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外国媒体不断炒作“中国崛起”，中国也很有些官员和知识人热衷于“大国崛起”，北京奥运似乎变成了“崛起”的标志。然而，我生活在中国，非但感觉不到中国的崛起，反而时时看到独裁暴发户的变态和蛮横，国人沉浸于大国崛起的迷乱，陶醉于独裁爱国主义的歇斯底里。
当国人骄傲于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四之时，最应该正视的不是何时赶超日本和美国，而是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还在百位之后。更重要的是，单纯的经济腾飞并不等于崛起，暴发户的摆阔并不等于富足，对外宣泄仇恨并不等于爱国。恰恰相反，当一个民族刚刚摆脱极端贫困的物质生活，就迫不及待地向外炫耀穿金戴银的“辉煌”，实在不配“崛起”二字。即便GDP增长率一枝独秀，也至多是廉价的“崛起”。
全民动员办奥运的张扬，已经变成中共政权最大的政绩工程。进入08奥运年，中南海变得草木皆兵，中国人变得格外敏感，当这恐惧和敏感共同发酵，一种似曾相似的病态再次凸显：随着奥运开幕的一天天临近，北京奥运似乎变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中国的一切也都变得神圣起来，神圣之物当然容不得任何人说三道四。于是，奥运火炬变成了“圣火”，西藏危机中的“圣火”传递，引发出激烈的中西冲突。官方指控的“别有用心者”和“反华势力”，集合起二十一世纪的“愤青义和团”，让奥运年变成了“举国暴怒年”：从要求CNN、BBC、卡佛蒂、莎朗？斯通道歉到抵制家乐福、麦当劳，从对达赖喇嘛的文革式声讨到捍卫奥运圣火的群情激昂，从围剿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到恐吓留学生王千源，……这一切，不能不让人想起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来输出革命。
西藏危机的人祸未平，汶川大地震的天灾降临，又让中国陷于另一种高度亢奋。奥运是喜庆，地震是灾难，但在中国的党国体制和弱国心态的相互激荡下，灾难像喜庆一样，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群体癫狂，举国救灾被扭曲成廉价的党国政治和民族主义大合唱。大天灾也被赋予神圣的价值，变成了兴邦伟业、十三亿灵魂的洗涤、痛出一个新中国。
地震后，中国的政府、民众和媒体的救灾表现，确实较之年初大雪灾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仅仅是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不可能起到“十三亿灵魂大洗涤”和“震出一个新中国”的转折性作用，更不可能带来“兴邦”的奇迹。但从政府到媒体再到民间，举国上下似乎被注射了道德强心剂，极度亢奋带来群体性癫狂，“多难兴邦”的高调响彻云霄，“大团结”、“大洗涤”、“大振奋”、“大升华”、“大勇敢”、“大英雄”泛滥于媒体，甚至救援犬也被授予英雄称号，一头幸存的猪也被命名为“朱坚强”。
然而，当救灾的亢奋过去而生活回到日常，中国人还是要面对所有困境。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制度文明并没有随经济增长而进步，依然陈旧的一党独裁体制导致政治变革的停滞不前，造成了崛起表象所掩盖的深层危机。极少数大都市的物质性繁华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凋敝，政权及其权贵钱包的迅速鼓涨和难以遏制的贫富两极分化，胡温提倡的以人为本和国人人权的贫困，官场的普遍腐败和社会的道德堕落，人文精神的败坏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民族虚荣的膨胀和弱国心态的宣泄，凸显出中国崛起之悖论和荒谬。
特别是，汶川大地震中衙门大楼的挺立和中小学校舍的废墟，这种令人心痛的对比所凸显的，非但不是什么崛起的中国，而是自掘坟墓的中国。当一个国家只能为各级衙门提供坚固的大楼，却不能为孩子们提供安全的校舍之时，这个国家的崛起就是远比劣质建筑物更可怕的豆腐渣工程，而豆腐渣工程无法为大国崛起奠基。
2008年6月30日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00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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