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所以重要,让那么多国人欢欣鼓舞,是因为中国文明的不幸处境。于中国内部,我们看不到文明的希望,眼睁睁地等待崩溃的到来。六十年的极权统治——前三十年,反文明;后三十年非文明,中国民族丧失了文明的记忆,也丧失了文明的能力,乃至最简单的诚实、向善、正直、责任、勇气。谁都清楚,一个正直、善良、诚实的人在中国很难活下去。当今中国,丛林原则乃是普遍之生存原则,厚黑乃是民族之精神,流民性乃是民族之性格。

不是中国人不接受文明,他们太需要文明了,但是中共政权遏制文明的发生和生长,其不仅垄断权利和财富,也垄断价值和意识,可颠倒黑白,也可指鹿为马。过去,他们是说杀就杀;现在,他们是说抓就抓。特别是他们成了世界最有钱的政权,就更为骄横,似乎谁也奈何不得。但是,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人类文明的最高荣誉,授予了中国监狱中的刘晓波。这是人类文明对中共极权说“不”,于全球谴责它的野蛮。在这个蛮横的政权和红色语符号之上,人类还有正义、还有良知、还有尊严、还有文明及光荣之传统。中共极权对国人的压迫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还包括精神意识。此次颁奖,颠覆了他们的红色语符,国人的精神得到一次解放。在他们的蛮横权力之外,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人类文明之光。带领人类的是文明,不是权力;蛮横的政权,最终将被抛弃。

但是,我们需要清醒,这是一来自外部的鼓励和光照,而中国制度的改变和文明的重建则要依靠国人自己。中国经历了太多的灾难,破坏得太彻底了。我们要看到,中国没有了传统,既没有共认意识,也没有共同的行为规范,信约解体,法律虚置,精英集团不承担国家、社会之责任,民众无组织(沙粒化),社会丧失了共生共利之功能。一个社会构成的种种要素均已消失,中国处于危险之境,社会崩溃随时都可能发生。而其一旦发生,则将非常暴烈血腥。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但需要有这个准备。

中国肯定需要政治的变革,但是我们需要更深更长远的目光,重建中国文明。在重建文明中改变中国的极权政治,也可以说在结束中国的极权制度中,重建中国文明。中国极权制度是中国进步的瓶颈,突破它,更深更广的意义是中国文明的重建。在此,国人需要广阔的目光,也需要坚定的信念,即使中国发生崩溃,我们也还是面临重建中国文明的重任。为此,我们需要有几代人的决心和毅力。

现代世界日益一体,中国置身其中,这既是中国之在的背景,也是需要面对的现实。中国在世界之中,需要接受普世价值——自由、公正、博爱、人权、法治(民主蕴含于这五个概念之中,不单列;或者也可为:自由、公正、民主、人权、法治,而“博爱”是之宗旨、灵魂),以此为文明准则,参与人类的共同建设,并在此过程中,将中国建设为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中国传统文明是古老的自然农业文明,必须承认,面对现代世界,其有许多欠缺落后之处,乃至黑暗腐朽的东西,它承担不了中国民族于今日世界的生存竞争,它必须学习先进文明,汲取新鲜的元素,剔除落后腐朽的成分,比如帝王专制、三纲,应代之宪政民主;再,家族社会适应自然农业,但不适应现代生存,这也是需要改变的,国人当努力建立公民社会;崇尚权力,也是中国文明中的糟粕,国人当改之为崇尚规则,等等。“五四”提出德先生、赛先生两面旗帜,学习中国民族学习德先生的任务没有完成,今日中国较之百年前倒有大倒退,我们需要重新举起德先生的旗帜,今天的德先生就是:自由、公正、博爱、人权、法治。

我们需要普世价值,但这是不够的,中国尚需要恢复它的传统精神——仁、义、礼、智、信之道统,文明需要新的光照,也需要遵循它以往的轨迹。需要再强调,文明是千百年来逐步积累起来的经验,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建立,同时它也渗透潜意识,贯穿于生活的细节,不可中断,也不能骤然改换,否则就是毁灭性的灾难,因此需要以承继传统文明为基础,而容纳新文明,进行本文明结构的调整和改变。

事实是,在变化越剧烈的时候,越需要定力,以维持平衡;这个力点就是传统,变革越剧烈,就越需要维护传统。政治制度是社会的硬性秩序,当这个秩序因改革而失序的时候,就需要依靠软性的传统保障秩序,避免社会崩溃,而传统就是人们的生存经验模式,在时间中积蓄而延续,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人存在的时间秩序。英、法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或说决定命运的区别,就是对待传统的不同。前者是在革命中努力维护、继承传统,如对其宗教、伦理、文化、风俗等等,而后者则是对其传统全盘否定、推翻;前者形成了延续至今的英、美政体,而后者则开启近代暴乱和极权之先河,法国革命是俄共革命之父。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得以成功,重要的是保留了天皇和日本传统,天皇则是日本道统的象征。上世纪末,波兰的变革的成功,教皇和波兰教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波兰的变革,即是政治革命,又是向传统的复归。俄国的变革发生与党内,是自上而下的,但也是以传统俄罗斯精神来取代共产意识。

人性大致相同,各种文明不论多么不同,但最基本的元素和功能是相同的,彼此亦相通。趋利避害是人性所在,也是文明所在,文明是活性的,有依生所需,汲取、调整,改变自身的功能,所有成熟的文明都是历经不断地融汇、变化而形成的。五四提出德、赛先生是好的;但以之否定、打倒“仁义道德”则是错的,是青年人的幼稚。如果说前者是青年人的希望、活力与进取;而后者却是青春期的叛逆、狂妄与虚幻。如果没有共产运动,前者将为中国文明所接受,后者则会被中国的传统缩消化。胡适就是例子。动荡的年代,产生某些激烈的思想不足为怪,只要有思想、言论之自由,就有另外的思想、舆论对之消解、平衡,于思想、言论需要有极大的宽容和耐心,且而青年人自己也会调整、成熟,可是当五四青年告别社会,投向延安的时候,那就是灾难。

人是有限的,文明也是有限的,凡是人所为没有“神话”,只有意外。对世俗之界任何崇拜都是有害的,即使是“德”“赛”二先生。“德”“赛”是好的,是我们的先生,需要接受、学习,但是其不能取代一个民族整部文明的历史和经验。比如,我们不能用科学来否定西藏的文明历史,我们也不能用自由、民主来废除藏民的佛教信仰,民主的意义恰恰是肯定西藏文明,保护西藏文化和佛教信仰。人的存在即对世代经验的依靠,后者是前者的居所,对之否定,人即被抛掷旷野,丧失存在的依靠。

退一步说,全盘西化即使好,也是做不到的,因为文明是千百年经验的积累,贯穿日常及生活,乃至渗透人的潜意识。即使全力学习也不能一步做到,而需要长久的时间。如果抛弃自身的文明传统,而西方文明一时又学不到,那么这一段时间将用什么填补?如果人一旦摆脱了文明经验,即刻就无所适从,陷入恐慌,进而迷失、狂乱。如此,立身尚不保,何谈学习“德”“赛”?因此,一个民族、国家只能依靠已有的文明经验,来学习、接纳新的文明元素,别无选择。比如,再好再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也必须通过汉语汉字的转化,才能被多数国人接受,并融入到中国社会生活,在此过程中,汉语得到改进、丰富、提升。当然,语言在转化中会有缺失,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死穴。我们不可能废除汉语,从ABC开始全盘西化。五四废文言兴白话是进步,也是必须的,因为文言无法应付现代社会,但是进而要求改文字就是虚妄,汉字一废中国即刻就荒蛮。文明也是很实际的,不可异想天开。积极地理解,全盘西化是气话。

我们需要继承五四的精神,继续就教“德”“赛”二先生,今天的二先生就是普世价值——自由、公正、博爱、人权、法治;但是我们也要汲取五四的教训——以“德”“赛”否定中国之传统。我们需要追求的是二者之同、之合,而不是二者间的对立、否定。我们需要以普世价值来丰富、提升中国文明,同时又要珍惜传统——积蓄的文明经验,依靠它接受、容纳普世价值。正视现代世界之现实,接受普世价值(包括对西方社会制度和人文精神的学习),继承中国文明之传统,这是我们重建中国文明的三个立点。

中国传统三纲五常,三纲是确立社会结构、秩序,五常则是为“人”之道,如果我们将三纲更换为自由、民主、法治,那么我们就看不到“仁、义、礼、智、信”与之普世价值有何冲突,反之,国民以其立身只会自觉自律,更有益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应该说二者之间是很好的呼应。而且,“仁、义、礼、智、信”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相通相近。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否定、拒绝中国这一可贵的人文传统。文明是有限的,西方文明有其长,但也有其短,我们需要完整地知晓。比如思想的极端化、排它、无限扩张、神化个人等等,这些都有一神论、创世论的根源,极权制度和一神教也有渊源关系。这些是需要警惕的,不可接受。

对于中、西方文明,我们需要双向充分知之,择良而取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汇中、西文明之长,长远而开阔地看,或许多文明的汇合乃是未来人类文明的希望。多元总比一元更丰富更有活力,可弥补各单元之弱点。反之,只知道几个的空洞概念,不得西方文明之正道,而又抛弃中国传统,势必走入歧途,“新中国”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近代以来,中国国家、民族是失败的。历经近两百年,中国至今还是极权制度,倒比清王朝更专制。三十年来,放弃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中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应该肯定,但是根于体制,国家又有崩溃的危险,其后果尚不得知。外患不说,如果没有共产革命,没有“新中国”,中华民国一路下来,中国将是另一种命运。可惜,中国的运气不好,关键之时,总是节外生枝。“德”“赛”二先生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和生机,可“新中国”悖中、西文明之正道,而入邪路,取两方之糟粕,汇黑暗于一体:愚昧、残暴、专横加偏执、排它、极权制度。

虽然中国国家、民族是失败,但是其间却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个人,成功地做了许多事情,体现了中、西文明良好的融汇。由人由事,这些都可作为中国接受“德”“赛”先生,承继传统的成功案例,如果将这些人和事汇集起来,就是中国未来的文明方向。这是中国民族一笔珍贵的建设现代文明的经验。理论不免空泛、偏颇,但是这些具体的人和事是实在的,可以继续践行、发扬。

可以说,于中国的近代史中,有一支建设现代中国文明的可贵传统,开明而进取、理性而宽容,向世界开放,学习西方,接受“德”“赛”先生,自尊自重,继承中国仁义礼智信之传统。可以说,这是近两百年来,中国民族由古老文明走向现代世界,所积蓄的正面的经验。可惜,这支传统在1949年后被中断、消灭了,连遗骸都被掩埋在红色语符之下。重建中国文明,其实就是回到这支传统,恢复它,为之正名,并发扬它。回到这支传统,就回到了中国文明的正路,找到了方向和方式。这是重建中国文明明确而实际,有范例有经验可依的道路。可以说,各行各界,都可以在这支传统上找到他们的先贤,政治、法律、思想、科学、经济、艺术、社会、宗教、企业、教育、新闻、军事、外交等等,追随他们,他们的道路就是中国文明在今日的道路。而这个前提是,结束“新中国”,废弃其语符。我们可以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回到民国去!

近代以来,中国最成功的事是建立大学,1949年以前的大学。可以说,它们是建立中国现代文明的基地。如果问什么是中国未来文明的方向?应该说1949年之前的那批著名大学北大、清华、复旦、南开、西南联大等所体现的精神,就是中国民族应有的精神,它们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带领者。它们体现了:1、中国的大学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的,是中国学习西方的成功典范;2、奠定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基础:建立了完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教育与研究的体系,吸收先进知识、思想;3、整理国故:保护中国传统文明,并对之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研究;4、尚知识、真理,汇集了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学者,献身知识和真理;5、自由、宽容之精神,容各家各派各学说;6、大学自立,分离于权力、财富;6、承担国家、民族文明之责任,与国家、人民共患难;7、教育民族,为各领域培养数代精英;8、与世界各文明建立联系;9、以中、西优秀人文传统育人,培养健康、独立、担当、有志向、有良知、有能力之青年。

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的这些努力和成就即是中国国家与民族的方向。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新中国”的北大(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的发源地)与“旧中国”的北大,就可以清楚:1949年后,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说回到民国去?中国文明的复兴就是结束极权制度,回到以上之传统。

近代以来,这些志士仁人承继“士”的传统,突破束缚,身体力行,努力汲取西方进步文明,促进中国的变革,建设现代国家。黄遵宪、谭嗣同、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宋教仁、丁文江、梅贻琦、张君劢、晏阳初、马相伯、陈寅恪、张伯苓、卢作孚、黄炎培、陶行知、蒋百里、顾维钧、张东荪、储安平……,这些名字我们可以长长地排下去,尽管他们的各有局限,但他们实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奠基者,在他们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美德,也可以看到西方的公义、进取之精神,他们融中、西优秀品质于一身。他们所开创的无数事业实打实地推动了中国的进步,走上现代化。他们不是少数个人,而代表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阶级,是中国的脊梁。这是一支优秀的传统,值得我们敬重、继承。

但是,“新中国”将他们作为敌人,消灭了这支传统,包括肉体和精神,他们的事业也由此断送。他们代表的本是近代中国正路——正统之精神、之传统,但在大陆被铲除,致使中国文明大倒退。想想,中国现在还在唱红打黑,让人不寒而栗。先贤们所代表的是一支珍贵的传统,中国之正途,民族之正气,中国应该回到那里,今天的精英,应追随先贤们,学习他们的人格和精神,继承他们的事业,作他们的传承者,而不是做现权力的附庸。以刘晓波为代表的《零八宪章》群体,体现了这一趋向,联接了这支传统,他们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勇敢之担当,对极权权力和制度说“不”,《零八宪章》所要求的就是结束1949年以来的历史,建立一个文明的,体现普世价值的中国。

新一代有出息的年青人,应该走出“新中国”的阴影,汲取几代人的教训,如“新中国”之初的奴性、驯服;文革的匪性、流氓气;八九后的市侩、唯利是图,直接回到1949年之前的传统,追随先贤,承继他们的事业,复中国浩然之正气,挺起的脊梁,作独立、自由、尚良知、有勇气的担当者。复兴这支传统,就是复兴中国,复兴中国之文明。此乃中国之大业。

人的存在需要正气,也需要信心;一个国家、民族的存在,也需要正气和信心。所谓知识者即文明的看守者,中国知识者的责任看守中国文明。如果没有正途的引导,中国就会走上邪路。

中共新一代元首即将接班,他们不想改革,而中国又面临各种危机,乃至崩溃的危险,而红卫兵一代的记忆是文革,缺少文明的规范,在非常时刻,他们很可能孤注一掷,重复毛泽东的胡来。我们需要有这个警惕。

刘晓波获诺奖,是一次文明的光照,但仅仅是一次光照。我们能否就此,唤起国人更多的文明的意识?汇集更多的文明的力量?我们不怀疑,极权制度最终将在中国结束,中国最终将重新回到文明,但是要付什么代价?是否一定还要经历一场灾难?这是一个和平奖,《零八宪章》的宗旨也是和平地完成民主制度的转型,中国有希望和平地迈进民主制度吗?在崩溃发生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似乎不乐观。中国还有其它的道路吗?看来这个“和平奖”很沉重。

2010年11月-12月11日于伊萨卡

【民主中国】201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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