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活到了自觉拒绝社会流行的时候,他对荣誉几乎是本能地拒绝。当狱中人员告诉晓波,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晓波哭了;他对妻子刘霞说,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在我的印象中,前年决定授予晓波为2008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时候,我把有关材料工作做完后,就离开了北京,第二天在大巴车上接到晓波电话,他笑骂我给他奖也不提前告诉他,他还是从网上看到的消息。我听他的口气,他得到这个汉语奖有些不以为意和朋友间的怯情,这中间的微妙,我能理解。他很快写了一篇获奖感言,也没有给我看,就发布了。我读他的文章,很感动。

今年8月初,我写下《梦中的老崔》一文。我几乎忍不住了。我写下这样一句话:“崔健是少有的可以获得当代汉语贡献奖或诺贝尔文学奖一类的中国男人。”这篇文章放了一个多月,多次修改,我却没把这句话的意思表达精准。结果文章在9月底的最后几天发表在南方的报纸上,我多少有些后悔沉淀不够。10月1日,我读到了刘霞公布的1997年晓波写给她的书信:“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拒绝,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我感动异常。我想我本来可以把男人的尊严、荣耻和明德表达得更好的。

10月8日下午,晓波获得诺奖的消息在网上流传。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和记忆力终于得到了承认?我一时不敢确信,动了久不翻墙的念头。爬到墙头上匆匆扫了一眼外网,结果看到的网文还是旧文,直到在外媒上看到消息,心里才落实下来。晓波得奖了。晓波得奖了。晓波被拣选了。中国人没有被忘记……

我坐在家里,有一阵子失掉了思维。生存的诸种艰难、漫漫长夜的无明、周围亲友的闲碎和关爱,诱惑又挑战了我们的心智,但现在似乎突然间大地震动、天际现出真实不虚的霹雳闪电来了。我多次引述过这样的话:尽管我们天各一方,我们同居一城,我们为活着所苦,我们易受诱惑,我们犯下罪错,但无论如何,这世上还有“我的朋友”,他是世上某处总还存在的一位高人和圣者,他是全知的心灵和畏悯的眼睛,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那么在地上就还没有灭绝,将来迟早会传到我们这里来,像预期的那样在整个大地上获胜。

是的,今天,我们胜利了。虽然,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一个人的人类情感认知、生命的本义和当代真相、言路和思路的上帝形式、大道似弱和儒侠如懦般的眼睛……要越过市井和中国的虚荣和荒凉,抵达人心的柔软处或高贵处,多么困难。要让自己进而民胞物与获得适得其所的安慰和救济,有着不可通过的当代高墙。要做自己的主人,并有所服务于世界,往往报愿无门。在无可奈何的日子里,我经常想起自己和千千万万的苟且、沉沦和坎陷,我经常想起爱因斯坦的话来:我的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是的,我们必须努力回报这个世界。但一切都艰难,考验着我们的耐心和毅力。我从边陲回到首善之区,说我仍相信自由、正义和良知,这“弱弱的”一声表决却难以穿越社会的重重黑幕。

在网上跟人聊天时,不少人激动起来,告诉我,他或她哭了。是的,这个奖终于让暗夜中的人们痛快了一次,让多年来专横的官商、庸俗或帮凶的无良文人一再蹂躏摧残的人心得到了一次抚慰,让人们以为全球化即资本、权力、异己知识相勾结一体化的生存事实由文明、价值、弱者等教训了一次,让几个世纪以来中西方的“公理与强权”、“遗忘与自由记忆”之怨恨争讼在一个对抗专制生活和帝国的个人那里得以集中表达或展示……

当天晚上跟人饭醉时,我给北大的朋友敲出手机短信:大快人心事,晓波获诺奖。其由来也渐,当习大直方。我希望我且醉,朋友续。朋友问后面是什么意思,我回复说是大地之歌“坤卦”中的意思。朋友说难。我们酒友则忙于接收各地朋友的问候。陈丹青的手机上收到一朋友的短信,是手写在一张纸条上的,因为晓波是敏感词,那位朋友居然手写照相发给了丹青。80后的朋友则毫不顾忌地发来向刘晓波老师祝贺的短信。不少人发短信说:向你们祝贺;他们把此奖看作是一群人的荣誉了,我当然有“与有荣焉”之感,但更愿意把此奖看作是晓波实至名归的荣誉,更愿意把此奖看作是对英灵、志士、中国人民的承认。同样让人感动的是,居然有不少六七十岁的人,即晓波的上一代人,表达了他们的激动心情。

第二天早上,我把打油诗敲完整了:大快人心事,晓波承诺奖。其由来也渐,龙战血玄黄。东方法西斯,正声何微茫?上昏下暴戾,围观变群盲。朝三生暮四,中国劫何长?幸存忠贞士,人生涵宪章。言行抗俗处,敌意在括囊。画地自狱时,何惧三牢房?且有西风起,天牧又天放。华夏路德金,念兹绝彷徨。中夜浮大白,何人无梦想?和平争自由,正道是沧桑。

想起前年底,我为胡佳、杨佳、晓波写的一幅对联:大漠生胡杨,千年荒凉;古井起晓波,死水微澜。晓波得奖了,晓波、胡佳以及晓波并不喜欢的一些人还在狱中,晓波也不太认同的杨佳仍是孤魂野鬼。晓波得奖并不能改变什么,倒是关于晓波得奖的过度诠释和谩骂文字一时扑面而来。这种文字,或者仍是死水中的微澜。

关于晓波得奖的左右评论已经并正在大量生产着,但这种评论除了随喜或随怨没有更多的意义,国事也并非左右翼的单口相声或对口相声可以解答。左翼分子、自由及其派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民运和它的爱好者们,直到今天和未来,仍必须解答它们各自的正当性,其次有效,最后才是因名因信称义。每一个人并非一旦会开口说话、上推表决就有着合众或完善群己的能力。民主运动的爱好者、毛份子、现世安稳的维稳者、求做奴隶不得和做稳奴隶位置的类人孩、宪政或国家主义的信奉者们,如果仍只是份子或分子,就要么在浪费人民大众即纳税人的血汗,要么在做历史进程的搭车者。

这些分子往往以为自己是精英或成功人士,今天随着现代技术的加持,他们也强化了自我良好的感觉。有时候我能理解人们的这种感觉,更多的时候我仍想抱持一种晓波说的那种“拒绝”。我写《老子传》一书的时候,从个人本位即自由的立场理解了老子绝圣弃智一类的想法。老子的同代人表现了喧哗骚动,但利己少,益人处不多。没有任何人有权力要求他人去多读书、逼迫他人致富、命令他人表态或去做战士……一个自由的心灵必须拒绝这一切诱惑、逼迫或影响。在我看来,分子或信徒们如能弃绝耍小聪明的机会,如能拒绝显示自己智而圣的机会,真正皈依生命、岁月的大道本身,人们的自处或相处才可能和谐圆满。记得记者们曾问诺奖的另一得主特蕾莎修女,修女,我们能帮您什么,能做什么?修女回答说,回家去,爱你们的家庭和亲人。这就像我们中国的另一位圣哲胡适所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没有立足于个人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历史记忆,一切热闹都是泡沫、权宜、瞒和骗的把戏;没有介入社会演进,就没有正义,更没有个人自由。但我们大多数人以为避席即得个人自由,以为参观、赴宴即得正义;我们大多数人不约而同或说“合谋”地做了盛世的悲喜剧材料,纸上谈兵地推演历史的演进、评点人物的高低,却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做真正的立德立言立功者。用年轻朋友的话说,多是假的阿隆信徒,假的胡适分子,真正的阿隆和胡适传人是少的,真正鲁迅和萨特式的人物是少的,真正加缪、沈从文、陈寅恪、钱穆式的人物是少的……

从现象观察,书斋、文字、表态中的信名称义、智力自负或道德优胜,多无济于事,多成全了自己一时的私欲。很多不曾捅破天花板的朋友,或腹诽或在天花板外面叫骂,或在众人面前低声说话做俏皮相或冷幽默者,多半是孤家寡人,甚至是二丑,是作践我们人类劳动的绝物。相反,我愿意在几代人面前作证说,晓波虽然拒绝这个社会长达二十多年,虽然他的毛病仍为各种分子或圣者智者们层出不穷地翻出来,他却是我们中间少有的人脉最广、人缘最为真实、生存最为纯粹的人之一,用我自己的话,他的社会化程度是极为充分的。

以我的理解,晓波活得真实,正在于他尽命而活,本分地活着自己人生发展的过程。在他的青春时代、他的文艺批评时期、他的政论时代、他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时期,他的言行并非都“政治正确”或“知识正确”,并非周密自洽,而是矛盾、庄严与嗑巴、冷嘲和热讽、轻蔑与爱……等复杂的统一。晓波受过严格的哲学训练,却是一个“操蛋”不离口的凡夫俗子。他对朋友的关怀、对刘霞的爱为人称道,却是一个出语惊人的社会生活的旁观者。他是戴着眼镜的东北汉子,是一个自觉于世俗的精神个体。

问题不在于晓波过去有错现在正确,也不在于他应该如众人所愿,而在于他是否将自己的岁月锻造成一个可观的作品。这种可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个人自由和历史记忆的统一。确实,晓波虽在狱中,却比绝大多数国人更为自由,更能得到自由对他的护念。晓波虽不曾参与时代社会的主流游戏,却比绝大多数国人更记得我们时代世道的来处、现状和未来,他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牛虻”,是我们社会演进的护法。

但我们社会的各类分子们,无视这一人生作品,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如跟晓波的某一时期同行过而受过刺激,如记忆特别得只记得晓波说过软话、错话、大话、狂话……如看到晓波某个阶段的言行可以显示其知识或思想或道德判官的高明,如对国运民膜的观察自以为可以教训晓波,从而言谈之间总是把晓波置于自己想象的位置作践、耳提面命,他们甚至以为这一二十年的一部作品,这种牺牲当作自找的笑话或有其谋划的名利。这种思维方式或人生逻辑,其实正是官学威福或大行其道的基础。

这种思维方式或人生逻辑,甚至就是当下大陆社会的生态。断章取义、攻其一点、捕风捉影……一类的作法,除了显示心理的卑怯,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是不自由的人,他们生活在现代,却跟原始人的意识相差无几,他们的心智处于极低的阶层。他们以学者、过来人、大师、通儒、成功人士、权威、网友、才子、偶像等等名义,组成一个喧哗甚至狰狞的汉语江湖,污染毒害了我们生存的环境。十几亿人、数代人的生命展开,无能有着人生的创造,在世界知识、精神和物质创造性服务方面贡献几可忽略不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受害于我们自己的夸夸其谈吗?“活力不及黑人民族,思力不及犹太民族,大创造不及白人民族。”数代人的生存如同空过,还自以为赚过挣过值得过有资质教训他人……自有史以来,还有此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经济实体或欲望动物吗?

这种创造力的匮乏一度引起有识之士的不安,不少人因此研究极权国度的精神奴役现象,并感叹同样专制,华人世界不如俄罗斯民族、法兰西民族、拉丁美洲人……在文明精神高端的创造,结论往往是中国专制文化更强大,“不是我们无能,是中国式专制太狠”。这种研究成果,随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及今天几乎同步的全球化生存秩序,早就成了一个笑话或伪命题。是的,这种成果,跟专家研究如何永久保存粉笔字写出的“新家园会有的”一样,是一种知识笑话,甚至是一种脑残的精神毒素。

我华人世界的精神自由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外部的奴役触目即知,精神的彼此绝缘和孤苦无助却难为外人道。人们除了参加权力、市场游戏,就是在圈子的假面舞会里忘乎所以,人们很少给自己和周围提供足够的劳动创造。

在我看来,公开承认这一点日益重要,即真正拥有现代精神自由的人极少,且在众人及其游戏里向隅或为其放逐,他们是各种力量躲避或合谋打击、默杀的纯粹精神。即使今天异族文明技术使普通人也获得了锦衣美食和文字等美和精神方面的简单拥有感,但对共同体或人类情感认知的此时此刻有清醒意识的,对生命和文明有加持能力的,只是少数人。那些真正生活在历史长河里以及生活里此时此刻的人,实际上寥寥无几。他充分意识自己作为个人的存在,并为此有着最紧张最广阔的时空意识。由此,我们也知道,尽管历史热遍大陆社会,有历史记忆的专家学家众多,他们最欠奉读者大众的恰恰是民族历史演进的真相、真精神和遗产,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精神自由。

拥有精神自由的人是命中注定的孤独者,但其生命力之波动广阔、创造力之强悍非常人所能理解。他们朝着精神自由的极境趋进一步,就更远地远离了他的名利欲望和本能因循地对社会群体的乌合参与。他们的人生精进一步,即意味着自己同圈子人群生活于其中的舆情、权力或协从罗致能力相脱离。他们在很多时候因此显得是“非历史的”、“非社会的”,他们的被OUT跟与时俱进者之间有一条鸿沟,他们仿佛犯下了不识时务世故的罪孽。但他们站在时代社会的边缘,从彻底的孤独和虚无中生长一切,守望着同胞和文明。

与此同时,大众同胞及其精英们日益失去明认精神自由的勇气和能力。事实上,在我国近年享用人口、人民和全球化红利的喜庆、富贵或要债心理中,一大帮没有价值的人跳过了都市化和全球化的各个阶段,并无视自己作为类人孩的心智进化和权力争取、正义实现等人生任务,由不差钱的伪善、饮食男女的傻美和微博客式的现眼示众精神,装饰自身以小康、文化、成功一类的虚假的现代气概。

这种虚伪的现代派、自由派或成功派,无论如何混世或悲壮,诚如孙中山当年感叹,在精神的专横和破坏性上,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值得痛惜的是,他们及其影响的大众,遮蔽了真正的人类之子,这也是文明史的一个规律性现象。直到今天,我们社会所谓的各类有识之士仍以类人孩式的智力、记忆一较人生短长,老革命党人的余热不过是“宫女说玄宗”的变种,毛泽东的奴仆们则以发现其智力缺陷进而发现马克思的低下为成就,至于社会病症原因的寻找者们,当然会以记取康有为、孙中山、鲁迅等历史人物的卑下为满足,示众以明哲威权之士,自然会从晓波一类的人生牺牲中寻觅并放大其创痕和错误……

我在云南生活期间,曾跟孩子般纯粹的廖亦武多次酒肉欢聚。在饮食、箫声等“钟鸣鼎食”般的日子过后,回荡在我们心头的是东方陆沉和亲友沦落的惆怅。我们多次谈起世运人心,感叹社会的艰危和生活的无望。我们共同数过那些穿越时间的玫瑰,那些坚持生命理想的朋友,那些拒绝时髦、流行和各种体制圈子的志士,那些在猪圈泥泞里仍特立独行并仰望天空的同胞,那些长年奔走服务于底层的圣贤。我们都希望为这些人做点儿什么。

老廖以打卦奇准见长,多次卜得“明夷”、“剥”、“井”之卦,我开玩笑说,善易不占,此时占亦无好卦,世运不过是“涣”卦下的大小变种。老廖深以为然,并很快卜得“涣”卦。我们为涣散的社会生活谋,以为世人虽不差钱,在钱权之外,也该有力量夯实价值系统。我们以为以如此不差钱的华人社会,可以有条件彰显同胞中的人格人生成就。虽然明知真正够格的人和产品不多,但代不乏人,十数亿众,仍有一些国家社会和文明层面的人格人生。只有铺直他们的道路,把他们从人群中提撕出来,我们这个蒙昧的社会才堪立心立命。在此之前,社会不过是黑暗中摸索,或混世坐稳小康成功和求做小康成功不得的日子。

我们因此商议创办一个文化中国大奖,老廖甚至为名字费了一番事,在他看来,种族的历史记忆快要丧失了,故该叫种族记忆大奖。我说给一人的奖金必十万欧元以上,老廖怀疑,你能找谁要这个钱呢?华人社会出得起这个钱吗?随后又同意,是需要这样的做法,才能在课题费研究、市场商业写作之外,给世人尤其年轻人安慰,才能在华人社会重建人生价值。

这样的创意当然不了了之。有时候想起跟老廖的“白日梦”来,不免叹息。我们当时都明白,这个奖一旦创立,那么老廖自己,包括晓波等人,都是当之无愧、当仁不让的得主。晓波不用说了;老廖经年累月,在底层生活,他极度悲观甚至不无残酷地打量民众,因为人性的残酷比他揭示的更为惨烈,他几乎玩世却极为悲凉地为无名的国人记录人生。我们开玩笑又庄重地谈起,老廖的写作已经在司马迁式的和冯梦龙式的写作之间转换自如。我们应该表彰老廖。这种奖励,不仅在于给经济动物般的东方生活一种参校,而且可以真正以价值观输出或交流对话来服务于文明世界;这种奖励,也是对老廖等人长达一二十年坚持个人自由和族群记忆的迟到的安慰。虽然我知道,老廖需要钱,更需要去外面的世界去呼吸自由的空气,去为那些自由的心灵表演他的即兴音乐。

遗憾的是,我大陆社会至今难以在价值和价格统一的高度为人生立法。用先圣的话,这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是有条件人惯常表现出的“肉食者鄙”。因此,无论大陆社会如何成功,如何有势,我们没有或平易或高标的人生之道,我们没有可以演进可以说得出口的价值观。

东生西裁。当大陆社会无能无力说明自身的正当有效时,当我们不足以捍卫我们的道统并教训庙堂江湖的虚伪丑陋,当我们难以成全自身的价值系统,我们大陆社会就跟外部世界合成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大陆社会的权力及其他各类子民可以以生存权、家累为自己辩护,但将不得不接受其他社会的打量、审判、裁决。如果我们仍不能明认我们的男女之爱,仍以二奶、包养情人来为大陆国情张目,那么不仅另外世界的爱情来收编我们校正我们,而且生命的性情本身也会教训我们。如果我们仍以骗出一个新体制或混出一个新生活来自欺欺人,以为经济学规律政治学规律因果规律不适于大陆社会,那么无需外面世界的提醒,我们自身也将持续地生活在维稳的高风险压力中……在生生不已的数代大陆人生中,人们确实接受了“末日般”的命运和悲悯裁判。

当我们无能为晓波加冕光荣的荆棘冠时,当我们无力听取廖亦武的音乐时……那么,自有另外时空的慈悲认可他们的价值。

晓波承诺,这是多么苦难的历程,而且仍在进行时。老廖现演,经历几十次的申请、被拒绝、逃亡,终于在异邦痛快淋漓地“耍”了一次。一如自由和文明记忆回报晓波的,文明和自由也回报了老廖。很多人不解老廖的执着:既然人家不给你到自由世界呼吸的机会和权利,你就不必坚持,死了那条心吧。但老廖却一次次地碰壁、试探、努力,终于出去了。我和他都不是基督教徒,但用得上“旷野呼告”中的意思了:“你仍然要持守你自己的纯正吗?弃掉你的神死了吧?”老廖没有死,他仍持守着自己的纯正,跟拒不出国的朋友一样,在持守纯正的个人自由中取得了胜利。因此,老廖虽然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但他仍义无反顾地回国。

有时候想起师友们,晓波、老廖、高尔泰、王康、毛喻原、野夫、陈建霖、王兵……都生活得不容易,一些人的经历惨苦难为外人道,一些人今天仍为生计奔波;但这些人,无一不活出了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保存着民族和时代的记忆。他们争取了自己自由生存的权利,拒绝了各种热闹,拒绝了饭碗,拒绝了聪明、技巧和所谓的道德、派别。他们活着自己,也活出了中国人的风骨、气象和关怀。

在社会生活中,一些朋友不仅是自由的象征,甚至在记忆缺席时也充当了在场的角色。我们社会欠缺的东西太多,自由是其中之一,想象力是其中之一,哲学理论是其中之一。人们一直这么理解老廖,他是诗人,王怡说他有“肉体意义”,但在孤苦的生存中,老廖居然也有理论家风范了!因为没有多少人思想,没有什么人提供思想资源,老廖不得不一身多任地充当了这些角色。他不会说体制生存与自由一类的话,但他说他知道吃自己的口粮;他理解司马迁,但他说冯梦龙的伟大是文学史家和历史学家们至今低估的;他喜欢编故事,但他说他从未在中国作家笔下看到比现实更有想象力的东西,……都可圈可点。

这一次,晓波获奖,老廖的看法同样非同一般。他对媒体发表的谈话说:“刘获奖是20多年来,中国记忆的胜利,中共及汉学家及告别革命的文人共谋的遗忘黑幕终于撕破了。”这种认知跟80后年轻朋友们的认知一样值得我们重视:“刘得奖让许多我的同龄人,或者比我还小很多岁的青年,受到了一股清新振奋的世界主义眼光的熏陶。这一次的教育,左和右,革命和改良都否认不了。”年轻朋友告诉我:“话说几个朋友去租房,胡同里老北京房东问他们知不知刘得奖了,房东发觉年轻人居然知道,更为激动,连呼牛逼。”

牛逼是市井语。我们说说可以,但作为一个无时不在经验自由并表达自由的人,却需要活出并说出更多的东西。我们承认晓波、老廖或一些朋友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有一些前后变化不同,但是不能因为前面有错就否定之,后面有价值就神圣之。我们承认的是整个的人,是对自由和记忆的追寻、失而复得的中国人生。晓波、老廖等人值得我们尊重并介绍给世人,正是因为他们活着此普通而自由的人生。正如罗曼?罗兰在驳斥所谓有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托尔斯泰的论调时所说:“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整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这样的心魂中,一切都有立场,一切都有关联。”

2010年11月7日定稿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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