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运动走向低潮,跟年轻一代不关心政治有关,但中国年轻一代还是很关心国际间的热门事务,比如诺贝尔奖,因此刘晓波获和平奖,会让中国年轻人开始思考民主、政治议题,使他们在共产党、在漠视目前大环境外之外,多一个政治选项。”美国哥伦比亚政治学博士、民运人士王军涛对《明镜》说。

六四民运时密切接触

与许多在1980年代中期听说过刘晓波的人一样,王军涛也是由于刘晓波批评五四时期的大师,才注意到他。王军涛回忆,他当时在武汉看到报导,有个北师大的博士刘晓波,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评判,那时,王军涛觉得刘晓波有点像文学忿青,但由于两人思想上都比较开拓,因此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件事“挺好玩”。“我也觉得他讲出一些道理,不过那时候没太在意,只觉得是个新闻事件。”

随后,天安门学运爆发,王军涛认识了刘晓波,两人几乎天天接触,但刚开始的交往也擦出意见不合的火花。

王军涛回忆,此前前往美国作访问学者的刘晓波,在当地参与了一些与民运有关的学术活动,1989学潮开始后,刘晓波在美国时,参加了一些与民运有关的学术活动,1989学潮开始后,时任《联合报》美加新闻中心副主任的孟玄受《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委托,拿了几张机票,询问是否有谁愿意返回中国,在其它人都未表态的情况下,刘晓波挺身而出。(注:孟玄对此段的回忆为,当时受委托在《联合报》或《世界日报》上刊登文章,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回中国)

王军涛就在阎明复希望学生撤出广场之际,见到返回中国的刘晓波。当时刘晓波劝学生领袖与政府军对话,争取双赢,和平解决问题,但王军涛认为,虽然这些学生领袖表明愿意接受阎明复的动议,但他们不能代表所有学生。“我只是说出自己的判断,但阎明复不再找我了。”

后来,刘晓波确实遇上困难,当他协助学生领袖回到广场劝说学生时,他的话,学生听不进去。“刘晓波觉得主要是学生不相信他,担心被出卖。”王军涛说。

在随后召开的“首都各界社会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上,刘晓波提出几个建议,呼吁建立人民发言人制度,将当时人民运动中培养出来的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王军涛做为人民的发言人,长期对中共进行监督,刘晓波也提出由知识分子进行绝食,赢得学生信任后,才能与学生讨论如何和平解决学运。

“我觉得他的想法当然好,但难度太大,其次,我担心绝食会把这事搞得更乱,所以我否了他,因为是维宪会,一般都比较相信我的判断,因此其它人也否了他。”由于这件事,刘晓波后来曾对王军涛说,当时的王军涛很霸道,不让他说话,但王军涛也不甘示弱开玩笑回击:“谁叫你说话老结巴,说不到点。”

虽然在维宪会中得不到支持,但刘晓波仍决定展开绝食,最终也获得王军涛的赞扬,尤其是刘晓波写出的两句话,特别让王军涛感动。

王军涛表示,绝食展开后,刘晓波希望让他来做新闻发言人,但他相当不愿意,因为他事前已经否决了绝食的想法。“但后来我看到刘晓波在文章上写:”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毒化我们的智慧‘,就这两句话,特别让我感动,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心里话。“也因此,王军涛接下新闻发言人的工作。

6月3日当晚,王军涛回了旅馆,之后听说戒严部队已经把天安门广场围得水泄不通,刘晓波和周舵四人经过斡旋,冒着极大的危险,利用6月2日绝食换来的学生影响力,在当晚成功说服学生接受撤离决定,避开了一场血腥镇压,“要不是他们,六四那天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天安门母亲。”王军涛说。

总为社会奔走努力

六四学运时期,王军涛与刘晓波几乎天天见面。“他性格挺好玩,我挺喜欢,他提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时,率性而为,不回避任何问题,相当洒脱。”但王军涛也不讳言,不喜欢刘晓波的一些想法。“他有的立论,为了警醒世人,会说得重一点,也比较少考虑世俗的东西,这也不能他是理想主义,因为他有时也是挺嘲讽理想的人。后来我想想,他是做文学批评的,因此说得直率一点没什么。”

不过,刘晓波直率的个性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多了份严谨。王军涛表示,人的想法是会变的,有人说刘晓波在1989年时曾有过软弱,后来想变得更坚强一点,因此才勇敢地去做一些事,“他是很性情的人,1989年的表现他自己可能也未必满意。”

王军涛说,90年代中期以后,刘晓波走上愿意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的道路,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出发,推动多项运动。例如1995年时,刘晓波一一找到包遵信、王丹、陈子明等人,希望办一个“吸取学运教训”的运动,结果因为此事,几个人都进了监狱。刘晓波出狱后,脚步没停下,又与王希哲发了一份《双十宣言》,呼吁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王希哲因此紧急出逃,但刘晓波度被判入狱,出了狱的刘晓波,又投入独立中文笔会的工作。

“那时候的他,越来越多地接触很多的人,慢慢成为一个指标性人物,同时他也在适应这个社会对他的期望,并不断调整自己,另外,他与天安门母亲、与丁子霖的合作也越来越多,他为天安门死难者做了很多事情。”

不过,王军涛笑着说,刘晓波“玩世不恭”的态度,仍时而显露出来。2008年时,王军涛建议给六四当事人做一个片子,也让刘晓波挑一首他喜欢的歌,刘晓波选出的歌曲,让王军涛记忆犹新。“他选了《一无所有》,他觉得这首歌符合他的精神,一般对于政治比较投入的人不这么挑的,但他就跟卡玛.辛顿(CarmaHinton)给天安门挑了一首‘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一样。”

但总地来说,王军涛认为刘晓波不论在什么样的冲突上,始终坚守原则,绝不妥协和屈服,同时强调和平对话与理性,在民间运动中有矛盾时,刘晓波也会先将症结点指出,再用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刘晓波获和平奖实至名归,你说魏京生问大陆有没有人更合适,我觉得也不能确定没有人更合适,但实至名归是肯定的,至少刘晓波在最重大的政治关头始终主张和平、理性解决争端。”王军涛说。

“1989年之后,西方曾经制裁中国,但后来发现制裁不管用,觉得要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希望把中国纳入国际关系体系,让中国接受国际社会的规则,并在接受外部规则时转而内化内部规则,西方认为,为了达到目标,不应该激怒中国,因此回避敏感问题,使得民主、人权都远离了西方的外交游戏。”王军涛指出,金融危机后,西方意识到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变成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反而令他们感到不安,因此又重新考虑让中国的内部力量来改变中国,将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便具有这样的意义。

【明镜】201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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