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诒和记述父辈们的回忆中，为罗隆基写了两篇长文，一篇是《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收入《往事并不如烟》），一篇是《泪祭罗隆基》（收入《顺长江，水流残月》），两文均用大篇幅叙述了章伯均与罗隆基的关系。
众所周知，民盟的两大支柱章伯钧和罗隆基一向不和，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江山虽易手，但章、罗并未因投奔新政权而和解。毛泽东的阴险和恶毒在于：他很清楚章、罗的长期不和，二人不可能结为“联盟”，但毛偏要将两个冤家钦定为“章罗联盟”，为的是通过这种乱点鸳鸯谱，来戏耍和羞辱章、罗二人，看看两人如何用揭开旧伤疤来洗刷自己中共统战部、各民主党派、特别是章伯钧所在民盟和农工民主党连续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以章、罗为首的右派反党联盟。据章诒和《顺长江，水流残月》中记录，从1957年6月9日到1958年4月11日，民主党派共召开过64次大小会议，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就有23次，主要的整肃对象就是所谓的“章罗同盟”。
在章诒和笔下，“罗隆基雄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罗隆基终身从政，却口无遮拦。”尽管罗隆基的性格中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但在事关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独立性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章伯钧的双面、机会主义和罗隆基的清醒、坚持底线。反右时期，在民主党派的大人物中，在1949年前历尽沧桑和风险而不失豪气和坚韧的章伯钧，却在被毛泽东钦定为头号右派的打击下陷入从未有过的消沉、惶恐之中，最早认错认罪，而二号右派罗隆基坚持抗辩，坚决否认“章罗同盟”这项莫须有的指控，并与已经认罪的章伯钧发生激烈争执。所以，毛泽东才会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
1957年6月8日反右正式开始，6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就发表了章伯均的《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作为被毛泽东钦定的头号大右派，他在认错认罪的同时，还说自己的言行“为右派分子所利用”。怪不得，被毛泽东斥之为“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章乃器嘲笑章伯钧“没有骨气”。
章诒和女士在《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的访谈中为父亲的“没有骨气”做了解释。她说：“他（章伯钧）说这辈子面对共产党，他问心无愧。但面对数十万右派，数百万知识分子，他的理智备受煎熬，他的情感处在永无休歇的歉疚之中。”“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相比，父亲认错、认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着指定的调子去检查。为此，他反复思忖，最终很快下了决心，他对妈妈和我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
在我看来，章伯钧以为自己的认错认罪能够减轻反右灾难，实在是再次高估了自己和错看了毛泽东。尽管，章是毛钦定的头号右派，但反右运动如何收场，不会取决于章是否低头；迫害范围的大小，也不会取决于他低头的早晚。毛决不会因为章的早认错早认罪就提前结束反右和赦免其他人。事实上，章的最早认错认罪，并没有阻止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也没有缩小民主党派中右派的数量。
反右时期，章诒和笔下的父亲陷入前所未有的消沉和惶恐中：“终日无事可做。郁塞落拓之情、隐约浮上心头的恨意，无时不在。平淡而乏味的人生里，从哪儿去获得力量？面对时光流逝和政治失意给自己留下的阴影，父亲仍然缺少心理准备，同一个世道啊！国民党打击他多少次了，通缉他多少回了，自己都不像今天这样。”（《顺长江》P87）在《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的访谈中，章诒和也谈到变成头号大右派后的父亲：“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至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已’的。棋天跼地，拘手挛脚。肉体的不自由，伴以心灵的不自由。人作为‘人’被有形、无形的外在力量所剥夺。……除了被批判和被抛弃之外，父亲一无所有。”
章伯均的这种状态，大概与他的一贯左倾、一直认同中共并对毛泽东抱有幻想有关，章诒和记述的章罗之争，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印证这一点。
章伯钧与罗隆基皆为著名政治家，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两人都活跃中国政治舞台上，是国共之外的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的确，两人都有政治野心和对权力的向往，但这种野心的目标是发展和壮大在野党势力，以求在中国建立多党竞争、权力共享的民主政治。从上世纪40年代民盟创建之初，章、罗同为民盟的台柱子，两人当然都希望不断加大自己在民盟内的权重，免不了磕磕碰碰，这对于有政治报负的人来说是正常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共宣传，章、罗二人被妖魔化野心家和阴谋家，外界对章、罗纠葛的真正原因也不甚了了，人云亦云的说法是源于民盟内的权力之争。
在《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中，章诒和笔下的罗隆基，既才华横溢，又风度翩翩；虽不拘小节，却不亏大节。但章、罗之间的政治关系并不美妙。她说：“似乎父亲对他（罗隆基）并无好感。他也不常来找父亲，要等民盟在我家开会的时候，才看得见他的身影。会毕，他起身就走，不象史良，还要闲聊几句。”反右中，对毛泽东钦定的“章罗反党同盟”，两人都无法理解。章伯钧读过《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对文中提到的“章罗同盟”大为吃惊。罗隆基读此文，最受不了的一个名词就是“章罗联盟”。为此，他两次去章家质问：“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章诒和回忆说：“对罗隆基来说，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罗联盟’。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决绝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进门便怒颜相对，厉言相加，所有的话都是站在客厅中央讲的，整座院子都能听见咆哮之声。父亲则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为‘章罗联盟’之于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临走时，发指眦裂的罗隆基，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
两人之所以都无法接受这个“章罗联盟”，源于两人从四十年代就开始的分歧。章诒和说：他父亲“四十年代在民盟中央主持工作期间，他一方面明显靠拢中共，另一方面也仍在暗中坚持搞军事活动（另文叙述）。而罗隆基则是坚守、积极宣扬西方政治思想的理念，把希望的眼光投射在英美派知识分子身上。父亲觉得努生（罗隆基字）的做法太虚，某些主张在中国只能是空谈。上了台面，罗隆基总是备受瞩目、赢得掌声一片；回到盟里，父亲得到的是吸收盟员、建立机构的实际收获。一个在政治理想的天空里展翅，一个在政治操作的土地上务实。两人各把持一摊（罗隆基负责宣传、父亲主管组织），二人作风迥别，性格各异。”
也就是说，1949年前，章伯均是民盟掌管组织的实权派，在盟内的对立面就是以罗隆基为首的“无形组织”，包括潘光旦、曾昭抡、范朴斋、张志和、刘王立、周鲸文、叶笃义、罗德先、张东荪十人。罗隆基曾明言，这个“无形组织”主要是针对章伯钧的，为的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委员会。由此，民盟中央内部便形成了章、罗对峙的局面。与此同时，代表第三党的章伯钧与救国会的史良关系密切，自称民盟内的左派。但是，“对立归对立，但民盟却是生龙活虎的。那时的中国民主同盟，也还真的给中国政治带来一丝新风。许多不满国民党，也不满共产党的人，以为有了出路，有了依靠。”
而在1949年以后，中共建政之初为了政权的稳定，曾经与民主党派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但在权力稳固之后，立马露出顺者昌、逆者亡的霸主面目，将民主党派置于政治花瓶的摆设地位。对民盟这个最大的民主党派，中共统战部支持章伯均、史良等左派联手的当权派，排挤以罗隆基、张东荪为首的非当权派。罗、张都是具有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义者色彩的知识人，自然被外界视为右派。章、罗之争，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心知肚明。周恩来就说：他俩碰面就吵，什么事情也谈不出结果。
如果说，在《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中，章诒和笔下的罗隆基是位雄心勃勃、才华横溢、倔强耿直、脾气火爆之人，他在情人、秘书、护士、警卫员、同道、老友的轮番上阵的揭发批判面前，表现出一种宁折不弯的倔强，那么，《泪祭罗隆基》中，章诒和凭借扎实的史料让章、罗之争的深层原因得以凸显：在如何定位民盟乃至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上，章、罗之间曾经有着巨大的分歧。
作为在野政治家的章伯钧与罗隆基，两人都一心要发展国共之外的第三势力，罗隆基只注重发展、壮大民盟，章伯钧在注重民盟的同时，还特别在意他一手创立的农工民主党。在中共对国民党取得节节胜利的局势下，章、罗在如何定位民盟与中共的关系上出现原则性分歧。章伯钧具有左右逢源的性格，1945年后与国共两党都保持密切关系，比如，章既与周恩来等中共要人来往，也与陈诚等国民党要人保持着私人情谊及交往。无奈，蒋介石对民盟恨之入骨，对民盟的核心人物甚至使出盯梢、跟踪、通缉、暗杀等打压手段，而蒋的打压正好为中共的统战提供了绝好的时机。自四十年代民盟成立以来，中共就很看好民盟的政治号召力和思想活力，在统战民盟上很下功夫，何况，章伯钧早年曾经加入过中共，思想左倾，一直信守邓演达留下的第三势力遗训。在重庆旧政协开会的前后，中共统战高手周恩来百般拉拢章伯钧等民盟核心人物。章诒和写道：“周恩来总是主动上门，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来商谈。……那时，我家住北碚的半山新村，周恩来爬上走下地来走访，与父亲协商问题。林彪在重庆负责统战工作只有数月，他也曾探望父亲。”所以，1948年中共邀请民盟共建联合政府的诱饵一抛出，章伯钧便立刻上钩，发表一边倒的宣言。而罗隆基性格中的书生气更浓，毕生坚持英美政治理念，坚持在国共之外民盟的独立，反对章伯钧的一边倒。到了反右，“党派独立”便成为罗隆基的主要罪状之一。又因为罗隆基的拒不认罪且态度恶劣，反右时对罗的批斗会最多，时间也最长。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政权。5月1 日，毛泽东致电民盟沈钧儒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建立新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从速召开政协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当时在香港的沈钧儒、章伯钧等民盟的左派马上闻风而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讨论成立新政协的问题。5月4日，章伯钧、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人联名通电，响应中共筹开新政协的号召，并将民盟中央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决定，迅速通知了在上海的张澜和罗隆基。罗隆基坚决反对民盟的一边倒，不同意章伯均等人的立场，遂以民盟主席张澜的名义写信给在香港的民盟中常委沈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四人，要求在发表通电时注意两点：1，成立的政府必为联合政府；2，必须强调民盟是绝对独立的政治集团。此后，罗隆基又与张澜、黄炎培商议，由罗隆基执笔起草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三项要求：1，实行协和外交，莫倒向苏联；2，民盟盟员和中共党员不要彼此交叉渗透；3，民盟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果政纲不同，民盟随时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于是，民盟四大支柱沈钧儒、章伯钧与张澜、罗隆基之间出现重大分歧，导致了沪、港两地民盟的左右对峙。为了遏制沈、章的一边倒，罗隆基甚至中断了给香港民盟汇款，引起章伯均的极端不满，认为罗隆基用的是小人手段。但章诒和在评价两人的分歧时说：“在一片混声合唱中，罗隆基坚持独唱，发出了绝不作伪的声音。”“当年罗隆基坚持‘党派独立’的罪行录，今天看来就是一本功劳簿。”
早在1948年，民主党派的众多名流已经上了中共的统战贼船，章伯钧等人也从香港前往中共解放区东北。但他到了东北不久，就萌发了上当受骗之感。好在，中共刚掌权时，还多少做了些权力分享、联合政府的样子。比如，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未强调中共的领导地位，也没有“执政党”与“参政党”之分。那时的中央政府委员，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有三人出任中央政府副主席，一人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两人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二十人出任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然而，在1954年中共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第一次出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提法。与此同时，担任国家副主席、副总理和最高法院院长的民主党派人士全部转任人大副委员长，民主党派作为花瓶党的历史由此开始。
尽管，这种转变让民主党派颇为不满，但五十年代前期的章伯钧对毛泽东还抱有一定的期望，所以他仍然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间致力于民主党派的夹缝中求生存。何况，那时的章伯均也足够风光，职务横跨朝野两界，在朝是交通部长、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在野是民主党派内的实权派，既是民盟第一副主席又是农工党主席。更重要的是，在民盟内部，中共支持以章伯均、史良为首的左派。
与章伯钧的风光相比，罗隆基的处境就有些落寞。虽然，罗的职务也横跨朝野两界，在朝是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在野是民盟副主席，但他性格耿直，无论是对外与中共官员打交道，还是在民主党派内的作为，他所坚持的仍然是“党派独立”——民盟的独立性。为了扩大民盟在民主党派中的权重，他曾经劝说章伯均把农工党并入民盟。他对中共操控民盟和民盟内的左派掌权极其失望，他在民盟中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他的合理建议无人理会，在政治上变得消沉。
1949年后，罗隆基在民盟内部争权、想当有实权的大官，也是四十年代章、罗之争的继续，只不过，中共掌权后的民盟已经不再具有独立性，即便章伯均还是盟内的实权派，罗隆基还是反对派，但民盟的发展和作为绝非章、罗所能左右。罗自视甚高且是一根筋，对章伯均的大权在握和自己的边缘化处境很是不服气，经常在统战部官员和其他人面前抱怨。他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在盟内依然扮演反对派领袖的角色，就是不想让章伯钧等左派在盟内一手遮天，不想让民盟彻底沦为中共的附庸。1949年年底民盟召开一届四中全会，章、罗两派在人士安排上争执不休，最后总是要周恩来出面方能摆平了双方。比如，中共与盟内左派力挺章伯均出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罗隆基等人的强烈反对导致盟内矛盾白炽化，周恩来不得不出面加以调节，急招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到中南海夜谈。但不识时务的罗隆基和张东荪却拒绝出席，激怒了一等再等、直等到半夜12点的周恩来，周派人把罗、张叫来，当面申斥二人。此事在当时是极为轰动，到反右时也成了罗隆基反党的一大罪状。
对此，章诒和说：罗隆基“不是不能接受章伯钧，而是他不能接受这种做法。原来民盟的副主席、秘书长等人事，早就是中共与民盟左派定下的。他说：”这种做法，我反对！排定一切，而且布置好了，利用周恩来来念名单，那我何必去呢？民盟搞事先排定，这是民盟集体领导的失败，变为三头制（即张澜——沈钧儒——章伯钧）……这是制度问题！政治局也不是政治局了，重大问题早商谈好，才拿到政治局来讨论。‘“罗隆基还直率地向统战部负责人于刚谈及民盟的派系问题：”现在明明是左派联合起来对付右派了，却偏要说这是进步与落后之争。“”我在家里请张东荪、潘光旦谈谈盟内的事，就说我搞宗派。章伯钧一个月请七百人客饭就不说。如此下去，盟内任何会议都会变成若干人对付若干人。组织宣传会议主持者胡愈之、辛志超完全是有计划有布置地斗争我，布置人来如何对付我的发言。要知道我是无组织，无布置的。张东荪、潘光旦又不是搞斗争的人。开会不是帮助我们，而是打倒、斗争、打倒。因此，我是相当消极。盟员说我代表宗派，代表落后。无党派的朋友则同情我，说我怎么不如1949年前了。“
在鸣放期间，罗隆基应邀参加中央统战部举行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他在5月22日会上发言说：建议成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委员会系统，这个委员会由人大、政协出面组建，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这个委员会专门检讨过去的“三五反”、“肃反”等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公开鼓励大家前来申诉冤情。反右中，罗的意见被认定为“平反委员会”，与章伯均的“政治设计院”和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并称为右派的三大理论。
另据章诒和介绍，储的“党天下”之论，始作俑者也是罗，早在1929年罗隆基已经在其政论中提出“党天下”。他写道：“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地‘党天下’。”
经历过一系列整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运动，章伯钧当年的上当感逐渐复活，意识到毛泽东的统战政策不过是拿民主党派当花瓶，对民主党派的依附性和有职无权定位的状况越来越不满，这是1956年－1957年鸣放时期章、罗走近的思想基础，正如章诒和所言：划右后，“罗隆基和父亲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二人结成真正的同盟。他是我家的常客。一屁股坐下来，就是几个小时，谈当下的新闻，谈从前的故事，谈中共，谈民盟。谈到反右的前前后后，可谓‘百感茫茫交集也’。共产党公开背信弃义，民主党派未能守身如玉，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背叛与变节的时代。这里，有三点认识，章罗是一致的。第一：假如没有反右运动，中共搞掉民盟，是迟早的事。因为这是第三势力的必然结局。第二：反右使毛泽东成功实现了一党专制。这个成功的实现，靠众多力量的合成。其中也包括来自民主党派的力量。中国是个多么复杂而落后的社会啊！第三：也是最重要之点，1949年后，民主党派从国库开支经费，就开始丧失政党的独立性。”
读1949年后的一代知识名流的故事，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但时至今日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以罗隆基的自由主义信念之坚定，特别是以储安平在1949年前的明白，为何国共权争最终选择了中共，而没有象胡适那样离开大陆。即便讨厌国民党而不去台湾，起码可以去欧美或香港定居。这代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难道仍然是骨子里的传统士大夫，每遇重大的政治抉择之时，脱不掉期盼明君、成王败寇的政治人格？
2007年12月21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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