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上午，随着温家宝的中外记者会的结束，中共的又一出换届大戏曲终人散。在官方媒体报道中，此次两会似乎开得很热闹；但如果认真清点会议成绩单，就会发现华丽包装里的残叶败絮。
抑制通货膨胀的信誓旦旦，收到的却是物价的高速上涨，行政干预已经第N次失灵。被外界解读为政治改革先声的大部制方案，结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只减少了一个部委。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成为两会热门话题，但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这种华而不实的最集中表现就是温家宝的记者会。可以说，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决心的豪言壮语再次响起，诸如“思想解放”、“政治改革”和“公平正义”等漂亮话也说了一箩筐，但当记者提到诸如西藏、奥运、人权、新闻自由等敏感问题时，温家宝的每一次回答都是官样文章，有时还霸气十足。
言行背离是中共统治的常态，无论是江朱政权还是胡温政权，他们所固守的改革模式仍然是邓小平模式，那就是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用经济高增长的政绩代替道义合法性的重建，用花样翻新的行政改革代替真正的政治改革。江朱政权曾经大搞精简机构，现在的胡温政权又在玩弄大部制，不过是安抚党内外不断高涨的政改要求的“画饼”，决不会有动真格的政治改革，甚至连不会影响到一党专政大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
就拿此次人大会议来说，这个在中共《宪法》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在现实政治中的“橡皮图章”地位，早已为人所诟病。此次会前和开会期间，也有强烈要求改革的呼声，但却没有丝毫改变。从一九五四年的第一届人大到二○○八年的第十一届人大，中共一直进行三方面的操控，甚至连局部性的制度改革也没有。
领导权的操控
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的领导层必须由党权来安排，主要领导人必须由中共高干出任，特别是人大委员长和秘书长这两个关键位置必须在中共的掌控之中。
在胡温上台前，党权对地方人大的控制逐步放松，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比例逐渐降低，有些省市的地方人大也逐渐活跃起来，甚至把党权指定的候选人选下台。但胡温上台后，“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旧体制逐渐恢复。在十一届地方人大的换届中，除了四个直辖市和少数省份（大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党委书记的省市）之外，其他二十四个省份的人大主任皆由省委书记兼任。更过份的是，党权对地方政协的控制也在同步加强，许多省份的政协主席由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
立法与议题的操控
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各级人大，其主要功能是为中共背书。所有重要立法都要由同级党权来确定，也就是通过人大将中共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法律。每次人大会议的议题也都是由党权来提供，政府换届的人事安排更要由党权来敲定，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十一届人大为人事换届大戏，中共更要预先安排。在各地方人大换届会议召开前，中共十七大已经率先完成了各省市领导层的安排。全国人大召开前，中共率先召开了十七届二中全会，为此届全国人大提供主要议题和人事安排。於是，“大部制改革”方案也好，人大高层和国务院的人事换届也罢，早就由十七届二中全会敲定，人大不过是走走“盖章”的过场而已。当貌似庄严的选举结束后，所有当选人的名字早已在开会前尽人皆知。
对人大代表的操控
在西方的权力分立体制下，议员不可能担任行政职务，行政官员也不可能担任议员。但在中共治下，中国特色的“议会”一直是“议政合一”，执政党党员和党政官员的比例佔了人大代表总数的大头。近年来，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和官员比例又有大幅度上升，而非党员和工农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至第十届人大，仅佔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的七千多万党员，在人大代表中所佔比例却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这些党员代表的身份构成又大多是各级官员；而佔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非党民众，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已经降到百分之二十。
与此同时，从毛泽东时代遗留至今的城乡不平等也进入了人大，左右着人大代表的城乡比例。迄今为止的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佔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和百分之三十的城镇市民，所佔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比例却形成了本末倒置的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七十五，即每九十六万农民中才产生一位代表，而每二十六万城镇人口中就有一位代表。地区间名额分配的歧视也很明显，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代表比例最高，而河南、河北、甘肃等十二个省的代表比例则偏低。
在越来越大的民间压力下，此届人大增加了工农代表的比例，以凸显胡温政权的“亲民”。但是，即便是被官方媒体大肆炒作的“人大代表结构优化”的亮点，也是奉中共之旨而行。早在去年中共十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就十一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发出指示，要求“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高於上一届”，“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减少党政官员代表的数量”。於是，我们才看到工农代表的增加，二亿多农民工中才出了三位农民工代表。但是，作为“政治新星”的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出现，不过是装饰性的点缀，并不能改变城乡代表比例、中心边缘代表比例严重不平等的现状。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三位农民工的产生并非竞选的结果，而是党权钦定的结果，是自上而下的恩赐。据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新闻周刊》三月八日报道，三位农民工代表之一的胡小燕对着镜头说：她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当选为广东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领导告诉她广东省人大会议选举她为全国人大代表时，她正在车间工作。对自己的当选半信半疑，感到茫然。当她走进人民大会堂后，她对记者动情地说：“感谢政府给农民工这个机会和平台。”
由此可见，只要一党独裁体制不变，无论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玩出多少吸引眼球的“改革秀”，实质上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党权至上，官权第一，两会仍然是变相的党代会和官代会。
首先回到十三大的政改起点
民主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特别是当民主化已经成为普世政治常识的今天，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已经不需要多少理论解释，只需要切切实实的行动。如果胡温政权真要进行政治改革，根本不必搞什么“大部制改革”，而只要回到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的起点即可。
当年，赵紫阳报告已经提出七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的基层民主、政企分离、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与法制秩序尤为重要。十三大后，赵紫阳从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入手，把党政分开放在政治改革的第一位，意在改变权力集中在党委、党委权力集中在书记的一言堂体制，进而改变“以党治国”和“党权高於一切”的政治制度。
赵紫阳推动的党政分开的具体措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转变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划清党权和政权的各自职能，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二，实行党政分开就要明确中央、地方和基层所应採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后扩展到基层；三，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和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委的党组，党的纪检机构只管党纪而不管法纪和政纪。
回归十三大的政治改革路线，既具有党内合法性和改革连续性，又能赢得党内外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广泛支援，是政治风险很低的改革措施。
改善人权也是一个起点
如果胡温真要进行政治改革，也可以先从低风险的改善人权入手，值此奥运年起码可以做两件事。
首先，废除臭名昭着的恶法──劳教制度。劳教制度的邪恶乃千夫所指，不但与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相悖，而且与中国的宪法、立法法相抵触。六四后的十八年来，中国民间力量、党内开明派和国际主流社会一直在合力推动废除这一恶法。二○○七年十二月四日，茅于轼、贺卫方等六十九位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废除已经实施五十年的劳动教养，何不顺应民意加以废除。
其次，批准联合国人权公约。众所周知，江泽民政权在一九九八年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中共人大的批准。今年，既是签署此公约十周年，又是中国奥运年，的确是批准这一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好时机。
如果胡温能够作出上述二项有助於人权改善的改革，奥运年里的中国政府形象将得到大幅度提升。即便二项无法全部做到，只要完成其中的一项，也可以算作动真格的政治改革。
民主不是“画饼”，只说不做，说民主的调子再高，也不如少说多做，做民主的低调再低，也是在切实地推动中国的实质性进步。
2008年3月18日
【争鸣】2008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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