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我作为中国《零八宪章》签署人代表，在捷克著名人权组织“在困境中的人”人权与民主处处长Marek Svoboda的陪同下，拜会了捷克笔会会长Jiri Dedecek。
见识捷克国家图书馆
捷克笔会地址就在捷克国家图书馆，这座宏伟的巴洛克式的建筑，令人肃然起敬。它有着千年的建筑历史，一七八一年既成为捷克国家图书馆，一八○七年始，捷克国家所有的出版物必须作为呈缴本藏于国家图书馆。目前馆藏六百多万件，每年新增八万多件，是欧洲和世界著名图书馆。目前十八岁以上的捷克公民都可以办理借书证，到这里阅览和借阅图书，每年外借量达一百万册。外国公民只能凭护照在这里阅览。国家图书馆能够接受捷克笔会在这里安家，说明国家对作家的礼遇和尊重。联想到中国对出版的严格限制，也危害着国家对图书收藏。我们一九八七年建成，坐落在北京白石桥南长河畔的国家图书馆孔雀蓝琉璃瓦的双塔高楼群座，旧馆名和旧址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公民阅览必须凭部级以上介绍信，不禁令人唏嘘感慨。我们无论图书馆还是官方作家协会，对普通公民来说，都是高衙门，而我们被国家包养的作家们，又有几位进图书馆读书呢？
乘坐一部大电梯，可以浏览到一间深褐色全木包装的巨型阅览室和一面高耸到屋顶的开放式书架，还有里边的读者。上一层楼梯，再换乘一部小电梯就直接到了捷克笔会。
诗人兼歌手的纪念
Jiri Dedecek会长亲自迎接我们，他是捷克的著名诗人和歌手，《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他领我们穿过一间不大的会议厅，只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演讲台和很多折叠椅，Jiri Dedecek介绍这是作家向读者朗诵自己作品的地方。相邻的房间就是他的办公室，阳光充足，一张圆桌摆着沖好的咖啡、红茶和甜点，看来都是会长亲手准备的，会长抱歉地说：“本来笔会其他成员也要来，可是都患感冒了，只能呆在家里，只好我一个人接待客人。”
房门上贴着一张不大的印着哈维尔先生头像的招贴画，是为了今年天鹅绒革命胜利二十周年的纪念，贴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两架已经成为纪念物的旧打字机里装满葡萄酒的软木塞。在捷克无论杂志社还是报社，甚至书店，都摆着旧打字机，表明电子和网络时代对难以忘却时代的尊敬，但是用来纪念的打字机里装酒瓶的软木塞只有笔会一家，显示出主人的诗人气质和音乐家的浪漫。
关于《零八宪章》的交谈
Jiri Dedecek首先问我：“《七七宪章》不想改变整体，只想让政府执行法律。《零八宪章》如何？”
我回答：“《零八宪章》是学习《七七宪章》的形式，但是我们向中共政权提出的诉求更广泛，就是要求进行开放党禁和报禁的政治改革，我们不赞成中共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我们的主张是认同普世价值、建立宪政民主政体。因此我们也提出要求修改不符合‘主权在民’的宪法条文。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和你们《七七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哈维尔先生一样，也是中国著名作家，八九民主运动的著名参加者，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两届会长。”
Jiri Dedecek问：“独立中文笔会和国际笔会是什么关系？”
我回答：“我们是国际笔会一百四十五个成员之一，在中国还有官方控制的三个作家组织也是国际笔会的成员，不过‘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之后，这三个组织就再也没有参加国际笔会的活动了，因为国际笔会当时抗议了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我们的发起人是‘六四’流亡美国的著名作家刘宾雁，他担任了第一任会长，身患癌症之后要求回到祖国，被中共政权拒绝，最后还是在美国去世。他之后刘晓波担任两届会长，流亡美国的另一位著名作家郑义是刚卸任的会长，九月选出的新会长是廖天琪。”
Jiri Dedecek显然对独立中文笔会不太熟悉，他重复了一遍廖天琪的名字，问我：“奥地利？”我明白是问：“今年的国际笔会大会你们参加了吗？”
我告诉他：“新任会长廖天琪和副会长潘嘉伟参加了。”
这时Jiri Dedecek说：“我认识杨炼。”
我高兴地说：“我也认识杨炼，他是我们的成员，也是国际笔会的理事，他也参加了今年奥地利的年会。”
我继续介绍：“独立中文笔会很多会员都签署了《零八宪章》，我们和国际笔会的主张一样，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
听到这里Jiri Dedecek笑了，笑得不以为然：“如果有这两个自由，什么自由也都有了。”
我不能不承认Jiri Dedecek的这个结论十分深刻，他的笑容也十分令人难忘，但是我还是告诉他：“在中国，中共政权对言论和写作自由的容忍度要略高于结社自由，中共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公民组织，地下的也不行，因此《零八宪章》学习《七七宪章》只是发动公民的联署行动。”
Jiri Dedecek非常严肃地说：“共产党政权必须有更大的变化，极权政体必须改变。”这也是哈维尔、米尼奇克一大批推动二十年前东欧变革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十四日在查理大学文学院举行“自由与其敌手”论坛的一致结论。
和刘晓波一起受邀加入捷克笔会
Jiri Dedecek非常关心我回国之后会不会遭遇危险，他说：“我们捷克笔会希望接受你为会员，这样你遇到危险，我们就可以对我们自己的会员实行保护。”
我表示感谢之后提出：“现在中国最需要帮助的是刘晓波，如果我能和他一起成为捷克笔会的会员，我会更加感到荣幸。”
Jiri Dedecek微笑着回答了两个字：“当然！”
在捷克，我还会见了马力大主教、现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议会的主要政治领袖，他们大多数是《七七宪章》的签署者，已经白发苍苍。还有两位是八九天鹅绒革命的学生领袖，“在困境中的人”的经理人也是八九学生领袖，年富力强，谦逊而有信心。捷克知识界的老一代和新一代还有现在的大学生共同在欧洲、在世界推进着自由，关注着各国各地区陷于困境中的人，也密切关注着中国的《零八宪章》运动。
【争鸣】2009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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