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晓波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让人高兴，为他，为中国，也为我们的民族。21年来，那股阴霾一直笼罩着中国大地，也郁悒在心头。终于，我们有了一个好消息，如明亮的鸟鸣，穿透阴云，散开了阳光。21年来，中国没有这样明朗过，我们也没有这样喜悦过，仿佛希望再次为中国敞开了大门。
这些年来，诺贝尔和平奖未曾像今天这样富有意义。刘晓波获奖，是他的荣誉；是“六四”死难者的荣誉；是60余年来，国人抗争极权制度的荣誉，从林昭、顾准到遇罗克、魏京生，到天安门母亲，到胡石根、杨天水、刘贤斌……。感谢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本奖授予刘晓波，授予中国，授予中国的正义事业，它激启了中国民族文明的希望。我相信，中国人民将由此更有勇气和信心，而他们抵抗集权，争取自由民主的正义事业，以及重建文明的奋斗，也必将为诺贝尔和平奖增添光彩，提升它的信誉和价值，使之更丰满地成为人类普世价值的一个象征。
10月10日，刘霞去狱中看望刘晓波。见到妻子，刘晓波哭了，他对说：“这个奖是献给六四亡灵的。”他的泪水是真诚的。21年来，他之持守中国，在非自由的状态下，不屈不挠地批判集权政权，就是为了守护六四鲜血，维护死难者的名誉与尊严，承继他们的遗愿，包括赎补他在八九期间及之后，曾经的轻浮、虚荣与软弱。他和天安门母亲站在一起，是这场血难祭奠者和守护者（我认为，天安门母亲早有资格获得此奖）。刘晓波不是圣人，也不完美，他有许多欠缺，特别是他成长于文革，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新中国”一代不可能产生文明的巨人，但二十年来，他摆上自己，交出个人的自由，持守中国，维护“六四”亡灵，在轮番的监禁、监控、恐吓、骚扰之下，坚持自由、民主之精神，积极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他不仅是《零八宪章》的一个起草者，也是其践行者。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一个正确而有远见的决定。
二
按说，一个奖项再崇高，也毕竟是外在的鼓励和荣誉，但刘晓波获奖却让这么多国人感到如此的喜悦、激动，有如迎来春光。这说明，中国人对自由、民主及文明深怀希望；但同时它又说明，中国民族这一希望是如何被压在重石之下，他们由于遏止而延胫渴望。可以说国人的喜悦是绝望之下的期望。
需要认识到，我们与中共之争，不仅仅在政治，根本来说，这是文明与反文明之争。中国是向善、走向文明，还是向恶、不义，与文明为敌？中国是要加入世界，成为文明的力量，共建人类，还是专制到底，四处散布腐败、恶行，甘被淘汰？中国是成为“人”的国度、文明的民族，让每个成员作为“人”，正直、自由、尊严地生活，还是让多数人成为蚁类，作为苦力，供养中共庞大的掠夺寄生集团？
需要明确，中共极权政权与制度是反文明的。如果中国要走向文明，就必须改变以至结束它们。我们暂且不说毛时代的暴政——由土改到文革，仅“六四”即可充分显示他们此本质。青年学生是民族的希望与未来，“八九”中，他们光明之理想、爱国之热情，善良之意愿，和平之行径，日月可鉴，但是他们被冠以罪名，遭坦克、枪弹之杀戮。青年学生抗议政府，游行示威，天经地义，即使是西方民主国家亦然，克林顿就曾上街反越战。青年人固然幼稚，他们的理想常常不实际，但他们高远的理想，恰恰是对现实惰性的平衡，非此，国家、民族即无公义、清洁，即无希望与未来，就会沦落。因此，他们的理想、热情、公义之心很是可贵，需要极大地爱护和鼓励。但是中共杀惯了，异议即是敌人，他们的天下是杀出来的，立国之后又杀了数百万。“六四”其实是小意思，他们一向如此。在共产主义的虚妄之下，实是流寇的愚昧、残暴和野蛮，这是“党”之本质。
的确，“六四”屠杀稳定了二十年，但是中国民族的希望、道义、理想、品质再次倒于血泊。当今中国全面而不可挽救的腐败、黑化，就是其结果。注意：中国的腐败不限于官员，而是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一个社会不怕有坏的，就怕遏制好的。如果好的遭到遏制、屠杀，那么人性就只能滑向另一端，这就是《一九八四》中所说：堕落，从我开始。
我们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四君子”案，无论就知识还是品质，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乃是国家未来之栋梁。但几个年青人仅仅是因为热爱中国，议论国事，且并无行径，就被告密，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处以重刑。现在徐伟、靳海科还在狱中，据说由于虐待，徐伟已经疯了。这是一例个案，而在新中国六十一年来的历史中，这乃是普遍而平常之事，中共依此治国。按说，他们在毛后已经进步了许多，给异议者留命，监禁而不再枪决，“四君子”比林昭、遇罗克幸运。
全世界的大学都是理想至尚，青年学生以关爱、公义、奉献为荣，包括落后的南美和非洲，唯中国的大学生“尚实”，漠视社会、民生、公义。青年学生是民族质量和发展趋向的标志。较之1989年，今日中国大学生的志向、襟怀、精神何等退化？不怪青年学生，这是“六四”杀戮、重判“四君子”的结果，显示了二十年来中国民族的沦落。
在这个倒行逆施，扬恶惩善，尚劣抑良的政权统治之下，中国能够走向哪里？
三
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和共产革命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敌人，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中国当代历史的悲剧是：中共以武装暴力抢夺了政权，将国家纳入其主义——这个主义乃是虚妄，并以消灭人类已有文明为前提，更可怕的是，其以暴力强制来实施。而此暴力过程则以人性中被压抑的黑暗、野蛮本能为动力：虚妄、恐惧、愚昧、仇恨、残暴，为实现目的，这些被有意地强化、理想化。由此中国便发生了由土改到六四的一系列灾难。共产革命远比法西斯主义更残酷，更有破坏性，特别是毛更是将之发展到极致。
“新中国”的历史是反文明的历史，不仅中国传统文明遭到彻底摧毁，凡人类有益的精神、价值、事物也都遭到践踏。文革是一个象征，是中共文化的集中体现。“封、资、修”囊括了人类文明的全部内容，都在其破坏、禁忌之列。文革不只是毛个人之事，毛是共产文化的代表。他们虚妄地要开天辟地，创立一个新世界，为此要摧毁人类以往的一切。但是，文明是人类长久生存经验的凝聚，经过千百年逐步积累而形成的，从来就没有开天辟地之事。文明不能设计，也不能想象，犹如自然生态，是一自生的合理系统。开天辟地的虚妄不过是人性想充当上帝野心，统治欲是人性中最黑暗的力量。
中共给中国带来的一次次灾难，不仅致使数千万苍生无辜死亡，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长久的恶果。他们的恶行作为负向文化，已经刻入民族的记忆，成为民族性格、精神、行为方式的一部分，逐代传递，因此即使在他们的政权结束之后，也将长远地危害后人。他们中断了中国文明，并按照他们的价值，将国家和民族引上背离文明的道路。中国民族需要几代人来清洗他们的毒素，重新回到文明的道路。
存在即是塑造。六十年的统治，在历史中这并不算长久，但是中国民族六十年间与文明的中断、隔绝、背离，则是灾难性的。文明是后天的，是人类漫长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代代点点滴滴地学习、传授与接递，这即是传统之意义。此过程一旦中断，人就丧失文明的记忆，或走向妄想疯狂，或堕落到动物性求生。前三十年是前者：在毛的暴政下，整个民族被塑造为妄想性革命暴徒；后三十年是后者：整个民族转向厚黑，流氓化。前三十年是反文明，后三十年是非文明，应该说后者较前者还算是进步了。
特别要看到，毛时期，经过几次大规模屠杀及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国的优良者基本被消灭光了，即使幸活下来也需顺服苟且。党外不用说了，就是党内到八十年代，像刘滨雁这样的人也所剩寥寥。一个民族、国家的质量、命运取决于其精英集团，毛政权消灭了中国的“士”阶级——精英阶级，实行逆向淘汰，以下为上，毁优拔劣，致使整个民族劣质化。更重要的是，这种逆向淘汰，消灭了中国的“士”传统，确立了民族取舍的负价值体系，从而改变了中国民族作“人”的模式。在中国传统中，“人”的模式是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信”；毛时代，“人”的模式是“阶级斗争”，效忠领袖；邓后时代，丛林原则替代革命，草民自生自灭地“活着”，精英最大限度地攫取个人利益。整个民族在文明上退化，三、四十年代，中国尚有一个承担国家与民族良知的知识阶级，但是1949后则被消灭了。
今天，红卫兵一代已经全面接管国家权力，包括即将接管最高权力。对之，人们需要格外警惕，他们是毛泽东的孩子：野蛮、残暴、虚妄、无法无天。当然，今天的他们已经不是昨天的他们，但童年、少年决定人的一生，即使他们不愿意，“红卫兵”也渗透于他们的血液，所谓“唱红打黑”就是体现。红卫兵就是中共负向文明教育的结果，在他们的价值驱使下，“新中国”的孩子们必然走到那里。孩子是无辜的，但他们的成长则体现“新中国”的文明状态和方向。此点必不可忽视，需要对其惯性有充分的估计。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切记。
（未完待续）
【民主中国】201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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