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激进派”知识份子
最近以来，追究学生领袖在八九民运中应负责任的讨论十分热烈。有人扬言还要把“激进派”学生领袖架在火上再烤一阵。我看不必了，现在该烤烤我这个“激进派”知识份子了。1989年冬，当我隐匿在大陆西部奋笔写作《历史的一部分》时，自认为我和妻子北明所投身的是一种璀璨的光明。其时，北明尚在囚禁之中，我漫长的逃亡途中，到处见得横站的长枪和疯驰的警车。我怀着一种对光明的无尚崇拜，怀着一种随时可能被补的命运感，秉笔直书，以给囚禁中的妻子写信的书信体，回忆那场刚刚被绞杀的运动，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的思想与行动，以留给历史。我写道：我知道，在随时可能被补的情况下，我在起草一份审判自己的起诉书，但这首先是审判侩子手们的起诉书！在众多深明大义的普通人英勇掩护下，我并没有被鹰犬们捕获，因此，《历史的一部分》终于未能成为中共审判我的起诉书。1990年春，手稿由一位日本学者带出大陆，寄到普林斯顿。其中还有一份着作权委托书和一封致刘宾雁信。我请求刘先生代我在海外发表此书，并告诉他我将继续在大陆和中共进行这种危险的游戏。1992年春，我和北明完成了三本书（《历史的一部分》、《告别阳光》、《红色纪念碑》）共计100余万字的写作之后，在国内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偷渡南中国海，踏上了新的流亡之路。使我们大为惊异的是，在国内逃亡写作三年，孤陋寡闻，不知桃花源外已是天地翻覆。挨批的不再是十里长街上大开杀戒的侩子手，而是死里逃生的青年！屠杀六周年前夕，更由《纽约时报》与《联合报》记者与记录片独立制片人卡玛联合爆出耸人听闻的“内幕”─学生领袖有一个诱使中共屠杀的“诱杀策略”。一时间里，群起而攻。长安街头的鲜血，现在要“激进排”学生领袖们分担了！有人指责八九民运是“泄愤运动”，有人指责“激进”，有人说柴玲应与李鹏一起上审判台……据说在留学生的电脑网络里，很有骂声。直到亲眼看见那些电脑“大字报”，看到“六四是傻×和王八蛋运动会”等奇文，我尚不敢相信眼睛……学生领袖们纷纷反思，那位刚从监里出来不久的文弱温和的王丹已经反思到“我的功过是三七开”，“即七分负面作用，三分好的作用”之程度……
那些追求自由的可敬可爱的青年们，已经被枪弹绞杀了一遍，难道还要被文字再绞杀一遍吗？
六四那天，我没能在长安街上同青年和北京市民们一起并肩抗击坦克，祗能远在数百里之外听着电话里传来的枪声，使我终身追悔！今天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应该为青年们挡住几排文字的子弹。如果青年们要为流血负责，那么我更应该负责！如果王丹的功过是三七开，我的功过就是一九开，甚至罪而无功！写到此，我不禁生出一丝淡淡的悲哀：看来，我的那本八九民运之后最早的回忆录，竟真成了审判自己的起诉书！
我是打架的
以下是《历史的一部分》（1989年底完稿，1990年送到海外，1993年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一书记录的我所参与的事件。
1989年4月14日，我和北明及几位山西文友赴京参加一个我的作品讨论会。次日胡耀邦逝世。开始，我们祗是旁观者和大字报抄录者。渐渐为青年们的热情所感召而投身其中。
4月19日晚在北大作家班向张伯笠等首次建议在不得已时可发起绝食。
4月20日，目睹冲击新华门。
4月21日，为第一个知识界集体上书征集签名，当晚与远志明谢选等到中南海、人大会堂递交签名信。
4月22日在北大作家班再次向王丹等学生领袖建议绝食。
4月25（26？）日回太原家中安排工作，换洗衣服，补充粮饷。5月3日赴京参加当年度中国电影家协会《金鸡奖》评审委员会工作，同时参与民运。
5月4日参加5·4大游行。
5月10日组织第一次作家游行。游行后邀苏晓康等几位作家在王兆军家讨论，决定：1、起草《5·16声明》，2、召开知识界会议研究局势及下一步行动。
5月11日起草《5·16声明》。
5月12日，和赵瑜、苏晓康主持知识界讨论会，决定：1、全力支持学运，发起5月15日知识界大游行；2、委托我与赵瑜负责组织、指挥；3、分工在全国范围内火速征集《5·16声明》签名。
5月15日和赵瑜以总指挥名义指挥第一次知识界大游行。
5月16日，和李陀等在北大三角地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正式发表《5·16声明》。
5月16日晚，向柴玲、郭海峰建议控制次日大游行，严禁进入商业区。
5月19日午，征得绝食团指挥部同意，请于浩成先生与赵紫阳联系，表明想与他达成妥协之意图，希望他公开表示个说得过去的态度，学生便可结束绝食。傍晚，于先生回来说赵已下台，中共已决定镇压。立即建议指挥部强行宣布停止绝食，使戒严令成为无的之矢。
5月20日午，指挥绝食团指挥部广播车，绕北京内城一周，起草《告全市人民书》，宣布“目前所发生的，是一场反党反人民反改革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北京！”
5月21日深夜，建议绝食团指挥部调动外地同学堵住广场附近的地铁出口，防止军队突袭。
5月22日，和赵瑜以总指挥名义指挥第二次知识界游行。是为戒严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
5月23日，参与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出席每日例会。
5月23日（？），在联席会议休会时间，与张郎郎等研究决定策动万里返京─通过关系转告万里：北京将组织从机场到天安门广场的百万人的夹道欢迎。请他主持人大紧急会议，依据宪法，解决危局。
5月24日（？），在联席会议上提出：是否可号召人民挤兑国家银行？因挤兑同时会造成国家经济损失，请会议斟酌利弊。会议因无经济专家，遂将此提案搁置。
5月26日，离京返回太原。
现在，有些朋友已宣称自己及多数知识份子是“劝架的”。看来我不是。我“激进”。我是“打架的”。而且永远不会成为游走于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劝架的”。
需要略加说明的是：我的“激进”与“打架”不过是作为一个公民争取行使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我的全部目标与手段、策略皆没有逾越法律界限与非暴力运动的界限。如果这是“激进”，那么“稳健”是甚么意思呢？
我没有自觉承担历史责任
但我的架打得不够好。
我首先应该为5月26日离开北京一事承担责任。在《历史的一部分》中，我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五月二十六日，咱们收卷起发臭的衣衫返回太原。其时，戒严令已宣布六天，军队毫无进展；学生、市民已开始懈怠疲软，游行队伍亦日见稀少；交通已开始恢复……一些学生、知识分子问我对形势的估计，我说中共已抓准了学运的最大弱点∶怕拖。学运不怕压，就怕拖，一拖就疲，一疲就垮。从学生角度分析，虽然高潮已过，想撤中共也不给台阶，必然是僵持下去，形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问我结局如何？答曰∶待学生、市民更加懈怠之际，突然袭击，冲入广场，几个兵抬一个学生，塞进汽车拉回学校，封起门来秋后算帐。
前瞻消极，加之赴京日久，弹尽粮绝，疲惫不堪，祗有回家休整。”
——在89年底完成的书稿中，我显然没有对自己的这一行为作出反省。主要原因是当时还沉浸在六四屠杀的悲愤之中。次要原因是自认为并非在情况危急时逃跑。
由于刘宾雁先生怕刺激中共加紧对我们的搜捕，手稿一直未能出版。新完成的两本书也祗能遭到如此命运。这是使我们下决心去国的原因之一。1992年夏初，在《历史的一部分》即付梓之际，我在“附记”里写下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听到一些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的自我反省，为他们的迅速成熟感到高兴，也有一丝疑惑∶对这些年轻人，人们是否苛求了？作为现场参与者，我认为这句话十分中肯∶他们已作到最好。
要多反思一下的该是知识界。恐怕我们尚未作到最好。我自己尤其是。
有一夜，误传邓小平下台，改革派大获全胜。我拉着妻悄悄撤出广场，打算就此脱离运动，让学生领袖们去打扫战场，处理胜局俗务。
五月二十六日，形势僵化，无力挽狂澜之策，又是撤出广场，一撤就撤回了数百里之外的山西，弃别人于热锅上煎熬。至六四屠城，方意识到辜负历史重托，愧对惨死同胞。
我介入较早较深，本来应当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但我始终未能意识到，而总认为知名度不够，年龄不够，总希望扶持别人，自己祗是出谋划策。
不敢挺身而出领导！
不敢承担历史责任！
如果我更自觉地承担起责任，虽亦不可能改变六四悲惨结局，但至少知识界的许多工作可能做得更好。
……
天安门六四之夜的撤离行动，更使我羞愧万分。刘晓波等四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证明只要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在任何困境中都可能有所作为。而我却祗能耻辱地枯坐电话前，听着电线传来的屠城枪声！
也许这并非偶然。
也许我和大批与我相同的知识分子永远不可能承担起这种历史的责任。
因为我们惧怕良心的责任∶我有权领导（号召、驱使）他人去为一个那怕是崇高理想而斗争，从而承受苦难与牺牲吗？我有权决定自己命运，但是我有权决定他人命运吗？
─逃避责任。
这样的知识份子注定不可能成为政治领袖。”（《历史的一部分》第103、104页）
我极端地蔑视权力。运动当中一些人争夺权力和“押宝”的行为令我极为不屑。我的过错在于把权力与责任混同。其实，没有权力不等同于没有责任。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且，我也不是没有权力。运动后期成立的各界联席会议虽然名义上祗是一个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具有极大的权威。既然出谋划策，就必须为这种出谋划策承担责任。胜也撤离，僵也撤离。形同散兵游勇，视国家大事如儿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真是把“革命”当成了“节日”！特别是八九民运流血的结局，使我这种逃避责任的过错升格为一种罪行。虽然没有人要我为此承担责任，但一种无可言说的负罪感几年来一直沉重地压在心头。说实话，应该是我去死的。应该是我用胸膛为年轻人挡子弹，却年轻人用胸膛为我挡了子弹。我真心地承认并会永远记住：他们是为我而死的！烈士们已化作一颗颗寒星，从遥远的天际默默看着我，看我怎样走完余生的旅途。
（我之所以能在全国通缉且有秘密通道的情况下辗转半个中国坚持逃亡写作三年之久，与逃避责任而感受的耻辱多少有关。我之所以强烈地为学生领袖们辩护，更与此有关。青年们一无经验二无声望，却自觉地承担起历史使命，卓越地领导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他们刚刚从血泊里站起，便遭到了无数的指责。我、以及众多与我相同或大不如我者，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承担责任，无人追究。那些当年的怯懦者更真理在手大加鞑伐而不觉稍有脸热。事情就有些荒诞起来。）
我愿为绝食接受审判
王丹在承认“我的功过是三七开”时，具体提到他所起的“负面作用”，祗举出一个例子：“比如我也是坚决主张绝食的成员之一”。显然，他认为主张绝食是他最大的过错。此外，还有朋友指出：知识份子推波逐澜、出谋划策者，“将‘文革’绝食经验传授给学生”。我很感谢他们没有点名。作为绝食的始作俑者，我该再“说清楚”一次了。（顺便说明一句，绝食的发明权不在文革。）
据张伯笠回忆：
“两天过去了，中南海没有任何动作。（指对学生们提出的七条要求。——郑义注。）四月十九日晚，郑义和北明又来到我的宿舍找我，郑义建议，实在不行就绝食，这是非暴力斗争最有效的武器。我赶紧从书柜上找出《甘地传》，研究甘地是怎么绝食的。
郑义说，应该先写个绝食的标语，但商店已经下班了，买白布也来不及了。我把我床上的白床单拿下来，铺在地上，两大瓶墨汁倒在饭盒里，郑义撅在地上，像写他的《老井》那样认真写着‘绝食’两个大黑体字。同学们都夸他字写得好。他笑道：‘文化大革命时练的。’
当我把‘绝食’的床单带到新华门前时，正是四月十九日午夜了。几个北大的同学把床单铺在新华门前，北大数学系的一位同学很认真地征集签名，那些守门的军警毫无表情地看着他。”（《中国之春》1993年6、7期合刊：《长歌当哭》。下同）
“晚上，（指4月21日。张伯笠记忆有误，应为22日。因这次谈话中涉及郭海峰跪递请愿书。——郑义注）王丹、熊炎、郭海峰等人来到我的宿舍，商量筹备北高联的事，郑义和夫人北明也参加了，郑义对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从这几天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到大学生的成熟和稳健。他告诉我们他这几天四处奔走，已开始征集着名知识份子签名，他们将以公开信的形式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要求他们能认真听取同学们的意见，郑义还就游行、静坐、罢课或绝食等步骤提出建议，让我们参考。”
根据我的回忆：
“当晚（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后─郑义注），气氛颇紧张，盛传各高校要实行军管。咱俩又匆匆混进门禁森严的北大。我急着叫人找来学生领袖，要专门同他们谈一个问题∶绝食。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强大的群众斗争武器。在一间学生宿舍里，王丹、郭海峰、熊焱（？）与咱们见了面（在场的还有作家班张伯笠、陈建祖）。简单寒暄两句，立即进入正题∶如果当局实行军管，不准贴大字报，不准示威、请愿，不准出校门，便可立即宣布绝食。既不违法，又是困境中最有力的斗争方式。我向他们简略讲述了文革中我亲自参与的一些绝食斗争。祗要有数十人宣布绝食，就会有数百上千人响应，就会有数万人围观，捐款捐物捐药。而绝食者的请愿条件，便立即会成为全社会的议论中心。过二十四小时，体弱者开始昏倒；过四十八小时，开始大量昏倒；七十二小时是一重要临界点，每一分钟都会有救护车呼啸而去；穿梭不停的救护车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在政治高压下平素沉默不语的社会，立时会燃成愤怒的火山……此外，我对他们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表示大加赞赏，回顾了文革武斗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暴力脱离民众，而且，暴力往往导致新的专制独裁……我提请他们注意∶尽快通过全校大选，成立合法的新学生会，尽快出版自己的报纸，以事实上的组织与出版物来争取宪法上一纸空文的结社出版自由；稳定领导核心，不要搞书生气十足的大民主，走马灯似地撤换领导核心……”（《历史的一部分》第23、24页）
我并不年轻，也不糊涂。早在当时，我就有承但责任的精神准备。
“听说是北大王丹发起，我心里一震。如果绝食有了善果，推进了政体改革，一切都好说。如果出了意外，我是难辞其咎的。
中午，北大二百绝食同学进入天安门广场；我闻讯赶到已是傍晚，正值清华、北师大、科技大、北航、理工等校绝食队伍入场。在场群众不多，数千而已，气氛不是大游行似的兴奋，压抑、轻微的悲壮。标语口号已成哀兵必胜之势∶‘绝食请愿，实属无奈’、‘绝食，不吃油炸民主’、‘铲除官倒，从中央做起！从领导做起！从现在做起！’‘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改革需要牺牲’、‘永别了，妈妈’……
当一面巨大的黑色的‘绝食’大旗在纪念碑前正中旗杆上升起时，我眼中含满了泪。在这个巨大的广场上，也许只有我一人才明白学生们迈出了怎样的一步！破釜沉舟，义无反顾！这是退缩与坚定的界沟。一旦越过，你便再无退路。青年们在宣誓了∶‘我立誓，为了促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繁荣……’心里油然而生由衷的敬爱。我不了解他们内部讨论与决策的过程，但他们分明把这进可攻退可守的超级武器运用于摆脱低潮，把民主运动推向前进。这就是赤诚、勇敢！这就是智慧！
南来的风，鼓起了两根旗杆间的绝食大旗，如一面黑帆。这黑帆将载我们去何方？我说不清。也许，我们将抵达民主与自由的彼岸；也许风暴将把一切都埋入深深的海洋。无论结局如何，这些勇敢的年轻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难道历史的车轮要靠代代精英的鲜血来润滑？！
根据“绝食请愿团”正式宣布，绝食从五月十三日下午五点二十开始。
患软骨症的民族不应忘记这个时刻。”（《历史的一部分》第43、44页）
─所说“意外”，仅指绝食者死亡或终生残疾。至于说到要为绝食造成运动升级而因此“造成流血”承担责任，我当时还不具备这样丰富的想象力。
当我逃离大陆之后，特别是当我了解到在91年巴黎会议上大家为绝食发起者、绝食书起草者到底是谁颇有争执之后，便不愿再提这段往事。今天，当绝食已成为“激进”的重要象征，当人们已经开始在共产党之外寻找应对流血负责的人士之时，我不宜再保持缄默。对于一个决心永远与权力保持距离的自由知识份子，在政治上争功是一件可笑而不智的事情。但现的情势，使我不得不站出来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
我对我在八九民运中所作的每一件事情负责到底。
我愿意接受道德的、历史的以至法律的审判。
我在文革中的绝食经验
忆及先后向张伯笠、王丹等人建议绝食，这思路源于文革中的直接经验。
我一直认为存在“两个文革”。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自觉地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夺回最高权力。一个文革，老百姓的文革：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合法条件，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民主权力。这“两个文革”互相利用交错缠绕，情况十分复杂，但人民追求自由、民主、正义的倾向不可抹杀。1967年夏，打着“造反”旗号摧毁中共地方政权的斗争已进入高潮。其时，我正在贵阳，参加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驻黔联络站工作。
一个突发事件震动了贵阳∶造反派的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从省城至毕节县的几百里山路上被分割包围。这支以唱歌跳舞来宣传造反的“远征军”被沿途各县武装部巧妙切割∶每县只拦截住车队的尾车，致使从贵阳到省界毕节的漫长道路上各县都成了围斗造反派的“战场”。断绝饮食，不许下车大小便，多人被殴伤，孤立无援，情况万分火急！
鞭长莫及，在省城占优势的造反派祗有游行集会，向显而易见的祸首贵州省军区强烈抗议。但军头们根本不怕游行示威，不予理睬。在一次紧急会议上，一些人提出一个方案∶组织一支庞大车队去把人抢回来。我坚决反对，理由十分简单∶在山间公路上拦截与切割车队易如反掌。不久之前，在四川宜宾城郊，我就有过失败的经验。于是组织车队的方案被否决，绝食抗议成为决议。
次日，数百绝食，数千后援的学生队伍占据了市中心大十字路口，交通立即断绝，政治气温骤然高升。我向王丹张伯笠等学生领袖所描绘的绝食景观正是那次绝食的实况。救护车满城飞驰，市民包围着绝食学生，而拯救远在天边的宣传队顿时成了全市人民的中心话题。一天多之后，省军区终于坐不住了，派人来与学生谈判。他们也怕触犯众怒；另外，他们更怕学生几个小时一封告急电报，引起了中共高层直接干预。但开始的谈判失败了∶学生们的条件过高，军头们下不来台。大约在绝食四十八小时前后，我们联络站开始干预，劝告学生放弃“承认错误，追究责任”等过高要求，只要先把被围困的同学撤回来就是大胜。理由颇能说服人∶文革中的绝食，大多在六、七十小时左右中共高层便开始干预，不好表态时一般便电令“复食闹革命”。根据目前政治局势，高层绝不会一边倒地支持我们，万一来一个“复食闹革命”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必须利用军头也怕上面干预的心理，马上达成协议，把受困同学救回，只要军方事实上低头了，危机解除了，我们就获得了重大胜利。根据我们提出的这一策略，学生与军方彻夜谈判，迅速达成协议∶双方派员共同组成一个“调查组”立即上路，尽快把学生撤回贵阳。
翌日黎明，我作为学生代表随“调查组”出发。约近午时，车队来到云贵高原上幽清险峻的鸭池河畔。我们还未过桥，便目睹一惨剧如电影慢镜头般历历展现∶在“调查组”三、四辆解放牌大军车前，一直有一辆大客车，里面是十来个热心救援活动的学生。他们并非“联合调查组”成员，但谁也不曾禁止他们随队出发。鸭池河两岸峻峭，千仞石壁刀削。我们目送那大客车如何爬上对岸削壁，又目送它如何突如其来地一个跟头栽下百米深的河，炸弹般激溅起冲天大浪。人们惊呆了。车队不由自主地停下。
几位学生领袖跳下卡车，拉开驾驶室门，拽住军方首席代表（一位军区副参谋长）脖领便要打。我迅速跳下车，拉住了哭喊着的失控的学生。不能打！和军方代表在这里打起来，贵阳的绝食怎么收场？那是关乎全省造反派政治前途的大局！又惊又气变了脸色的副参谋长整整风纪扣，急步向桥头哨所走去，命令守军下河救人。其实士兵们早已自觉跳下寒彻肌骨的高原河捞人了。
当我们的车驶上对岸峭壁，事故原因一目了然∶为了拦截造反派拟议中的救援车队，在险要之处设置了大青石路障。一会儿，从半崖下抬上一具尸体∶跳车的司机。腕表还在走动。又一会儿，救起两个学生。
突发事件使人头脑异常清醒。我问∶最近的县城在前还是在后？在前。便留人留车继续打捞，装上急需抢救的伤员和尸体高速向前。从这一刻起，我从茫然失措的军方代表和悲愤欲绝的学生领袖手中自动接过指挥权。
到达前方第一县城，伤员送进医院，便立即到县武装部安排放人。军方代表与当地武装部长密谈片刻，一切问题解决∶立即派医、派车，把被围困多日的学生送回贵阳。现在，问题倒出在学生一方了∶不肯回贵阳，要坚持斗争到底。我自报家门，以急切的口吻三言两语谈完贵阳绝食的微妙处境，要求他们顾全大局。“回贵阳！现在！马上！”学生们再无二话，即刻上车返回贵阳。现在，至关紧要的是封锁消息了！与“联合调查组”学生领袖们谈∶死人消息千万不能传到绝食现场，否则群情激昂，局面失控，前功尽弃！一致同意。好，分头执行∶他们安排暂不往回送死人和伤员，我到邮局打长话（不用官方电话，怕露“底牌”）请贵阳控制事态，防止抬尸游行。每到一县，皆照此办理，先到武装部严令放人，再到学生处发表五分钟局势演说。昼夜兼程，寝食俱废。一直挺到那遥远的省界县─毕节。
此时，贵阳那煞不住车的绝食早已越过了七十二小时“警戒线”，我向军方要了辆英国吉普，连夜返回贵阳。一路上，我不断催促司机加速，我必须赶在高层电令“复食闹革命”之前赶回，主动宣布绝食获得胜利。数百里山路，赶到贵阳已是午夜或凌晨，驱车直驶绝食中心，跳上指挥车，拿起话筒，宣布∶最后一批被围困的战友已在安全返回贵阳途中，我们的绝食斗争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哦……”成千上万的学生与群众发出胜利的欢呼！学生领袖们开始拟写正式宣布停止绝食的文告，我瘫坐着，迷迷糊糊地意识到∶一副千钧重担已从肩头卸下─苦斗两天两夜，一场超逾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终于……扑灭！
这种事还干过一次。从贵阳星夜赶赴遵义，成功地“胜利结束”了一次陷入僵局的绝食。在《历史的一部分》中有较详细记载，此处不赘。
我应对绝食陷入僵局承担主要责任
然而，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我却一筹莫展。我不停地询问自己：郑义，你这位“胜利结束”绝食的行家，你该如何动作？
一百小时之前，我尚沉得住气。
因为我感觉学生们提出的条件不高，一条否定四。二六社论，一条真正对话，祗要当局有心结束危机，不难做到。那怕仅仅是部分做到，便可以动员知识界作学生的工作，肯定有限成果，结束绝食。未曾料想，中共死硬得寸步不让，这就把绝食斗争推向僵局。
在天安门广场的日日夜夜，每当我听到《让世界充满爱》的晨播开始曲那安详和平的声音，便猛然一震∶又是二十四小时过去了！怎么办！
救护车将凄厉的笛声传遍全北京。昏厥的频率已按几何级数在剧增，医护人员紧张地抬着担架穿梭跑动。
从表面看来，这个已扩大到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巨大营区一切依然如故。但我却真切地感觉到，这里的气氛已紧张到足以绷断任何坚强神经！这里发生的事件，现已超出了我的经验和政治智慧。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沉着的人，但近日来也感到了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虽然绝食是王丹等人发起的，但当那面黑旗升起的一瞬，历史的责任也雷霆万钧地压上我双肩，压得我呼吸困难！出路何在？经过痛苦思索，我决心打破运动中始终坚持的不与上层接触的理想主义原则，尽快与邓小平接触，申诉此次运动意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绝无打倒他之意图，以期他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结束绝食，走出危机。但邓家的人已找不到了。又征得绝食团指挥部意见，托人与赵紫阳接触，寻求妥协之途。听从赵紫阳劝解，给赵一分，算是支持改革派；赵对学运表个说得过去的态度，给我们一分，以胜利结束绝食，巩固已获得的民主成果。但赵已下台。我为结束绝食所作的努力毫无成效。最后，这场无法收场的绝食运动以戒严令的颁布，以对抗形式的转化（堵截军队）而结束。
我所犯的错误是没有认清对抗格局。文革中的绝食能收放自如，是因为对方是地方当局，在许多情况下，地方当局也畏惧最高当局的仲裁，不敢扩大事态。更重要的一点：文革造反带有“奉旨造反”的色彩，毛要利用造反派打击政敌，对某些“越轨”行为也祗有采取怀柔政策。而89民运的绝食运动则是与最高当局的直接对抗。如果最高当局采取非理性的死硬对策，一步不让，甚而刺激，就成了僵局。将彼时彼地的经验不加分析地套用于此时此地，使绝食陷入僵局，我应承担主要责任。而且，在一百小时之前不积极寻求控制事态的途径，实际上是对中共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抱有希望。事实证明这是幻想。我愿承担绝食的责任，是我不可能推卸这个责任。不仅在于是我最早建议绝食，还在于我对学生有一定的影响力，还在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学生及知识份子中，祗有我有发起绝食和平息绝食的经验。
我应为号召堵截军队承担责任
20日宣布戒严。但深夜开进的军车被英勇的北京人堵截在城外。我意识到能否堵住戒严部队，是成败之关键。20日午后，我向副总指挥李禄建议把绝食团指挥车开出去转转，停在广场上发挥不了作用。必须把我们坚守广场的决心公之于众，号召群众坚决堵住军队。（大约18日后，指挥部便转移到一辆大客车上。因车门便于把守，开会可少受干扰。车上安装了扩音设备，）李禄同意了，把车交给我，由我指挥。我赶紧到广播站叫上北明，安排她与另一个女学生轮流播音。再把学生领袖悉数请下车（怕公安机关扣押广播车抓人），然后把车开上长安街。稿件是《告全市人民书》，由我匆忙中起草，仅三、二百字，辞句激昂。大意是∶李鹏、杨尚昆等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擅自宣布戒严令，调动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使用了从催泪瓦斯到坦克、武装直升机的现代武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人民。他们撤消了赵紫阳总书记的职务，发动了一场反党反改革反人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他们的反革命行径，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数十万大军被人民成功地阻挡在北京城外，未能进入北京一步！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严峻时刻，我们号召一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市民团结起来，保卫爱国民主运动已取得的胜利成果，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的首都北京！
这个《告全市人民书》得到群众极其热烈的反应。每一段，甚至每一句都引起欢呼。我将军队入城定性为“反革命军事政变”，原因之一是他们打倒了总书记，而且那两日邓小平也杳无音讯。有人估计是反改革派乾脆连邓也一起打下去了。我们沿长安街西驶，以步行速度经西单─宣武门─前门─崇文门─东单─天安门，在市中心绕了一圈儿。广播车后紧随着上千自行车和步行者，好像是一支游行队伍。写稿抄稿找不到笔了，祗要向车窗外喊∶“笔，谁有圆珠笔？”马上就会有几支笔递进来。好几次被拦住，人们硬要往车上成箱地送饮料、面包、口罩（防催泪弹）等物品。推辞不下，祗好收下。其实车上堆满了这些东西，吃、喝、药、用，应有尽有。群众的热情使我深为感动。尚未听清广播内容，远远望见“绝食团指挥部”几个大字，便是一阵欢呼。在北京市公安局门口，我请司机停下来，专门冲着大楼广播。许多警察都拥到门口窗口来静静地听，却无人冲出来抓人。至此，我悬起的心才放下来。刚才让学生领袖全部下车实在是过虑了！有这么多群众保护，中共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我悟出一条道理∶祗要军队进不了城，戒严就是一句空话，运动就不会被扼杀。此后，我还建议调动外地学生防守地铁，巡视堵军车“前线”等等。（见《历史的一部分》第88页─第93页）
这些无疑皆属“激进”之举。最近查阅资料，发现我写的《高全市人民书》可能是戒严之后最早的正式文告之一。我把戒严定性为“反革命军事政变”，也是最为激烈的言辞。如果堵截军队是严重的“激进”事件，我应承担煽动罪。
我还有一项严重的责任：未能估计到屠杀。我这样一个阅历丰富的对国情有较深了解的作家尚且如此天真，就不要再责备青年们了。严格说来，这是成年者的集体罪过。我应分担极其重要的一份。
但六四后海外媒体上曾报导的“正义者同盟”非我所组织领导。暗杀与地下武装斗争并非我的信念。
从自由出发
在表示承担责任的同时，我心中怀着巨大的忧虑。绝食和堵截军队无疑是构成八九民运的主体事件。没有绝食与堵军车，就不会有五月高潮，当然也不会有公开屠杀，但也就不会有全国二百个以上城市的抗争，也就根本不会有彻底否定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八九民运。
个人毁誉事小，国家兴亡事大。
如果竞相认错悔罪，是否为了个人道德完善而置人类正义于不顾？
如果连比较温和的王丹都是三七开，过大于功，那么柴玲、李录、封从德、张伯笠、韩东方、严家其、鲍遵信、陈一咨、万润南等又该如何论罪？
如果站在第一线的人物皆过大于功，是否在逻辑上构成对89民运的严重否定？
如果随波逐流听任否定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是否更加不道德？
如果谴责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的牺牲，是否推翻了一整部人类史？
如果必须为反抗而招致的公开屠杀承担责任，是否更应为不反抗而延续那数量更大的例行屠杀承担责任？
我心中充满痛苦！
我们这一代人，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智识份子。压迫与反抗已成为我们血液中不可改变的深在。我一刻也不敢忘记∶我就是囚禁在西北劳改营被活活折磨而死的右派，我就是濒临饿死手持棍棒揭杆而起的云贵高原农民，我就是金沙江边像柴垛一般燃烧的战死的造反者，我就是被活活剖腹挖心分而食之的广西少年，我就是像狗一样蜷缩在破麻袋片上晒太阳的因劳致残的老农，我就是奶头上挂着孩子烟熏火燎地煮食杂粮野菜的大嫂，我就是挎半篮鸡蛋去换食盐的倚杖而行的大娘，我就是刺血而盟秘密分田单干的贫下中农，我就是长安街上被坦克碾压被枪弹洞穿的学生，我就是四处流浪受尽凌辱的打工妹……─我不可能完全是安坐于太原及普林斯顿书房里的那个我。我不可能不为我所目睹我所经历因而我所代表的苦难问一声为甚么！
我们如此认错悔过，是否在不动声色地剥夺人民反抗暴政的基本权力？暴君们可以剥夺我们所有的权力，而无法剥夺的最后的权力就是反抗。
为甚么我们嘴上讲的是从自由出发，而实际上却主张从功利出发？
我并不想把自由与功利人为地对立起来。自由是好的，功利也是好的。当两者不可得兼之际，我们该如何选择？
在《为柴玲辩护》与《试论打破一环》两篇长文中，我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论述了八九民运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妥协、避免流血、维宪守法、柴玲“5·28录影讲话”、检讨历史的标准、失败、集权政权的不妥协、极权社会的反抗、理性与非理性等等。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之上，现在要谈的是八九民运的精神。
裴多菲的一首小诗如此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无人不晓，竟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战斗口号。本来，自由具有功利的成分，因为它体现为一系列基本权利。但是，当它一旦成为人类公认的基本价值观念，成为一种理想，就获得了超越功利的精神价值。让精神屈从于功利，生命就返祖为一种本能的生物性存在。人类为自由、尊严和爱情而不惜舍弃生命，并非对生命的否定，而是对生命的最高的积极的肯定。因为人是有精神的。没有了精神，人就不成其为人！正是有了自由精神，人类才成为天地间最辉煌的存在！有人曾这样假设：如果半个世纪前中国人不抵抗日本入侵而甘作顺民，那么今天不仅会享有富足的生活，而且随着世界潮流也会自然地获得民族独立。从日本对东北及台湾的经营来看，这种假设并非没有一定道理。但这种假设忘记了一个常识：自由是人类的天性。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有为自由而战而流血而牺牲的历史。仅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举其大端，1953年在东柏林，1956年在布达佩斯，1956年在波兹南，1968年在布拉格，1976年在北京，1980年在格旦斯克，1989年在北京，1989年在布加勒斯特，1991年在莫斯科，人民都曾为自由而战，并已经成为人类尊严的光辉篇章！如果选择一个场面选择一个镜头作为八九民运的精神象征，相信多半会选择王维林只身挡坦克。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屹立在一大队钢铁武器前毫不退缩，正是经典地表现了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人类尊严。以“激进”来责难否定八九民运的朋友们，可以试着先批判一下王维林。批判他“以卵击石”、“不会妥协”、“浪漫煽情”、“期待流血”、缺乏“责任伦理”、不是“建设性的反对派”……总而言之─“非理性”。我猜想你们是作不到的。王维林烈士的壮举感动了全人类，因为他体现了从自由出发的最高贵的人性！这一画面，已作为人类对生命的终极理解和对自由的无上崇拜之最经典的诠释而载入史册！
中共凭藉武力建立了一个历史上最残暴的政权，对于一切人民的反抗，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哪怕仅仅是思想的，他们非抓即杀！据估计，他们在和平时期杀死的人数是夺权时的20倍！在这种恐怖统治下，我们手不能作口不能说心不能想，甚至一则日记一封家信一字笔误都会惹来杀身之祸！就连在刑场上，他们都不允许就义者最后的一声呼号：用棉花塑料堵嘴，用胶粘嘴，用竹筒弹簧塞嘴，用手术线缝嘴，用铁丝勒嘴，用绳索套颈，注射麻醉剂，口服抑制剂，刀刺软肋，割断喉管等等。虽然人民一直没有停止反抗，但这种渗入血肉的恐怖毕竟达到了目的：绝大多数的人被抓怕了杀怕了。八九民运的空前规模的英勇抗争，正是中国精神黑夜里一道灿烂的理想之光！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历史中给舍身取义的英雄留下了一席最尊崇之地。这不是对功利而是对精神的崇拜。失去了这种精神，就失去了理想，失去了魂魄，失去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据。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堕落的时代。一个民族可能遭受失败或挫折，但祗要这种自由精神不死，就不会被征服，就一定会复兴！
89年的中国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那块苦难大陆上迸射出令全人类眩目的光！
我们中国人释放出心中压抑已久的自由之火，并在那圣洁的火焰中纯净了灵魂！
那五十几天胜过浑浑噩噩的一百年！
─请不要忘了那些值得骄傲的日子！
在我即将结束本文之际传来消息：中共中央军委4月18日发布1995年15号命令，将中国大陆城市分为五级，规定驻军人数，加强戒备。国务院拨款15亿5千万作为军队部署的特别款项。目前，不算正规军，中共已成为拥有六百多万警察部队（公安部队4百50万，武警部队1百50万）的超级专制国家！在这种超级恐怖政策之下，如果我们民族还想尊严地生存下去，如果我们中国人还要从自由出发去重塑我们的生活与灵魂，我们别无选择，祗有如守护火种一样在黎明之前守护八九的自由英魂！
那位参与戊戌变法策动护国讨袁的启超，曾悲愤地要向国会磕一百个响头“求赏宪法”。我不能与任公相比，奢望亦不及他高，但悲愤之情却同样难以言表！我要向在六年前也曾洒过一掬纯净泪水而今天鸣鼓而攻的各位朋友们磕头。我向你们磕第一个响头：请不要渎八九民运！我向你们磕第二个响头：请不要渎八九民运！……我向你们磕第一百个响头：请不要渎八九民运！
在《历史的一部分》中，我写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八九民运之伟大，不仅在于惯于忍受的中国人第一次挺直脊梁站了起来，要求结束做奴隶的历史，还在于天安门广场上的英勇抗争事实上成为共产主义世界总崩溃的开始，它已经成为确定不移地树立起来的历史的界碑。当岁月逝去，回首历史之际，我们可能会更加准确地评估八九的光荣。
我们应当为自身的种种过失和道德缺陷反思忏悔，尤其是当我们忆及那些永别了我们的死难同胞之际。
但是，我们无权卑琐地“每日三省吾身”，以忏悔反思之名去玷污八九的光荣。
因为八九民运不属于我们个人，它早已属于全体进步人类。“
我今天仍然不悔。我不愿为一碗红豆粥或者哪怕是如山的黄金出卖自由！
那怕祗剩下我一个人！
1995年6月24日于普林斯顿
【北京之春】1995年9月号-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