月自由采访的客观效果，将告诉包括当权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新闻及言论自由，作为文明社会必须加以尊重和保障的基本人权，非但不会威胁到社会稳定，反而具有达成良性社会稳定的巨大效用：通过释放社会不满来缓解社会危机，通过揭露阴暗面来达成舆论救济，通过免于恐惧的言论环境来培育说真话的社会公德；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有助于形成丰富的多元生态，让当权者不敢滥用权力；新闻自由的这些功效，必将为中国社会带来开放中的良性稳定。
【BBC】
2007年01月0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34北京时间 19:34发表
编者注：博讯刘晓波文选标注本文写作日期为：“2006年1月7日于北京家中”，其中“2006年”应系笔误，故本文写作日期定为2007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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