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促成中派的联盟——纪念“六四”事件七周年

一旦出现不稳定性,那么必然改变现状的意见就会在人群中蔓延。然而人们该朝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常有待于解决。新的方向总是由少数人决定的。

……

即使微小的环境变化也可能造成整个系统状态的剧烈变化,但许多政治家还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
——哈肯:《协同学》

在某个分叉附近涨落或随机因素将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分叉与分叉之间,决定论的方面将处于支配地位。
——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

量子力学的创立,打破了决定论的神话。偶然性登堂入室,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马克思从未听说过量子力学,很自然地,他那一派人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混乱叙述早已变得不值一谈——包括所谓的“历史唯物论”在内。

历史是人类创造的,但人类只能通过有限的可能性空间范围内所做的选择来创造历史。“创造”即变革;而大的变革只能在不稳定状态有足够积累之后的“分叉点”上发生。

今天的中国正是处在分叉点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恼人老问题又成为今天中国人关注焦点的原因所在。

中国正站在大变革的门槛上,这句话意味着:首先,中国的社会大变革已经并不遥远(也许仅在三、五年之间);其次,变革的路径只有有限的几条;第三,哪一种变革的可能性将成为现实,取决于诸多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取决于各派社会政治力量的互动与消长。

简括地说,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的几种主要社会政治力量(指政治上积极的,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并准备采取行动的几派人)大致上如下:

(1)中左派。这是体制内的民主派,其政治主张是社会民主主义,其社会基础是工、农等劳工阶级、低收入阶层和左派知识分子,其政策更强调平等和政府干预,更多地维护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六四”前的胡—赵系实际上是这一立场,只不过,由于最高决策权被操在邓小平等第一代革命元老们手中,胡—赵系不可能公开明确地打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六四”后这一派或被清洗,或隐没了,各派都向老邓靠拢,(5)逐成为党内主流派。

(2)中右派。这是体制外温和派和反对派,其政治主张为自由主义——多数是新自由主义即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少数主张英美式古典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个人自由和保护少数;其社会基础是中产阶级、有产者、知识分子等中上收入阶层。王军涛、陈子明的“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人士为这一派的突出代表。

(3)极左派。这是体制内保守派,其“保守”的内涵与西方的保守主义恰好相反,是毛泽东浪漫、激进的民粹化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其社会基础为邓时代的改革中得益不多甚至利益受损的一部分中共老干部及其部分子女,国企工人,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等。其主要代表如陈云、邓力群。中共十四大后,这一派已式微,但如果邓的改革路线受挫或发生大的社会动荡,这派仍有极大的可能迅速崛起。

(4)极右派。这是体制外的激进反对派,其政治主张很混杂,但在主张(至少是不反对)以暴力推翻中共现政权、走法国式大众民主及“休克”疗法式的市场化改革之路线方面则是大体一致的;其社会基础是那些对中共现政权有深仇大恨的社会成员,以及一部分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和乌托邦民主主义者;其主要代表如海外的中国自民党,如国内的袁红冰。

(5)邓派。邓作为执掌最高权力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实际上是居于(1)(2)之上,操纵着二者之间的平衡,视需要而在(1)(2)之间摆动。“六四”后,这一派成为体制内主流派;这是一种无立场的立场、无主张的主张,是种被邓的一句“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暂时维系着的过渡形态,其维系力量主要是政治强人邓的权威和铁腕,以及“六四”后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这种无旗帜、无纲领、无系统理论、无前瞻性设计的局面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一旦邓撒手人寰,这一派势必分化:少部分人可能走向(2)(3)(4),大部分将分化为两派,即(1),社会民主主义;和系统化、理论化后的(5)即所谓“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或“东亚模式”。非常可能,邓过世后的一段内(5)仍将保持体制内主流地位,但时日稍长,在体制内、社会上和国际社会的多种变革压力下,这一派不能不继续演变——良性的,是走向(1);恶性的,则演变为当年的德、日模式,对内实行军事法西斯统治,对外侵略扩张,在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旗号下,将中华民族引上一条大灾难之路。

自九三年三月迄今的一系列文章和讲演中,我提出未来中国的四种基本选择——倒退、不变、渐变和急变,实际上即对应于本文附图中的(3)、(5)、(1)+(2)和(4)(见九三年三月哈佛大学讲演和九五年一月的“渐进民主倡议书”)。我主张渐变、渐进民主{(1)+(2)},即,在体制内,要使(1)成为主流;体制外,使(2)成为主流;进而,(1)、(2)之间要达成某种协商、对话、沟通乃至默契,实际上意味着(1)和(2)遵循公认的多党制议会民主的政治游戏规则,公正和平地竞争多数选票,或上台执政,或在野监督。要使“渐进民主”这条路能走通,就必须逐步促成这种“中派的联盟”或说“稳健派的联盟”。我深信,这是中国未来的最优选择,同时也是执政党中共的最优选择,其代价最小,其成果最稳定可靠。

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七年了。七年或许是一段必要的时间,使我们得以深入地思考和冷静地讲理。当人们还陷于悲痛和义愤的激情之中时,客观冷静的持平之论反倒成为难以接受的冷酷心肠。“米涅瓦的猫头鹰要待夜幕降临时才会起飞”;现在是彻底澄清某些误解的时候了。

由于我参与了刘晓波发起的四人绝食,所以许多人误以为我是站在立场(4)上的,因为,晓波在“六四”前是以激进主义和走极端著称的。实际上,我不但不是(4),我甚至不是(2),而是(6),在(1)、(2)之间斡旋、调停,试图通过(2)影响激进的学生走上理性、稳健的道路。只是在戒严前夕,我才走到(2)上去了。

在整个“六四”事件期间(一九八九年四月中下旬至“六四”凌晨),我的作为实际上分为三个阶段:

(一)四月中旬至五月十三日,主动介入。

学潮兴起,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是希望借学生冲击保守势力,改变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以恢复改革势头。这是基于当时知识界的普遍看法:自八八年北戴河会议以来,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受挫,保守势力步步进逼。在八九年三月份统战部六局的座谈会上,我就曾坦率直言,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根子在八七年倒胡的“反自由化”。是“反自由化”反出一个自由化,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对改革失望从而日益激进、反邓。

忧,是担心学运搞过头,重演八七年那一幕,再把赵搞下台。因此,我从四月中旬开始,通过我原在北大的同事与学生和年青教师频繁接触,反复强调:1,把矛头对准党内保守势力,与党内改革派结盟,因为毕竟,迄今为止推动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党内改革派;2,无论对邓有多少不满,一定不要把邓推到对立面去。然而不出所料,学生们根本不理这一套,理由是:“我们是独立的政治力量,我们不关心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不愿意被他们利用”。

我只好另谋他策。那就是利用我《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动员新闻界投入,走出单一的学运模式,把学运扩展成全社会的,理性、稳健有分寸的民主运动。于是,参与组织了“五·四”新闻界大游行和后来的一千多名新闻界人士的签名上书。

(二)五月十三日至五月十八日,受命斡旋。

“五·四”大游行后,我看到激进情绪在党内强硬派的刺激下不断高涨,深感回天乏术,便决心不再介入,回四通公司规规矩矩上班。

不料,五月十三日统战部六局副局长陶斯亮把我紧急找去,从此在政治旋涡中愈搅愈深。五月十三日晚阎明复与学生领袖的座谈,是我受阎委托一手组织的,王军涛、刘晓波、闵琦等人都是我自作主张请去的,令阎相当意外——特别是刘晓波的出席,我当时就察觉到,使阎相当尴尬,因为晓波是当时官方任何一派绝不接受的危险人物。军涛、子明的研究所五月初本已决定不介入学潮,自此开始全面卷入;而晓波的立场也从此与我们日益接近。

五月十三日的座谈毫无结果,五月十六日阎明复去广场发表讲话(那也是我负责组织指挥的)也以失败告终。十八日,赵称病被夺权,斡旋失败,鸽派下台。

(三)五月十八日至“六四”,走进反对派阵营。

五月十八日晚,我们一批参与斡旋的知识分子最后一次在统战部开会商讨对策。我说很明显,赵已不能视事,强硬派掌握了主导权,不久势将对学生下手。斡旋失败,我们必须重新定位。两个选择:要么,退而旁观,这对我们自己最有利,秋后算帐也算不到我们头上;要么,干脆一屁股坐到学生一边去,与学生同命运。我说,我个人是要作第二个选择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这种危机时刻不能丢下学生不管;尽管我们并不赞成他们的幼稚做法。在场的人都同意,甚至事先在一张白纸上签下名字,委托我回去起草一份声明。从此,我才站到学生一边,并卷入“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一系列活动,包括起草“告人民书”即后来的《人民日报》号外,参加最后的四人绝食,以及提议并组织“六四”凌晨的和平撤离。

坦率说,参加四人绝食是被晓波逼上场的。我曾反复告诫晓波充分考虑可能引起的社会后果(自己的后果不必考虑,一定倒霉),他说,他做事从来不考虑什么社会效果,他只对他自己做的事负责。这是晓波过去的一贯立场,是我与他的许多重大分歧之一。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成为好朋友。五月二十六日晚,晓波已不耐烦,逼我给他一个明确答复。考虑到他已声明“哪怕你们都不去,我一个人也要干”,我历来自称生平最看重“仗义”二字,他把我当作最好的朋友,我在这种关键时刻不能后退;考虑到我参加反倒使局面有可能比较能控制,防止晓波一时冲动走极端;考虑到可以借此建立知识分子的威信和感召力,或许有可能寻机撤出广场——我同意参加绝食。条件是:绝食一定得是真的,连含糖饮料、牛奶、水果都不能进食饮用;写一篇能系统表达我们政见和绝食目的的宣言,呼吁和解、对话、理性,并且一定要对学生的激进、幼稚非理性作坦率而善意的批评。为确定基调,我提出了两个基本口号(“没有敌人”和“人人有责”),并陈述了我认为必须表达的基本内容。军涛本来是反对绝食的,听我讲述了我们拟议中的宣言内容特别是两个基本口日后,他才改变了态度;后来,大家又商定了一个“接力式绝食”,三天为一期,坚持到六月二十五号开人大会议,目的是借此聚合一批有号召力的知识分子,把广场的领导权从柴玲等激进学生手重接过来,以避免大规模的冲突和流血。

万万没有料到,政府就在我们开始绝食的第二天傍晚动手了,而且竟是那样一种血腥残暴的场面!为避免更大牺牲,我提议撤离,并建议侯德健与我一起找部队谈判,在广场马上就要大流血的时刻,我们四人默契配合,竟然奇迹般地动员和组织撤离成功。尽管数年来骂声不绝于耳,“投降逃跑”,“见好就上,见坏就收”,不一而足,甚至说我是什么“广场撤退总指挥”,我扪心自问,却至今不悔。

不仅不悔,我深信在中国未来的变局中,仍然需要有一批知识分子在(1)、(2)之间发挥沟通、联络作用,以促成中派的大联盟,这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在我看来,今天中国最需要的,也许并不是那种动辄流血拼命的高调式的“革命英雄主义”,而是理性、稳健、负责任,不惜遭人误解、忍辱负重式的低调英雄主义。

顺便,我还是要为柴玲等激进学生作一点辩护——尽管我非常不赞成他们的许多做法和说法。

客观公正地说,“六四”的大流血,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温和派、稳健派在体制内外都没能占据上风,反而如同中国百于年来一以贯之的激进主义政治逻辑所导致的那样,体制内外都是极端派、强硬派占据主流。这种格局必定是大冲突、大流血。但是,这种恶性互动格局的形成,主要责任在政府方面。“四月二十六”社论的文革式语言,表明中共在第一代元老的支配下,无法放弃马列主义的冲突论社会学说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你死我活政治哲学,总是把技术性问题政治化,把现代社会中本来是很平常、很局部的社会不同意见和冲突人为升格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所谓“阶级斗争”,所谓“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从而逼迫学生一步步走上以死相拼的绝路。应当承认,恶性互动是政府中强硬派启动的,学生们是被逼迫作出敌意的回应。学生运动从来都是激进的、浪漫的幼稚的,作为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人,他们不能不是这样,也有权利这样。要求青年学生也像成年人一样成熟老练、稳健持中,这个社会将丧失许多活力、创意、朝气和光彩。重要的是,政府和社会应当正确对待他们,即不苛责又不娇纵,因势利导、扬其优抑其劣。柴玲等人也不必背上太沉重的包袱,应当有勇气正视自己,认真认识到自己不但不是什么“神女”,甚至还不够一个研究生普通应有的成熟水准,只不过是个作了蠢事的幼稚女孩子罢了。这很正常,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坚持不认错,坚持要呆在被人错误捧上去的高处不肯下来。

愿我们以史为镜,以知兴亡。

【北京之春】1996年7月号-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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