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让人高兴,为他,为中国,也为我们的民族。21年来,那股阴霾一直笼罩着中国大地,也郁悒在心头。终于,我们有了一个好消息,如明亮的鸟鸣,穿透阴云,散开了阳光。21年来,中国没有这样明朗过,我们也没有这样喜悦过,仿佛希望再次为中国敞开了大门。

这些年来,诺贝尔和平奖未曾像今天这样富有意义。刘晓波获奖,是他的荣誉;是“六四”死难者的荣誉;是60余年来,国人抗争极权制度的荣誉,从林昭、顾准到遇罗克、魏京生,到天安门母亲,到胡石根、杨天水、刘贤斌……。感谢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本奖授予刘晓波,授予中国,授予中国的正义事业,它激启了中国民族文明的希望。我相信,中国人民将由此更有勇气和信心,而他们抵抗集权,争取自由民主的正义事业,以及重建文明的奋斗,也必将为诺贝尔和平奖增添光彩,提升它的信誉和价值,使之更丰满地成为人类普世价值的一个象征。

10月10日,刘霞去狱中看望刘晓波。见到妻子,刘晓波哭了,他对说:“这个奖是献给六四亡灵的。”他的泪水是真诚的。21年来,他之持守中国,在非自由的状态下,不屈不挠地批判集权政权,就是为了守护六四鲜血,维护死难者的名誉与尊严,承继他们的遗愿,包括赎补他在八九期间及之后,曾经的轻浮、虚荣与软弱。他和天安门母亲站在一起,是这场血难祭奠者和守护者(我认为,天安门母亲早有资格获得此奖)。刘晓波不是圣人,也不完美,他有许多欠缺,特别是他成长于文革,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新中国”一代不可能产生文明的巨人,但二十年来,他摆上自己,交出个人的自由,持守中国,维护“六四”亡灵,在轮番的监禁、监控、恐吓、骚扰之下,坚持自由、民主之精神,积极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他不仅是《零八宪章》的一个起草者,也是其践行者。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一个正确而有远见的决定。

按说,一个奖项再崇高,也毕竟是外在的鼓励和荣誉,但刘晓波获奖却让这么多国人感到如此的喜悦、激动,有如迎来春光。这说明,中国人对自由、民主及文明深怀希望;但同时它又说明,中国民族这一希望是如何被压在重石之下,他们由于遏止而延胫渴望。可以说国人的喜悦是绝望之下的期望。

需要认识到,我们与中共之争,不仅仅在政治,根本来说,这是文明与反文明之争。中国是向善、走向文明,还是向恶、不义,与文明为敌?中国是要加入世界,成为文明的力量,共建人类,还是专制到底,四处散布腐败、恶行,甘被淘汰?中国是成为“人”的国度、文明的民族,让每个成员作为“人”,正直、自由、尊严地生活,还是让多数人成为蚁类,作为苦力,供养中共庞大的掠夺寄生集团?

需要明确,中共极权政权与制度是反文明的。如果中国要走向文明,就必须改变以至结束它们。我们暂且不说毛时代的暴政——由土改到文革,仅“六四”即可充分显示他们此本质。青年学生是民族的希望与未来,“八九”中,他们光明之理想、爱国之热情,善良之意愿,和平之行径,日月可鉴,但是他们被冠以罪名,遭坦克、枪弹之杀戮。青年学生抗议政府,游行示威,天经地义,即使是西方民主国家亦然,克林顿就曾上街反越战。青年人固然幼稚,他们的理想常常不实际,但他们高远的理想,恰恰是对现实惰性的平衡,非此,国家、民族即无公义、清洁,即无希望与未来,就会沦落。因此,他们的理想、热情、公义之心很是可贵,需要极大地爱护和鼓励。但是中共杀惯了,异议即是敌人,他们的天下是杀出来的,立国之后又杀了数百万。“六四”其实是小意思,他们一向如此。在共产主义的虚妄之下,实是流寇的愚昧、残暴和野蛮,这是“党”之本质。

的确,“六四”屠杀稳定了二十年,但是中国民族的希望、道义、理想、品质再次倒于血泊。当今中国全面而不可挽救的腐败、黑化,就是其结果。注意:中国的腐败不限于官员,而是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一个社会不怕有坏的,就怕遏制好的。如果好的遭到遏制、屠杀,那么人性就只能滑向另一端,这就是《一九八四》中所说:堕落,从我开始。

我们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四君子”案,无论就知识还是品质,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乃是国家未来之栋梁。但几个年青人仅仅是因为热爱中国,议论国事,且并无行径,就被告密,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处以重刑。现在徐伟、靳海科还在狱中,据说由于虐待,徐伟已经疯了。这是一例个案,而在新中国六十一年来的历史中,这乃是普遍而平常之事,中共依此治国。按说,他们在毛后已经进步了许多,给异议者留命,监禁而不再枪决,“四君子”比林昭、遇罗克幸运。

全世界的大学都是理想至尚,青年学生以关爱、公义、奉献为荣,包括落后的南美和非洲,唯中国的大学生“尚实”,漠视社会、民生、公义。青年学生是民族质量和发展趋向的标志。较之1989年,今日中国大学生的志向、襟怀、精神何等退化?不怪青年学生,这是“六四”杀戮、重判“四君子”的结果,显示了二十年来中国民族的沦落。

在这个倒行逆施,扬恶惩善,尚劣抑良的政权统治之下,中国能够走向哪里?

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和共产革命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敌人,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中国当代历史的悲剧是:中共以武装暴力抢夺了政权,将国家纳入其主义——这个主义乃是虚妄,并以消灭人类已有文明为前提,更可怕的是,其以暴力强制来实施。而此暴力过程则以人性中被压抑的黑暗、野蛮本能为动力:虚妄、恐惧、愚昧、仇恨、残暴,为实现目的,这些被有意地强化、理想化。由此中国便发生了由土改到六四的一系列灾难。共产革命远比法西斯主义更残酷,更有破坏性,特别是毛更是将之发展到极致。

“新中国”的历史是反文明的历史,不仅中国传统文明遭到彻底摧毁,凡人类有益的精神、价值、事物也都遭到践踏。文革是一个象征,是中共文化的集中体现。“封、资、修”囊括了人类文明的全部内容,都在其破坏、禁忌之列。文革不只是毛个人之事,毛是共产文化的代表。他们虚妄地要开天辟地,创立一个新世界,为此要摧毁人类以往的一切。但是,文明是人类长久生存经验的凝聚,经过千百年逐步积累而形成的,从来就没有开天辟地之事。文明不能设计,也不能想象,犹如自然生态,是一自生的合理系统。开天辟地的虚妄不过是人性想充当上帝野心,统治欲是人性中最黑暗的力量。

中共给中国带来的一次次灾难,不仅致使数千万苍生无辜死亡,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长久的恶果。他们的恶行作为负向文化,已经刻入民族的记忆,成为民族性格、精神、行为方式的一部分,逐代传递,因此即使在他们的政权结束之后,也将长远地危害后人。他们中断了中国文明,并按照他们的价值,将国家和民族引上背离文明的道路。中国民族需要几代人来清洗他们的毒素,重新回到文明的道路。

存在即是塑造。六十年的统治,在历史中这并不算长久,但是中国民族六十年间与文明的中断、隔绝、背离,则是灾难性的。文明是后天的,是人类漫长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代代点点滴滴地学习、传授与接递,这即是传统之意义。此过程一旦中断,人就丧失文明的记忆,或走向妄想疯狂,或堕落到动物性求生。前三十年是前者:在毛的暴政下,整个民族被塑造为妄想性革命暴徒;后三十年是后者:整个民族转向厚黑,流氓化。前三十年是反文明,后三十年是非文明,应该说后者较前者还算是进步了。

特别要看到,毛时期,经过几次大规模屠杀及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国的优良者基本被消灭光了,即使幸活下来也需顺服苟且。党外不用说了,就是党内到八十年代,像刘滨雁这样的人也所剩寥寥。一个民族、国家的质量、命运取决于其精英集团,毛政权消灭了中国的“士”阶级——精英阶级,实行逆向淘汰,以下为上,毁优拔劣,致使整个民族劣质化。更重要的是,这种逆向淘汰,消灭了中国的“士”传统,确立了民族取舍的负价值体系,从而改变了中国民族作“人”的模式。在中国传统中,“人”的模式是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信”;毛时代,“人”的模式是“阶级斗争”,效忠领袖;邓后时代,丛林原则替代革命,草民自生自灭地“活着”,精英最大限度地攫取个人利益。整个民族在文明上退化,三、四十年代,中国尚有一个承担国家与民族良知的知识阶级,但是1949后则被消灭了。

今天,红卫兵一代已经全面接管国家权力,包括即将接管最高权力。对之,人们需要格外警惕,他们是毛泽东的孩子:野蛮、残暴、虚妄、无法无天。当然,今天的他们已经不是昨天的他们,但童年、少年决定人的一生,即使他们不愿意,“红卫兵”也渗透于他们的血液,所谓“唱红打黑”就是体现。红卫兵就是中共负向文明教育的结果,在他们的价值驱使下,“新中国”的孩子们必然走到那里。孩子是无辜的,但他们的成长则体现“新中国”的文明状态和方向。此点必不可忽视,需要对其惯性有充分的估计。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切记。

(未完待续)

【民主中国】201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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