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6月12日《新京报》报道，王朔在“鲜花村网站”自己的博客上公开举报中国电视剧审查有腐败黑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电视台纷纷成立了以退休老同志和所谓老艺术家为主的节目审查小组，对每一部准备播出的电视剧进行内容审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此小组凌驾于各台专业部门之上，对电视剧能否播出握有生杀大权。自1997年以后，各剧组不得不以审片费的名义向审查小组行贿以期获得通过。如今“审片费”达每轮审查小组每人收受3至5万元人民币，多轮审查则多轮付费，基本没有一次通过的，至少两轮。即使最终不通过，也不退钱。也无人敢要，因为这次被毙了还有下次，除非不和他们打交道了。
公开举报掀起新一轮“王朔热”。但与此前王朔再现江湖的褒贬两极化不同，这次平面媒体和网络舆论对“王朔举报”的反应，几乎全是为之叫好。翻看三大门户网站和民间BBS“猫眼看人”的网民跟帖，一是赞扬王朔有种，做的好；二是认为举报属实；三是抨击现行电视剧审查制度；四是抨击中国权力机构的普遍腐败。
6月13日，目前中国最开明的平面媒体《南方都市报》发表著名自由主义学人徐友渔的专栏文章《影视审查要合法合理》，重点从电视剧审查制度的合法性角度发出质疑：“设立审查组的初衷应该是好的，但审查组本身存在的合法性，审查方式、程序是否合法、合理，值得认真考虑。最大的问题是，审查组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监督的，其运作方式是暗箱操作，它们造成的延误、误判和经济损失，是无法申述、矫正和追究的。”
中国传媒行业的腐败，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王朔公开举报的电视剧审查腐败，不过是其中的一项而已。比如，新闻界的“有偿新闻”，早已臭名昭著。但由于独裁制度下的媒体具有高度的垄断性，所以，在权力腐败已经无孔不入的当下中国，媒体能够揭露、报道、评论其他领域的腐败现象，甚至能够大肆炒作官方公开的腐败大案，但对传媒行业本身的腐败却一向三缄其口。以至于，传媒行业的腐败每天都在发生，但在中国媒体基本看不到对传媒业腐败的揭露。在此情况下，王朔举报就具有多种的重要意义。
一，这一公开举报具有捅破窗纸的意义，揭开了影视界尽人皆知却装聋作哑的黑箱事实，把与黑箱审查权力相关的影视界潜规则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在潜规则主宰中国的情况下，公开化才是遏制潜规则最有力的武器，而私下议论骂得再凶，至多是牢骚而已，不具有公共意义，对遏制潜规则毫无作用。
二，王朔的公开举报，尽管涉及的主要是审查腐败问题，但由于这是影视界内的知名人士第一次公开挑战影视审查衙门，在客观上必将引起全社会对中共意识形态审查制度的普遍关注。今年年初，章诒和女士对图书出版审查制度的挑战，由于关涉政治制度而具有政治敏感性，所以遭到官权的严格封锁，使其主要影响大都局限于境外舆论和大陆民间的少数人。而王朔对电视剧审查制度的挑战，一来关涉的主要是腐败问题，二来由于王朔本身的高知名度，官方还不敢对之进行严密的封锁，大陆的互联网和纸媒也就敢于公开报道和评论，这就将意识形态审查制度的邪恶暴露在全社会面前，弥补了章诒和式挑战的“墙里开花墙外红”的遗憾。
三，王朔的公开举报乃影视圈的第一人，表现了一位著名公共人物的社会责任感和挑战权力的勇气，在客观上等于向其他影视圈名人发出邀请和挑战：你们不是整天在私下来抱怨审查制度吗？不是很喜欢在媒体上作些“良知秀”吗？那么，面对你们每天都在与之打交道的审查权力，你们作为受害者敢不敢公开举报？截至目前为止，只有导演叶京先生出面为王朔的举报作证，其他影视圈人士还保持着优雅的沉默。
四，王朔的公开举报也是对新闻界良知的挑战。看看中国媒体及其记者在涉及到传媒业的腐败问题时，敢不敢对影视界官方审查权力进行穷追猛打。正如6月10日王朔又在自己的鲜花村博客贴出《为举报事告各娱妓和脏媒体》所言：“你们不是一天到晚喜欢炒作娱乐圈潜规则么？这次我报了个潜规则看你们敢不敢炒作。不敢炒你们就是脏！敢登给你们平反，取消妓的封号。不用找我核实，你们不都认得点导演制片主任么，找他们核实去。”
五，王朔的公开举报是对电视剧审查衙门的挑战，看看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审查官员们敢不敢“接招”。王朔本人倒是颇为他坦荡。他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在自己博客上贴出“举报信”便是公开举报，而私下举报就成“告密的了”。他对自己的举报充满信心，他说：“诬告反坐我。”尽管，北京广电局审片中心阎主任出面否认，中北电视艺术中心董事长尤小刚和华录百纳影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立平也帮助阎主任辩护。但面对如此知名的公共人物的如此重大的权力腐败的举报，如果事实真相如阎主任所言的廉洁清白，那么握有电视剧审查大权的阎主任们就该理直气壮地向法院起诉王朔的诬告，起码应该要求王朔公开收回举报并道歉。如果阎主任们不敢起诉王朔，不要求王朔收回诬陷并道歉，那就只能说明阎主任们心中有鬼，不敢与王朔对簿公堂。
六，王朔的公开举报是对中共反腐诚信及其司法制度的挑战。王朔的举报信开篇就说：“为响应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受贿渎职监察厅发起的打击渎职犯罪专项斗争月，特公开举报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各电视台电视剧审查小组利用审查节目普遍存在的收受剧组贿赂的严重渎职犯罪行为。”王朔在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自己是在看了9日的《焦点访谈》后决定写“举报信”的，因为“高检反渎职厅发言人讲得很明确，只要有人举报就立案侦查。我拥护审查，但反对败坏党和政府威信的收贿渎职犯罪。”现在，王朔响应高检号召的举报信已经公之于众，看看高检反贪污受贿渎职监察厅是否兑现“只要有人举报就立案侦查”的承诺？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意识形态审查制度之恶，不仅表现为肆意践踏基本人权之政治邪恶——扼杀言论自由、压抑知识分子创造力和侮辱人的基本尊严（比如，田壮壮的《蓝风筝》、姜文的《鬼子来了》、第六代导演的一系列优秀影片，都因审查未通过而不能在国内放映），而且表现为利用审查权力进行经济敲诈的腐败之恶。也就是说，当影视市场逐渐发展为有利可图的财源，当经济改革变成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跛足，各级各类衙门也都能“与时俱进”，迅速转变为手握大权的利益集团，通过权力寻租的腐败来一夜暴富。意识形态审查权象其他权力一样，也必然变成影视业、出版业、音像业的权钱交易之源，准拍证、书号、刊号的有偿买卖已经是行业常态，影视审查权与金钱挂钩也是行业的普遍现象，而且随着影视业的暴富群体的快速增长，审查权的含金量也水涨船高。为了确保官方主旋律的政治正确，审查制度赋予了审查官员以生杀大权。给好处就通过、不给好处就枪毙，这一垄断性的黑箱权力可以从所有被审查对象身上榨取丰厚的油水。
在中国现行体制主导的跛足改革中，意识形态审查权转变为牟取暴利的资源乃制度之必然。在仍然是一党独裁的中国，党权一手遮天体制，必然设置种种行政审批权力，审批权力又大都是黑箱操作，而只要有黑箱操作的审批权力，就必然有难以遏制的腐败。所以，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个黑幕重重的国度，黑箱权力制造黑幕，既是独裁政治维护政权的法宝之一，也是权贵们发家致富的捷径之一。
中国人最善于修筑城墙，也最善于制造黑幕，从万里长城到深宅大院，从中南海红墙到各个单位的围墙，每一堵对外封闭的高墙里面都阴影憧憧，其入口都有通行许可证制度把守。它是设置臃肿的各级审查机关，也是内部传达的种类繁多、级别森严的红头文件。然而，在民间权利意识空前觉醒和维权勇气不断提升的今日中国，曾经是全封闭的黑幕中国，如今已经在民间的不断挑战下变成了一个四处漏光暗室。
仅就2007年而言，章诒和向新闻出版总署的公开挑战，让长期运行的黑箱禁书制度大曝光；现在，王朔的公开举报，让影视审查的制度性腐败大曝光。尽管这些揭露只是整个黑幕冰山的一滴水；尽管中国的传媒界仍在执政党修筑的院墙内，本身的重重黑幕很少被曝光；尽管中国的长期独裁统治所形成的一整套制造黑幕的制度，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和冲击，在这套体制的保护下黑幕仍然会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幕后交易和暗箱操作已经习以为常，甚至以能够加入黑幕操作而自豪，对黑幕的揭露仍然是风险远远高于收益的行为，因而还只是个别人的勇气和良知的表现……然而，随着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的加快，政治改革呼声的日益高涨，互联网的高速普及，对外开放在广度上和深度上的进展，民众的知情权会日益扩大，社会的透明性和公开性也会逐渐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勇者站出来揭露黑幕，直到中国成为一个没有制度的高墙和黑幕的阳光社会。
2007年6月13日于北京家中
附录：
2，6月10日王朔又在自己的鲜花村博客紧接着贴出《为举报事告各娱妓和脏媒体》
【观察】2007.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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