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道德堕落已经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遏制全社会道德急遽败坏的趋向，中共非但不思从清算毛时代对人性的毒害入手，从制度改革上和根治权贵集团普遍腐败上着眼，反而一次又一次地祭起了专制主义的钦定道德标准的陈腐旗帜，胡温上台以来，从全党的“保先运动”到全国的“八荣八耻”，配合着痉挛式地树立道德典型，利用政治权力和垄断喉舌对国人进行持续的精神洗脑。
中共掀起新一轮道德净化运动
当胡锦涛的道德训诫早已沦为民间笑料之后，中共政权仍不甘心，在十七大前掀起新一轮道德净化运动。一方面，负责意识衙门与官方的工会组织、妇女团体展开全国性的树榜样活动，组织评选和表彰“助人为乐模范”、“见义勇为模范”和“诚实守信模范”等全国道德模范；另一方面，广电部门以抵制娱乐节目的低俗化为接口，开始大规模整肃电视娱乐节目，接连出重拳关闭从央视到地方台的娱乐节目。九月二十一日广电部门再次向近年来颇受欢迎的各类选秀节目开刀，下令禁止观众的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悍然侵犯民众参与选秀节目的权利。
然而，这种钦定道德、官树典型、舆论宣传所奉行的统治逻辑极为陈腐，与政府不得干预人的灵魂的现代文明毫无共同之处，倒是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训政”和“新生活运动”。想起毛泽东时代的“学雷锋”，邓小平时代的“五讲四美”、“四有新人”和“三热爱”，江泽民时代的“三讲”、“以德治国”、〈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当代中国的钦定道德。更让我不断地回到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历代帝王们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圣谕传统，令我不敢想象的不仅有中国古代礼仪之繁复，还有这些古今一脉的礼仪道德标准，常常就是皇帝本人的圣谕。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唐太宗的“贞观礼仪一百三十八篇”、宋太祖的“礼仪诏”，特别是朱元璋的明代初期，皇权管制之广之严类似于毛时代生死婚嫁交友的所有细节，皆以繁复的领袖指示形式颁布。
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国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被剥夺自由的耻辱感，每个人从未把自己当作人，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也没有。所谓“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仅仅是区别于禽兽的称呼，而一进入社会，便只有主子、臣子、妻、妾、妃……就是没有人。所谓历代之改制，也从未触及专制等级制和钦定道德的传统，而仅仅是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在统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视人甚至完全无视人的制度下，居然无人对此制度提出过根本的质疑，无人把人本身的权利作为其思想的基础。
江胡继承文革的灵魂深处闹革命
但是，古代的钦定道德的手法之荒谬程度，远不如毛泽东时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不服改造的便打入另册；不断树立道德楷模，让全国人民学习；文革时，毛泽东语录被称为“最高指示”，一有毛语录发表，全国百姓都要上街庆祝；大搞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凡是上台发言的人，干部、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知识份子……都是在最困难最灰心最没有希望的时刻，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于是，所有的困难迎刃而解；在私心萌动的关键时刻，忽然默念伟大导师的语录，于是，转念之间就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者。
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但毛时代的遗毒至今犹在。比如，在宣传“保先运动”的电视节目中，有些专题报导的荒谬可笑，就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闹剧。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常常以显要位置播出这样的报导：在学习胡锦涛的“保先”讲话之前，某某乡镇的党员干部如何堕落、干群关系如何紧张，经济如何低落，而自从开展“保先运动”以来，党员忽然变成真正的先锋分子，干部忽然变成了“人民公仆”，干群关系顿时变得亲密无间，经济也随之高速发展……这类报导完全是文革式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翻版，也很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巫术。
在人类历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皆是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思想权威或道德教主创造并颁布的。文明越进步，政治权力对思想和道德的强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政治权力必须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采取中立态度，让思想和道德在自由的多元化格局中，通过竞争交流、对话、包容、渗透、融合，才会使一个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断的思想创新，才会使人类在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中生生不息，向前发展。
五四时代中国知识界早已觉醒的道理
这一切现代文明的标准，不仅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起码的政治常识，即便在将近百年前的五四先贤也早已清楚无疑。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时任总统的徐世昌发布充满陈腐道德说教的〈大总统令〉，《新青年》杂志发表高一涵的文章〈非君师主义〉，对大总统令的道德说教作出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我的意见，不是说道德是不必要的，是说道德不能由国家干涉的；……道德必须由我们自己修养，以我们自己的良知为标准，国家是不能攒入精神界去干涉我们的。此外尚有一个理由，就是国家待人民，要看作能自立、自动，具有人格的大人；万不要看作奴隶，看作俘虏，看作赤子，看作没有人格的小人。共和国的人民，是要当作主人待遇，不能当作‘儿子’待遇，不能当作‘奴虏’待遇的。”
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制度并没有实质进步，中国统治者自然都想作“君亲师”的绝对独裁者。他们仍然顽固地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狂妄自信绝对正确，为天下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此为礼也，用以教民”。
他们甚至狂妄到可笑的程度。比如，朱元璋创建的一项明朝通行的制度，居然是每月初都要发布指导百姓怎样生活的圣谕，让太监在前门外向有头有脸的乡绅们宣旨。月月如斯，内容高度重复。久而久之，聆旨乡绅，索性花钱，一边贿赂宣旨的太监，一边雇佣街头痞子，代为听旨。如此，乡绅、太监和痞子各得其利，三者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着欺君之秀，恭奉如仪。只有皇帝一人变成白痴，懵然无知。
斯大林封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进入中共掌权时期，这种“年年讲，月月讲”的传统非但没有绝迹，反而被中共政权创造性地发展，变成了“天天讲，时时讲”，中共党魁经常发布百姓们必须聆听“圣谕”或“训诫”，把百姓当作幼稚园的孩子，要求百姓“尊老爱幼、男女平等、邻里团结、勤俭持家、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等。我想，那些被中宣部频频找来开会的官员们和每天被要求学习党魁讲话的百姓们，其心情与明代的宫廷太监、大户乡绅、街头痞子完全一样，共同上演一出统治者被统治者装模作样地自欺欺人的肥皂剧。
前苏联的极权者斯大林为了拉拢以高尔基为代表的知识名流，在三十年代初期，经常在高尔基家举办聚会，邀请几十位著名作家参加。恭听作家们的高谈阔论，赞扬他们的创作。并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的一次聚会上发表谈话，将作家们封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说：“你们生产我们需要的产品，比机器、坦克和飞机更需要，那就是人的灵魂……”但是斯大林这样做，不过是为了通过作家来征服人民的灵魂，最后是他自己变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苏联作家在斯大林时代因“违反党的路线”被整肃者屡见不鲜，大多数作家则成为“个人迷信”的鼓吹手。
人的灵魂不需要工程师。所有自封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统治者、主教、思想家——都患有狂妄症；任何鼓励政府及统治者扮演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制度，都是戕害人性的邪恶制度。当独裁者变成灵魂工程师，被统治者就必须服从其道德改造；对于那些不服从的人，工程师们不会只用道德说教来说服你，而是要动用大批判、游街、监狱、酷刑、甚至肉体灭绝来彻底取消你说话的权利和机会，他们不仅用暴力恐怖吃掉人的肉体，更用欺骗吃掉人性、人格、尊严和灵魂。正是这些灵魂工程师造成了灵魂的荒漠化。这就是从毛时代到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于北京家中
【开放】2007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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