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一月，台北的捷幼出版社出版了刘晓波文集，书名《向良心说谎的民族》。全书共402页，内容分为四篇；一、文化篇——野蛮的享乐，二、政经篇——无奈的改革，三、时论篇——安慰与恐惧，四、自省篇——呐喊与见证，一共收录了三十一篇文章，绝大部分写于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一年，也就是写于他第二次出狱之后的不到两年的这一段时间。
在书前序言里，刘晓波提到“六四”，他说：“尽管十二年过去了，但那个被刺刀挑起血腥黎明仍象刺刀尖一样，扎进我的双眼。从此以后，我看到的一切都带着血污，乃至于我写下的每个字的每一笔，皆来自坟墓中亡灵们的倾诉。”昆德拉的名言：“人类反抗暴政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然而，“六四”之后的中国又岂止是遗忘而已？
刘晓波沉痛地写道：“一个杀人的政权，是令人绝望的；一个容忍杀人的政权和冷淡被杀者亡灵的民族，更令人绝望；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无力为死难者讨回公道，又尤其令人绝望。”
乍一看去，绝望就是绝望，绝望没有“更”，没有“尤其”；但事实上，绝望还是分等级的。当你初次陷入绝望时，你相信你的心已经沉到了底，既然是到了底，那就不可能再沉下去了；可是后来你却发现，原来“底”还不是底，你的心还在进一步下沉，“底”原来是无底的，怪不得古人要把地狱还分成十八层呢。
当然，刘晓波知道，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单纯的暴虐与黑暗，他宁可称之为丑陋。刘晓波说：“现在的中国之丑陋，恰是极权恐怖之丑，人性懦弱之丑和贪婪之丑的完美结合，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平庸之最。”
不要以为刘晓波对国人的批判太尖刻，其实，以他多年的饱经忧患，他对人性的一般弱点还是很能理解，很能体谅的。但是，最让作者不能原谅的是自欺。刘晓波给自己这部文集取名为《向良心说谎的民族》，其意义十分深刻。本来，说谎只是对外欺骗别人，而今天中国人的说谎却是对内欺骗自己。
刘晓波讲到作家王蒙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批判法轮功的事例。刘晓波说，作为共产党员，王蒙在公开场合表这样的态本来不足为奇，但问题是，如果你在私下里问这些自称有理性有良知大作家的真实看法时，他们不会承认这是在强权的威逼利诱之下的言不由衷，反而会声称那是他们的真实看法。这就是说，他们要用谎言来掩盖谎言，他们要对自己的良心说谎。
这是共产党洗脑术的登峰造极。我们可以称之为“失节者之节”。共产党推行思想改造，一方面采取了种种胁迫利诱手段，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给被改造者留下某种空间，让他能以看来比较体面的方式完成那种被迫的转变。一待这种转变完成，被改造者就会相当自觉地坚持下去，因为他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转变不是出于被迫而是出于自愿。在这种情况下，别人要是想劝说他再变回去，恐怕他还要义正辞严地表示拒绝呢。一个人失了节而又害怕被别人看成失节者，他（或她）就会努力掩饰自己的失节，否认失节是失节，为那次失节而守节。这就叫失节者之节。人性的扭曲，莫此为甚。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作为两次入狱的异议人士，刘晓波深知当今中国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炼狱，但是他执意留在炼狱，承受那难以承受的沉重。读刘晓波的文章，你会惊异他关切的深广：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从理论界到娱乐界，从台湾大选到911反恐；你还会惊异他感觉的敏锐，对重大事件能作出那样及时的反应。他的文章不但犀利，深刻，而且沉郁，厚重；他那无所畏惧的勇气固然令人钦佩，他那反躬自省的诚实更是令人敬重，而他那富于穿透力的观察和精辟的分析与批判，则为这个充斥谎言的时代留下珍贵的见证。阅读这本《向良心说谎的民族》，我们看到的是一颗拒绝向民族和向自己说谎的良心。
【北京之春】2002年5月号
编者注：本文发表时署名舒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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