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识刘晓波于上海

二○○六年十一月三号上午,我突然接到晓波的手机短信:“沙兄:好!我今晚到上海,何时有空,见面聊聊。晓波。”接到此信,我深感意外,因为,我从未没见过他,也从未用任何方式和他互通音问;还因为此前也有一个北京来的敏感人士要见我,却给国安阻挠,甚至他要求只在我家社区大门外将礼物交给我也没得到允许。晓波的敏感度大大超过此人,他会受阻吗?会有麻烦吗?我也没多想,就立即回信给他:“欢迎你!”

三号晚上晓波到上海,住在衡山路庆余别墅。翌日上午九时我去见他。我本以为他是个很剑拔弩张的那种人,这是因为他在六四之前的毅然回国以及他那些锋芒毕露的时政文章给我造成的印象。其实他不是金刚怒目的人,乍一看,他貌不出众,语不惊人,说话还有点口吃,结结巴巴的反而让我觉得他很老实,甚至有点笨拙。初次见面,虽不能说一见如故,但我对他颇有好感。

我和他聊了一会儿,便同去看望也住在别墅里的王元化先生。王元化先生是晓波的博士论文的审读者,有师生之谊。我本以为有王元化先生这样的大伞护着,晓波至少在上海期间可以“脱敏”了;其实不然,第二天中午,我和晓波以及上海的一些朋友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湘菜馆吃饭时,仍然有国安尾随监控。我们一共有九人,在一个包房内;国安有三人,二男一女,坐在紧靠我们包房外的双排座位上。透过包房的玻璃门窗,双方都可以清晰地看见对方的一切。

我问晓波,瞧这包房外的架势,上海比之北京何如?晓波说,上海比北京紧,民主自由的氛围不及北京,警察也比北京的厉害。于是晓波便说起他十几年来和北京国安打交道的故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说他和在他家楼下监控国安都很熟了,几乎成了朋友,只要不是他们非执行不可的命令,其他都可以灵活商量,双方都还可以让步。比如有一次,有一场国外精彩足球赛的电视直播,楼下的国安是球迷,就打电话给晓波,请求他当天晚上不要出去,不要出事,放他们一个假,让他们看看足球。晓波就爽快地答应了。

朋们友听了,都说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上海。我想也正因为如此,上海以后才发生了杨佳杀死六名公安的恶性事件以及上海公安“钓鱼”的著名丑闻,两败俱伤。

我还想也正因为晓波不把国安当敌人,所以他在狱中才受到某种程度的人道待遇。我相信晓波并没撒谎,更没有为中共牢狱的黑暗涂脂抹粉。他说的是他本人在狱中所遇到的真实情况。至于他为什么能如此,而高智晟却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北京和西安两个地区有所不同,刘晓波和高智晟的影响也有所差别,等等,但晓波一直坚守的“我没有敌人”的理念也可能是他在狱中境遇较好的原因之一,虽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况且晓波说他在北京监狱受到较好待遇,仅仅说的是他自己,说的是北京的某座监狱,他并未推而广之,说全国监狱都如此,所有政治犯都如此,所以我们不能苛责晓波。

二、刘晓波和零八宪章

二○○八年十一月廿七日下午三时,深圳的赵达功夫妇来访。一是探病问候,我当时开刀不久,大病初愈。二是受晓波之托,为零八宪章初稿的徵求意见和签名而来。当晚,达功夫妇请我在莲花南路一家私房菜馆吃饭,另有两位上海朋友。

到了菜馆门口,只见一高个中年男子,身着黑皮夹克,拿着手机,一看便是国安。他盯着我望,我也盯着他望,对视甚久。

我们预订了菜馆二楼的一间包房,从窗口朝楼下看,那位国安仍在原地附近边走动边打手机。我开玩笑地对达功说,国安满辛苦的,外面又冷,乾脆请国安上来一起吃饭吧。

达功说,如果在深圳倒有这可能,他和深圳的国安经常接触,彼此像朋友。一个熟悉的国安曾对达功说:“你写文章只要不骂深圳就行,随便你骂别的什么地方,骂北京、骂上海,我们都不管。我们只是一条狗,不论哪个朝代都会用得着这样的狗。如果你们今后掌权了,也会用着我们,我们也就是你们的一条狗。”

每到“敏感时期”,国安都会让达功别离开深圳,外出也不要去北京。有一次还给他一万元,让他回河北老家,买点礼物送给他父亲。当然达功没接受,他说这是底线,接受了就是被收买。达功还说这钱是国安专用于他的维稳经费。他还听说,上海也有专门用于我的维稳经费。

我在上海没接触过国安,只是十多年前在我还不太“敏感”、还比较“稳定”的时候,他们的两任副局长曾先后请我吃过饭,要和我交朋友。但那时他们不叫国安,叫什么我记不得了。我这一介书生,从昔日的朋友成了如今维稳对象,真令人感慨系之。

席间,晓波从北京打来电话,向我以及两位上海朋友徵求对零八宪章初稿的意见。两位上海朋友认为宪章的目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还认为宪章不要雷同于呼吁书和一般的建言,要成为全民共同的政治主张,因此在内容上不应该针对权力机构太多,而应该着重针对公民社会。我同意两位上海朋友的意见,只补充了几句,说宪章要有理性,要有建设性,要有协商的诚意,不要有敌对的情绪。

第二天,十一月廿八号,晓波发来手机短信,很长,他对我说:“在我和北京的许多朋友的心中,你是犬儒化的上海知识界的异数,你早已退出功利圈,专注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良知践行。我非常信赖你,与你神交已久,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我当然支持,答应在零八宪章上签名。

以后晓波还通过“雅虎通”的聊天网站和我再次商讨宪章的修改。他很认真,也很谦虚,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

现在有人否认晓波是宪章的起草人,是执笔人,我不知道起草和执笔的内情,但从他和我的接触中,至少可以证明他是宪章的重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功不可没。虽然他不在乎其功。他留给我的印象是理性的,他的思想、言论、行为、气质是温和的,这和他早期作为文坛黑马撰写文论时大不一样,所以他现在比较容易被各方面所接纳,这也是作为一位发起人和组织者重要的品质。

三、刘晓波和诺贝尔和平奖

二○一○年十月八日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十七分,我翻墙,上了古狗的香港网站,看到新闻的标题,得知晓波获得了本届的诺贝尔和平奖,这在封闭的中国大陆我算是比较早得知这个喜讯的了。我当然高兴,为晓波、为国人、也为中国的民主事业高兴。

他的获奖有所争议,争议者几乎都是国内外的中国人,都是和晓波一样进行过民主活动并有过显着贡献的人士。我对他们就像我对晓波,满怀敬意。所以我不认为他们反对晓波得奖,就是“窝里斗”,就是国人劣根性的表现。因为他们和晓波的终极目标一致,只是路径不同,方法有异,这完全应该在求同存异、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逐步消除分歧,取得大体的一致。

去年我去欧洲,我和海外的民主人士有过某些接触,我极其敬佩他们毫不妥协的坚守和执着,也非常同情他们长期被拒之国门外、有家不能回的孤寂和愤怒,为此我还流过眼泪。所以我对他们略高的言论调门和稍激的行事的方式,是充分理解的;我想我如果也处在他们目前的境地,也会和他们一样,甚至有过之。

但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原则重大,不是个人之事,而是有关中国民主事业前途之大局。该奖由评审委员会决定,自然有他们慎重的考虑,和充足的理由。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评选。

我们还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在比赛中,我决不服你,一定要决一高低;但胜负既定,我也一定诚恳地向获胜者祝贺。所以在决定此奖由晓波获得之后,我们也应该诚恳地向晓波祝贺,而放弃此前的争议,甚至要宽容晓波以往的缺点和错误。晓波毕竟才年过半百,以后的路还很长,我们期待着他未来的成长。

晓波获得和平奖,意味着他已经列入历史。但他能不能创造历史,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因为中国太大,变数太多,当权者极为强势,手段也非常狡狯。晓波手中的这桿旗,能撑多久,也很难说。我们不要对晓波期望太多,只要他尽力即可,他是应该知道自己的历史责任的。中国的路还很长,还需要他、你、我、大家,也许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上下共同求索。

晓波判刑十一年之时,我写了一首绝句:

钦犯科刑十一年,
神州日日有奇冤。
大墙内外皆牢狱,
不押这边即那边。

晓波获奖,也不能无诗,口占一绝:

老天总算睁开眼,
诺奖晓波中状元。
历史将从今日起,
盼君奋力着新篇。

二○一○年十月廿一日上海善作剧楼

(沙叶新:中国著名戏剧家)

【开放】2010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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