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一月,台北的捷幼出版社出版了刘晓波文集,书名《向良心说谎的民族》。全书共402页,内容分为四篇;一、文化篇——野蛮的享乐,二、政经篇——无奈的改革,三、时论篇——安慰与恐惧,四、自省篇——呐喊与见证,一共收录了三十一篇文章,绝大部分写于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一年,也就是写于他第二次出狱之后的不到两年的这一段时间。

在书前序言里,刘晓波提到“六四”,他说:“尽管十二年过去了,但那个被刺刀挑起血腥黎明仍象刺刀尖一样,扎进我的双眼。从此以后,我看到的一切都带着血污,乃至于我写下的每个字的每一笔,皆来自坟墓中亡灵们的倾诉。”昆德拉的名言:“人类反抗暴政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然而,“六四”之后的中国又岂止是遗忘而已?

刘晓波沉痛地写道:“一个杀人的政权,是令人绝望的;一个容忍杀人的政权和冷淡被杀者亡灵的民族,更令人绝望;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无力为死难者讨回公道,又尤其令人绝望。”

乍一看去,绝望就是绝望,绝望没有“更”,没有“尤其”;但事实上,绝望还是分等级的。当你初次陷入绝望时,你相信你的心已经沉到了底,既然是到了底,那就不可能再沉下去了;可是后来你却发现,原来“底”还不是底,你的心还在进一步下沉,“底”原来是无底的,怪不得古人要把地狱还分成十八层呢。

当然,刘晓波知道,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单纯的暴虐与黑暗,他宁可称之为丑陋。刘晓波说:“现在的中国之丑陋,恰是极权恐怖之丑,人性懦弱之丑和贪婪之丑的完美结合,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平庸之最。”

不要以为刘晓波对国人的批判太尖刻,其实,以他多年的饱经忧患,他对人性的一般弱点还是很能理解,很能体谅的。但是,最让作者不能原谅的是自欺。刘晓波给自己这部文集取名为《向良心说谎的民族》,其意义十分深刻。本来,说谎只是对外欺骗别人,而今天中国人的说谎却是对内欺骗自己。

刘晓波讲到作家王蒙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批判法轮功的事例。刘晓波说,作为共产党员,王蒙在公开场合表这样的态本来不足为奇,但问题是,如果你在私下里问这些自称有理性有良知大作家的真实看法时,他们不会承认这是在强权的威逼利诱之下的言不由衷,反而会声称那是他们的真实看法。这就是说,他们要用谎言来掩盖谎言,他们要对自己的良心说谎。

这是共产党洗脑术的登峰造极。我们可以称之为“失节者之节”。共产党推行思想改造,一方面采取了种种胁迫利诱手段,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给被改造者留下某种空间,让他能以看来比较体面的方式完成那种被迫的转变。一待这种转变完成,被改造者就会相当自觉地坚持下去,因为他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转变不是出于被迫而是出于自愿。在这种情况下,别人要是想劝说他再变回去,恐怕他还要义正辞严地表示拒绝呢。一个人失了节而又害怕被别人看成失节者,他(或她)就会努力掩饰自己的失节,否认失节是失节,为那次失节而守节。这就叫失节者之节。人性的扭曲,莫此为甚。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作为两次入狱的异议人士,刘晓波深知当今中国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炼狱,但是他执意留在炼狱,承受那难以承受的沉重。读刘晓波的文章,你会惊异他关切的深广: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从理论界到娱乐界,从台湾大选到911反恐;你还会惊异他感觉的敏锐,对重大事件能作出那样及时的反应。他的文章不但犀利,深刻,而且沉郁,厚重;他那无所畏惧的勇气固然令人钦佩,他那反躬自省的诚实更是令人敬重,而他那富于穿透力的观察和精辟的分析与批判,则为这个充斥谎言的时代留下珍贵的见证。阅读这本《向良心说谎的民族》,我们看到的是一颗拒绝向民族和向自己说谎的良心。

【北京之春】2002年5月号

编者注:本文发表时署名舒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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