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由于中共严控媒体和封锁信息，如果只看中共操控下的媒体，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毫无问题，甚至就是“太平盛世”。与也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日益关注，也让“大国崛起”的喧嚣很有市场，官权煽动和纵容的民族主义浪潮，也为胡温政权蒙上深得民心的假象。但在通报危机的官方内参里，在互联网中，在境外媒体上，屡屡爆出大规模官民冲突和暴力流血事件，现在的中国犹如坐在火山口上。
2008北京奥运年，胡温政权更是竭力营造“和谐中国”的形象，但天灾人祸却接踵而来，3月的西藏危机引发罕见的中西冲突，让中国的奥运形象严重受损；5月的汶川大地震引起世界性同情，胡温政权的救灾也得到西方媒体的普遍赞扬，使中国形象得到大幅度修补。中共政权也抓住救灾的机会，全力向世界展示“多难兴邦”的形象。然而，接连发生的官民冲突的大事件，从贵州瓮安骚乱到陕西府谷警民冲突，从上海袭警大案到张家界爆炸案再到杭州小贩持刀闯入城管办公地捅伤3名执法者，致使“和谐奥运年”沦为空洞的口号。
2008年6月28日，距北京奥运开幕仅四十天，贵州省瓮安县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官民冲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女生李树芬溺水死亡，为什么会演变成万人的示威抗议，甚至演变为焚毁县公安局和政府办公大楼？事件发生后，关于李淑芬的死因，先后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民间版本和官方版本，绝大多数网民相信最先出现的民间版本而不相信随后公布的官方版本。
流传于网上的民间版本说：李树芬死于先奸后杀，当地公安局在处理这起极为恶劣的刑事案时，未经尸检和审查，便判定李树芬为坠河自杀，并释放了嫌犯。死者家属不接受公安的说法，其亲叔叔前去理论，警察非但给不出合理合法的解释，反而将他打成重伤，后又唆使黑社会再次毒打他，致使送到医院抢救。瓮安县公安局竟如此黑暗，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公愤，先是李树芬所在中学的学生前往当地衙门讨公道，继而是数万民众聚集当地衙门前，愤怒的民众烧毁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大楼和十几辆警察，冲突从下午持续到午夜。在当局出动大量武警的干预下才暂时平息。当局还切断了瓮安和外界的通讯联系，派人在路上阻止记者到县城采访。
官方版本的解释既荒诞又老套，在谈到李淑芬的死因时，贵州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居然作出类似黑色幽默的解释：“李树芬在与刘某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刘见状急忙拉住李树芬，制止其跳河行为。约十分钟后，陈某提出要先离开，当陈走后，刘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在谈到民众围攻县衙门的原因时，贵州官方仍然是“以民为敌”的思路：“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然而，网络民间根本不相信官方的荒谬而老套的解释，而相信当地民众通过互联网和手机提供的解释：在当地官权的黑箱操控下，先奸后杀的刑事案件，被当地公安办成“先包庇嫌犯再殴打死者亲属”。如果没有官权撑腰，嫌犯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逃脱法网。这场官民冲突之所以愈演愈烈，由死者家人的讨说法发展为数万人参与的大型群体事件，显然是源于当地官权的极端黑暗和欺民太甚。
更严峻的是，“瓮安事件”不是“利益相关者事件”，而是“无利益相关者事件”。愤而围攻当地衙门的数万民众，他们不是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与受害者也无利益瓜葛和亲属关系，甚至素不相识。他们之所以大规模介入其中，完全是出于“义愤”。而这“义愤”，不是来自官权的长期作恶和民怨的长期积累，还会有其他的合理解释吗？
近几年发生过多起类似事件，比如“万州事件”：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庆市万州区民工余继奎因不慎弄脏路人曾庆蓉的衣服，就被曾的丈夫胡权宗用扁担打断腿。在施暴过程中，胡权宗自称自己是公务员，无论出了什么事，花钱都可以摆平，甚至扬言花20万就能买条穷人的命。同时，前来处理这起纠纷的110警察居然对胡权宗宽容有加，不但与施暴者握手寒暄，而且轻易地放走了施暴者。正是这种“官员霸道”和“官官相护”引发了众怒，数万人到万州区衙门门前抗议，当局紧急出动上千防暴警察进行镇压，民众则用砖头石块还击，焚烧多辆警车、政府大楼及消防车，致使万州区衙门停止办公一天。
其他还有2005年6月26日安徽“池州事件”，只因民众不满警方处理一起交通肇事而引发围攻派出所和打砸烧的万人骚乱。2006年8月18日浙江“瑞安事件”，民众不满警方对29岁女教师戴海静坠楼身亡的死因鉴定，导致数千市民游行抗议，并砸毁汽车等设备。2006年9月7日浙江“台州事件”：九岁女童溺水死亡，民众怀疑警方隐瞒真相、包庇杀人嫌犯，引发数千民众聚集到当地政府大院，冲击办公楼，炸毁汽车数辆和电脑数台，烧毁部分资料账册。2007年1月四川绵阳“大竹事件”：一名酒店女员工莫名死亡，死者家属不满警方的调查和酒店方的处理，导致近万名民众围攻酒店进行打砸烧。
“瓮安事件”的典型意义在于，当普遍的社会不满导致频繁的官民冲突，只能说明政权合法性的严重不足，说明政府治理能力及效力的每况愈下。特别是那些起因看似偶然的小事却演变为具有爆炸效应的大事，其深层原因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对立之必然。对此，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谈到“瓮安事件”的成因时也不得不承认：“积案过多，积怨过深，积重难返。”正是官权的长期霸道和欺骗造成了压抑已久的民怨，一次小冲突才能酿成数万人抗议的突然爆发，足以见出民众对官权的积怨多么深厚和强烈，用“烈火干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瓮安事件”发生在新媒体时代，官方能够控制传统媒体，但无法完全控制网络，每有敏感的大型公共事件发生后，总是最先现身于网络或手机。此次“瓮安事件”发生后，尽管官方也在第一时间加强了网络严控，封锁一切有关“瓮安事件”的信息，要求删除所有与此相关的帖子。但官权的封锁无法完全奏效，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瓮安事件”的文字信息和大量图片迅速传播，瞬间布满国内外各大网站，引起网民的强烈义愤，发帖人数不断膨胀，有人痛告，有人大骂，有人要求当局尽快公布真相。不要说“猫眼看人”、“关天茶舍”等民间BBS，即便在官方喉舌网站的论坛里也很火爆。比如，在官方新华网讨论区，截至官方封锁命令生效前的29日晚21点左右，“瓮安事件”的点击率超过二十万次，留言二千多条。绝大部分帖子都是抨击地方当局的处理手法，怀疑新华社简讯的真实性。官方迫于网络信息的压力，也不得不由新华社发布了简短的消息。
在网络时代封锁突发事件，实在是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力不从心的“苦活”，即便网管下达死命令和发动所有网络警察，相关信息也不会百分之百地清除；即便各网站投入最大的删帖力量，也会有各种形式的漏网之鱼。甚至不乏胆大的网友调侃网管。比如，“奥运年，一个接一个敏感事件，累得爬不起的版主也会一个接一个！”“网管与网民的角力，越是敏感的事件就越有看头，网民人多势众，网管疲于奔命，不神经崩溃，也要身心受挫。”“非常时期，每个公共事件都变得敏感，网管当局格外紧张，政府都要向网络管制投入远远超过平时的资源。现在，一个瓮安事件，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银两。”甚至，在大型BBS“天涯社区”上，一个网名为“西瘸”的天涯网友在6月30日发出题为：“打倒中央政治局！——表达我对贵州事件的不满！”的帖子。
最耐人寻味的是，凡是群体性官民冲突事件的网络效应，必然呈现出网络民意的一边倒和群情激愤，向官权发出抗议和要求真相，而官方老套解释的劝诱力几乎为零。因为，大多数关心时政的网民从自身的亲历中，从官方媒体对多起公共事件的报道中，都知道独裁权力的说谎和造假。如果说，大规模官民冲突所凸显的是深刻的官民对立，那么，网络民间在官民冲突上的立场所凸显的就是官权公信力的极端匮乏。“瓮安事件”的“全民做俯卧撑”效应，不仅源于官方发布会的形同儿戏，更源于李淑芬的遭遇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系列同类事件的最新案例。在此之前，连续发生过“黄静案”、“高莺莺案”、“杨代莉案”，其共同的特征是：花季少女被奸杀-家人欲讨还公道-网络民意激荡-新闻封锁导致不实传言激化事态-官权掩盖包庇和推卸责任-最后不了了之。
当官方版本的“瓮安事件”变成网络民意的“全民俯卧撑”，当大量的MSN挂上“俯卧撑很强大，打不打酱油，你都要被自杀”的流行语，凸显的是比事件本身更严重的官方信誉危机，比如，前不久的“全民打假虎”的网络风暴致使官权信誉的频临破产。现在，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危机，已经由对地方衙门的怀疑上升为对中央政权的怀疑，由对某一官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对体制的质疑。由此带来官民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一直呈现出民间扩张和官权收缩的景观，“瓮安事件”是这种消长景观的又一证明。
就中共官权而言，虽然中国改革已经三十年了，讲究阶级斗争的毛时代似乎早已远去，但在政权的独裁本质不变的制度环境下，今日中国的官僚们仍然是毛的子孙，永远“以民为敌”，把民众当作“刁民”和“愚民”。官员们也许不会背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毛语录，但独裁制度的敌人意识已经渗入他们的骨髓，对民众的不同政见和权益诉求，对官民冲突事件，官员的思维仍然是敌我先于真假、是非、善恶，也只能用以民为敌的老套来给这些事件定性。所以，面对如此频繁而暴戾的官民冲突，中共政权仍然固守陈规而不思反省，官方在向公众解释这些事件时，仍然是几十年一贯制的老套，如果是群体事件，永远是“一小撮别有用心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如果是个体事件，永远是“刁民”、“暴徒”或“不法分子”。
今天的官员们，既有现实中的特权地位，也有“先锋队”的特权意识，他们蔑视民智，只知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驭民术。所以，每有民族主义狂潮掀起，官方就得意地对外宣称“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每有官民冲突事件发生，官方必然把绝大多数参与者称为“不明真相的群众”，仿佛数亿国人都是弱智或白痴，不会看、不会听、不会想，也就自然不明真相和轻信谣传，不辨是非和永远错判，只有等待父母官来揭开真相、辨别是非、扬善惩恶。这种独裁制度特有的“喂养论”，既是衙门霸道对民意的侮辱，也是权力狂妄对民智的贬低。
就民间而言，今日中国的民间不再是愚昧而训顺的群氓，而是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和维权活动高涨的民间。他们已经意识到，在没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中国，正当权益严重受损的民众，不可能得不到体制性的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唯一具有救济意义的上访制度，本身就是畸形制度产出的怪胎，事实上早已名存实亡。他们对霸道上瘾的官权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们对欺骗成性的官权保持高度的警觉，致使官权的统治效力日趋下降，恐怖政治的威慑力也大不如前。所以，以维权运动为标志的民间政治动员，决不会以当权者及御用精英们的意志为转移，即不是当权者想不想要民间动员或民间动员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这样的民间动员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大爆发，由分散的此起彼伏汇集成八九式全民动员。
因为，血腥屠杀后十九年的事实是，权贵们的作恶多端和平民百姓的持续受损，已经在事实上进行了多年的政治动员的准备，民间所积蓄的不信任及其怨恨和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已经为发动一场庞大的社会动员积累了过多的民意资源。当民间的公正饥渴一直得不到满足或缓解之时，当民众的权利诉求和政治参与热情一直处于被刚性压制的状态之时，压制越刚性，饥渴就越严重，可能爆发的参与态势就越激烈，这样的持续积累一旦因某个偶然事件而在中心城市打开缺口──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打开──被强制压抑的公正饥渴和政治参与热情，很可能演化为狂热的参与爆炸。
对于越积越深的民怨和越来越严重的官民对立之现状，只靠自上而下的恩赐性“亲民”，既无法遏制官权的普遍腐败和劣质化，更无法缓解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和信誉危机。中共政权必须明白：只有启动政治改革，落实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一方面，为民间政治参与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民间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另一方面，从制度上保障基本民权和遏制官权滥用，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这才是中共现行政权化解民间怨恨和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
2008年7月16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2008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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