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一阵阵灵魂的寒冷和抽搐。这是一本让人谦卑、庄重、如在刀锋上行走的书。现代捷克知识分子的灵魂根植于卡夫卡和哈谢克，反抗遗忘的挣扎从未停止过，即便是在卡夫卡的绝望感和无力感中，也有挣扎和反抗存在，拒绝遗忘不仅是米兰·昆德拉创作的内在动力，也是捷克知识分子进行整体反抗的内在动力。当旧制度的全面崩溃无声地降临之时，捷克人不是以兴高采烈的欢呼，而是以心不在焉的玩笑为它送终，这是哈谢克的遗产——天鹅绒革命。在暗无天日的时期，生存下去与反抗到底的姿态相互激荡，不仅需要勇气、耐心、韧性，更需要一种豁达而智慧的幽默感。在苦难深渊中微笑的人，需要的恰恰是卡夫卡式的冷静与哈谢克式的幽默。
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是对卡夫卡的评论，我还未去读，生怕读完它，这本书也就读完了。刚拿到这本书，翻开目录时，最想读的就是关于卡夫卡的那篇，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尽量延长一本好书中最好的篇章对精神的诱惑，以及可能的心灵震撼和生命滋养。长些、再长些；等等，再等等。在我们这个几乎已经停止了思想的时代，说话和写作，要么是娱乐消遣，要么就毫无意义，只不过是发出的声音和印出的文字而已。故而，我更应该珍惜罕见的有意义的声音与文字。
在极权制度的外在压抑中生活过的反抗者，尽管他的声音被权力所封杀，但他的灵魂从未空白过，他的笔从未失语过，正义的光环給压抑中的生命赋予某种神圣的充实。而一旦这种外在的压抑消失了，代之以自由宽容的气氛，面对没有反抗对象的商品化和消费化的新风尚，曾经在极权制度下的目标明确的反抗很可能变得无所适从，找不到提笔的支撑点，随即大脑一片空白，以前的所有储备统统失效，处于一种迷茫的或找不到北的失语状态。剧变后的东欧知识分子已经如此了，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肯定更为凄惶，因为我们的文化从来没有为知识人提供过真正的价值支撑，一切都是世俗化的。
现在的大陆，只是极权的压力稍有放松，商品化消费化享乐化的浪潮刚刚涌起，文化人便陷入普遍失语的状态中。市场经济的假象似乎为他们逃离意识形态的压抑辟出了一块更自由更轻松的田园，他们又有了权力之外的献媚对象，不但可以媚权，而且可以媚钱，在他们顾左右而言他的表达游戏中，声音中除了金属的清脆悦耳外，再没有令人震撼的调子；他们的文字中除了追赶时尚的字迹外，再没有惶恐和谦卑的任何痕迹，理想主义者面对极权主义时的坚强，却在后极权的商品化的腐蚀下不堪一击，自动投降，还美其名曰为自由化写作。极权者没有能够埋葬的东西，却被畸形的市场化和大众娱乐所埋葬。盲目发展经济和超前消费所制造的物质垃圾导致了环境污染，而大众文化所制造的精神垃圾则导致灵魂的污染，其增长之迅速远非高速膨胀的经济增长所能媲美。想想吧，极权的大厦顷刻坍塌，知识分子的头上不再有貌似神圣的叛逆者之殉难光环，中国还会有所谓的知识分子吗？
看中国人为《布拉格精神》写的后记，高声赞美捷克知识分子，因为据克里玛的介绍，这个群体中不仅出现了哈维尔这样的道义示范，而且有95%以上的人为了自由和良知而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拒绝，而只有不到5%的人甘愿堕落为卖身投靠者。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羞愧、心有不甘的表现——没有捷克人的那种人性的清醒和坚韧。但是，这种羞愧和不甘，只是停留在文字中，非但没有转化为现实行动中的洗刷耻辱，反而丝毫不影响他们在现实生存中对这个强制秩序的驯顺，如此犬儒化的悖论窘境，真让人哭笑不得。类似的文化人在中国遍地都是。由盲目相信一切到绝对怀疑一切，中国人没有走向物质的虚无主义，而是沉溺于精神的真空，无数种道德姿态不过是谋求物质利益的假面，这些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个自欺欺人的谎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遵循着完全相同的生存方式和谋生策略。
“难得糊涂”的背后是利益计算的清醒和精明，支撑着绝对的价值相对主义的是利益绝对主义。在精神上无法认同现实秩序和政治制度，却在行动中随波逐流甚至活的如鱼得水。普遍的精明正是对专制政权的最有效维护，以无可奈何的无辜假面来掩盖利欲熏心的真实同谋，以公共场合与私人场合之间的言行分裂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个连统治者的道德狂妄都变成虚妄的后极权社会，统治阶层不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说教，被统治者就更不相信，但是二者在公开的场合又都一本正经地背诵着这套说教，政权本身的犬儒化和社会大众的犬儒化相互激荡，精英率先成为惟利是图之徒，政权的订单使知识包装术的市价飙升，舶来的成吨新术语对独裁权力的贡献远甚于民众的听天由命。所谓自甘于渺小和世俗，所谓思想淡化学术凸现，所谓在学术上保持价值中立，所谓历史缺席权是个人的正当选择……何等巧言令色！这种浸透骨头的媚态、懦弱和精明，恰好构成对后极权时代的犬儒主义的精致辩护。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人的常态。
犬儒化泛滥的极致，连自由主义知识人也未能幸免。在大陆，自由主义的说辞在大多数人那里也只是谋生的手段，因为生存中的自由从来不是靠言词所能争取到的，更不是书斋中对抽象正义的论证，自由首先是实际践行，正义在根本上是对具体苦难的关注。如果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罪恶装作视而不见，却在私人饭局上郑重地讨论良知，在古香古色的书斋里阐释抽象的尊严和正义，在评职称时拿出一本关于哈耶克或伯林的论著，在只用宽容标准苛求他人而对自己的懦弱和精明无限宽容时……谈论自由、尊严、正义、良知和宽容，无异于在纸上文字和实际行为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使之变成一种自我安慰或自我解嘲。
后极权体制对灵魂的腐蚀远甚于对肉体的摧残，道德败血症的流行是后极权时代的鲜明特征，对于不信神的民族尤其如此。这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警告：“……今天我们不得不惊恐地承认，文明社会中人类存在的支柱已经失去了其稳固性。一些曾经优秀的民族屈服于竟敢如此宣称的暴君：能为我所用的正义才是正义！为真理而寻求真理已不再是正当的理由，更不会被容忍。专横的统治、压迫，对个人、信仰和公众的迫害在那些国家里公然施行，并被当作是正当的和不可避免的加以接受。世界上其他国家已经逐渐习惯于这些道德衰败的症状。人们失去了反对非正义和支持正义的基本反应——这种反应归根结底代表了人类反对堕落至野蛮状态的惟一保障。”
我还要警告自己，坐牢只是一种自我忏悔的极端方式，牢狱之灾并没有給予我高于他人的道义优势，因为我曾经坚守的做人底线，早在秦城写下悔罪书之时就被自己所践踏；所以，任何反省首先是针对自己的，而且不能把自我忏悔变成卢梭式的自我卖弄，或另一种方式的自我推销。精英情结很容易演化为惟我独尊的知识狂妄，知识狂妄又将自动堕入道德狂妄的泥潭，而精英式狂妄一旦转化为对社会具有支配力的政治权力，也就意味着大灾难的降临。卢梭在其《忏悔录》的开篇就大声质问：“谁敢说比这个人强？”当这种道德狂妄的姿态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偶像时，以抽象自由为根据的绞刑架必然沾满无辜者的鲜血，自由便走向了它的反面——不宽容的强制性暴力。
然而，无论如何，我不能放弃写作，哪怕只为了给自己看。克里玛说：在极权暴力的威逼或世俗利益的诱惑之下，“写作是一个人可能仍然成为个人的最后场所。许多有创造性的人实际上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作家。”（P65）这这就是卡夫卡式的写作。我要把这段话抄给妻子，让她与我的共勉。假如有一天我们无法以写作维持起码的生计，我就去找份体力活干，以一种最原始也最简朴的方式养活自己，像一对农民夫妻。
1999年2月9日
（整理自己在狱中的读书笔记，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在狱中连书都无法读的良心犯。与他们相比，我的三年牢狱真是“监狱贵族”，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和写作。尽管在出狱时被监狱当局扣下了大部分手稿，但我仍然是幸运的。——作者）
【议报】2001.11.17总第16期
另一版本：在刀锋上行走——狱中读《布拉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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