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晓波的书日文版出版
刘晓波的日文版论著《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在他被非法逮捕和《零八宪章》颁布一周年之前的2009年12月7日在日本各大书店上市，由日本著名的学术书店藤原书店出版。这是继1992年刘晓波的《现代中国知识人批评》（野泽俊敬译德间书店出版）出版之后在日本出版的第二本论著。
《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收集了晓波每年纪念六四的部分诗文和近年主要政论，以及《零八宪章》全文翻译、部分签署者的声明《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以及余杰的《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
本书由日本著名的思想史研究学者、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子安宣邦先生全力推动出版。子安先生为本书写有两篇重要的文章――《天安门事件与零八宪章――同为一体的存在》、《我为何要支持零八宪章？》。
全书由在日华人作家刘燕子编辑、翻译、并写了上万字的《解说》。在《解说》中刘燕子详尽地介绍了将天安门受难者灵魂的呐喊和幸存者的声音肩负于一身的诗人刘晓波，为有尊严的死和有尊严的活下去的理性抗争，并特设一章《给日本的知识人的一封信》，指出在日本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关心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容易被简单地贴上右翼的标签，左翼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内心对中国抱有负疚感情，因此不愿意“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对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抱有幻想；而经济人无疑以利益优先而免谈他国政治问题；日本媒体和出版社既有商业主义问题，还有看不见的“自主规范”；一般民众以“沉默是金”为美德，就他们个人而言，帮助中国治理沙漠、帮助贫困儿童就学等友人不少，但是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或视而不见，或作出无能为力的姿态，说一句“没办法”而已。刘燕子指出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绝非对岸之火，可以袖手旁观，希望日本友人将“友好”拓展到关心中国民主化领域。她还指出，日本人权外交的捉衿见肘、左支右拙，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实际上质问日本国内的民主、人权意识，因为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同时意味着质问日本民主主义的立脚点，她呼吁日本知识人超越左、右两翼的立场，挣脱意识形态的羁绊，以独立、客观的视点正视中国的现实，迈开实际行动的步伐，比如设立言论自由奖、对受难者家属的人道主义援助等等。
“沉默是金”并非意味着不说话，而是在最紧要的关头敢于发出声音。
该书由日本年轻一代的中国研究者及川淳子、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的翻译者横泽泰夫以及在日华人学者蒋海波共同参与翻译。
2，1月23日的思考会
2010年1月23日，在子安宣邦的倡议下，在早稻田大学举办了《从天安门事件与零八宪章思考会》。当天有早稻田大学学生、东京各出版社、《朝日》、《读卖》等报刊、一般市民、在日华人学者和留学生八十多人参加。
“思考会”由早稻田大学教授高桥顺一主持，他从竹内好的鲁迅观分析文学的自立性以及近代化的问题开始，进而论述作为国家主人公的自立的公民问题，指出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都未成长出真正的自立独立的公民社会，中国尤其如此。
刘燕子介绍了2000年刘晓波给作家廖亦武的一封书信，介绍了晓波1989年以后艰难的心路历程。在这封信中，刘晓波说：“我一直知道‘六四’后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这个风云人物重，狱中的条件之恶劣，非常人可以想像，但没有看到你的《证词》之前，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证词》才使我真实地触摸到‘六四’悲剧的真正受难者的心跳。我的羞愧是无法形诸于文字的，所以，我的后半生，只能为亡灵，为那些无名的受难者活着。什么都可以过去，但无辜者的血泪是我心中永远的石头，沉重，冰凉，有尖利的棱角”。刘燕子还介绍了独立作家冉云飞的博客和推特、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王怡等基督徒在12月27日主日崇拜时为刘晓波的祷告：“愿刘晓波的夫人刘霞的愿望实现，她的丈夫，是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中国人。愿全中国的警察，不在平安夜里倾巢而出。愿有这么一天，中国的平安夜，人们都呆在家里”。介绍了作家余杰对日本的批评―――在刘晓波被判决时，15个国家的外交官向中共表示抗议的时候，唯独日本又一次缺席。
及川淳子近年研究中共党内改革派老干部李锐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即将获得综合社会文化博士学位。她的专栏持续译介中国知识人的最新著作和动态。在刘晓波的日文版著作中，及川撰文对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们对《零八宪章》的冷淡和自戒提出批评。本次“思考会”上，及川用幻灯片的形式，加上她细致的观察和最新信息的掌握，严密的理论分析，介绍了《零八宪章》与《77宪章》的关系、哈维尔等欧洲知识人对刘晓波不当判决的抗议和中共老干部们的《09上书》以及胡绩伟等老党员为刘晓波鸣不平和崔卫平的“行为艺术”中国知识人对判决的看法。
子安宣邦的演讲以《对我们而言，中国民主化意味着什么？君，为何沉默？》为题。主要内容如下：
1，去年刘晓波被不当判决以来，日本只有两个民间组织发出声音：一是日本笔会站在言论自由立场的要求释放的声明，二是大赦国际日本分部站在维护基本人权立场发出的声明。前者对关于刘晓波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反应的日本言论人来说尤其重要。但，这份抗议声明是来自于国际笔会的请求呢，还是日本笔会的自主行动呢，我不清楚。倘若为后者的话，应该不只是就这一篇声明就完事了，作为日本言论人的主体行动，当还有更多的行动吧。但，却没有。
对刘晓波问题从“表现的自由”这一普遍性维权立场来抗议，当然毫无反对的理由。但，我们仅仅从这一立场来发言就足够了么？在此，我提出的“我们”是在质疑――作为普世的人权、表现的自由这些权利的所有者的“我们”，仅仅有此层面的认识就足够了么？我们是否应该意识到对刘晓波事件，仅只一篇抗议声明是不够的，这是极为重要的大事！我将中国的问题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关系到我们未来的问题来思考。
君，你为何沉默？刘晓波问题确实是我们的邻国中国的问题。因此有人会说“你为何介入邻国的问题？”对此类责难，我要反问他“那么，君，你为何沉默？”，今年我将此问写在贺年卡上，就是对我朋友的一种挑战。君，你是绕过此问呢，还是有其他沉默的理由呢？“不知道”是其中的一个口实。不过，这不能作为简单绕过去的口实。事实上，我们对刘晓波的问题不知道，不被知道，再就是－不想知道。还有一个口实，就是嘟嘟喃喃地，“因是邻国的问题”。但，因是邻国问题而沉默的话，中国当局对来自外部的批评作为“内政干涉”便理所当然了，因此，沉默就是对这一事态的默认。
2，我在拙著《“近代的超克”意味着？》中重新阅读了竹内好。我认为竹内的“作为方法亚洲”给21世纪的我们以重要的启示。竹内的亚洲不是作为一个实体，而是作为一个方法。我理解为“作为方法的亚洲”告诉了我们应该划出亚洲的抵抗线。何处是我们抵抗线呢？西方早已不是20世纪的政治地理的西洋。西方出发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及其文明也覆盖了东方，美国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更加深化了东西方已为唇齿的关系。极端的说，中国的经济成长与世界、与日本唇齿相关。那么，正因为如此，中国当局强制而默不作声地判决刘晓波，日本政府就有理由对此沉默吗？刘晓波事件告诉了我们在何处划出我们的抵抗线。
3，我们应代替被迫沉默的刘晓波说话。我们的发言是对抗强制沉默的中国政府，是对抗沉默的日本政府。强制沉默和自我沉默，二者都是作为自立的民众原理的民主主义的摧残。我们不希望出现强制沉默与自我沉默的唇齿相关的东亚共同体出现。为我们尚存希望的共同体―我们应就在此时此刻划出我们的抵抗线。即，应围绕刘晓波问题发言。由此创造出民主主义、自由为我们自身切实问题的亚洲。
沉默的政府与沉默的国民相关。有沉默的国民，就有沉默的政府。作为民众自立的民主主义思考时，政府与国民的相互沉默关系的国家民主主义更加危险。反过来说，我们应看出我们内部的民主主义的败坏。
如果沉默的政府与沉默的国民相关的话，不知道与不被知道也相互关联。其实不知道就是不想知道。不想知道就不被知道――理由很简单，艺人们丑闻那么多，就是电视和报纸告诉我们的。但，刘晓波的问题几乎不被人所知。这是媒体的过错吗？我最初也认为这是媒体的自我制约。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在关于中国的报道、信息没有规范制约的日本，尚且自我制约，那么，归结原因只有――根本就是自己不想知道。国民不想知道就不被知道――人不想看见，就看不见，不知道就是自己堵塞了自己的耳目。我们这个自闭的国民对什么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呢―――对邻居的痛苦。
由于我们主动掩耳闭目，就会使民主主义这一自立性之根茎自我腐朽。对中国的刘晓波问题，我们掩耳闭目，默不作声，也就是――置我们的民主主义于死地。因而，我以为刘晓波的问题，是东亚共同抗争的课题。
旅美的评论家陈破空临时参加声援，指出重判刘晓波是权利者的傲慢。
“思考会”从下午1点开始到6点结束，历时5个小时，几乎无人退场。在共同讨论的时间里，与会者纷纷提问和发言。会场还特设六四时日本各大媒体当时的新闻报道一角，22日《每日新闻》提前预告了“思考会”的消息，28日的《朝日新闻》以《朝着民主化，打破沉默之时》为题较为详细地报道了“思考会”消息，还刊登了刘燕子的专访报道《日本民主主义的立脚点？》。
1/29/2010
（依茕）
1，2009年12月《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关于刘晓波及其日文版的报道。
2，2010年1月28日《朝日新闻》早稻田大学举办“关于刘晓波和《08宪章》思考会”的报道。
【独立中文笔会】201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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