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早已藉诺贝尔奖进入中国，深入人心；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也同样呼唤中国的改革。
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引发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对立，而颁奖典礼上的空椅子、集体起立、热烈鼓掌更引发北京的外交反弹。两相攻守，北京失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理应展示的自信；中国也未能结合现代文明与法治成就，向世界作和平崛起的感人宣示。
刘晓波年前发动联署《零八宪章》，是令其锒铛入狱的导火线。但是平心而论，《零八宪章》诉求绝不激进，它呼唤保护基本人权，倡导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因而得到中国知识界数千人的热烈响应。尽管面对打压，刘晓波事件与中国改革呈现微妙互动。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一九七八年底，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和习仲勋等改革派纠正了毛泽东左倾错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而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落实保障人权，从宪法中废除“反革命罪”。一系列深得人心﹑大得民心的举措，也为中国其后三十年的经济硕果奠定了基础。
刘晓波带头联署《零八宪章》，或许触动当局敏感神经的根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防微杜渐等思维方式都为执政者採取行动提供了“理由”。在他们看来，刘晓波可能比杀人放火刑事案件，或贪污腐化的官员，杀伤力都要来得更大。因为思想的利器会刺穿政治的谎言，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任何阶段对于思想的禁锢恰恰显示的是现实的落伍。
将刘晓波判刑，不是一句“司法独立”就可令中国政治高层推搪责任。我们宁愿相信，在围绕如何处理刘晓波的案件上，高层有过激烈争辩，有过痛苦抉择和权衡，这至少说明还有良知和清醒，只不过保守与开明力量的对比悬殊，否则，如果是一面倒的意见统一，只能显示最高意志与社会期待、民意潮流渐行渐远，而中间缺乏自省和明智的判断。
二零零零年法籍华人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大陆出身背景以及政治态度，使得他的文学奖在大陆官方话语中，被批评为“政治化的操作”。可是，中国民众的“诺贝尔心结”，对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的顶礼膜拜及深切关注，却又是中国改革开放路线“催生”出来的。
真正拥有中国籍的杰出人士何时能获得诺贝尔奖？民众这种期待显示中国对获得外界承认的急切，心愿一旦不能遂愿，很可能会被归之为“西方阴谋论”或沦为“被迫害妄想”。而事实上，普世价值已不知不觉藉诺贝尔奖的评选与宣传，进入了中国，影响了神州。
在媒体的严密控制之下，刘晓波近年社会上少有人知。他写作传播思想、扮演公民的角色，宣扬民主和回归宪法。他在中国主流媒体里面是失声的、无语的，在国际上更是只闻其名，因为语言的限制，外间可能未必对其思想有深入了解。问问街头的市民、校园的学子，也或许没有几个人能够认识他。但在知识界，刘晓波这些年来确实以自己的意志与坚持，在社会的边缘地带耕耘，在网络世界里受到热情的追捧。在中国现实的环境中，在互联网上，他的影响力是难以估计的。
恰恰是这种“不确定”，令北京执政当局坐立难安。中共传统专政的思维和控制意识，对于政治思想与党、政府形成对立者，国家机器必然摧毁之。然而掌握机器和资源者无限制地滥用权力，看似是保护政权之举，其实却在伤害和侵蚀执政者的正当性。
当官方对他逐渐收紧控制、甚至以专政机器给予牢狱之灾之时，也就必然将刘晓波制造成了反抗中国体制的英雄。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颁奖典礼上致辞时说﹕“在中国有不少持政治异见者，他们对很多问题持有与政府不同的观点。刘晓波所获的严刑，使他不再仅仅是人权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言人，几乎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中国人权运动的民族和国际象征。”正是中国官方的步步紧逼，将刘晓波逐渐推向和平奖的神坛，最终导致双方的尖锐对立。
採取法律手段，限制公民合法权利、掩藏自身制度缺陷，中国在整体进步中同时展现的这种趋势令人担忧。由于扛着法治国家、尊重司法的大旗，极容易为维护当权者利益而合法地牺牲公民权利。赵连海是毒奶粉的受害者，由争取公平公正而变成“寻衅滋事”，和刘晓波变成政治犯一样，显得荒诞而不堪一击。
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挥洒空间，话语权不断扩大，但政治变革不足，相反因为经济的崛起而强化了政治权力的自信和自大。正因为其政治变革不足，在经济强大的同时，政权的自信心却仍然很脆弱和敏感。
人们都看得到中国的进步。实力增长与外界的批评成正比，中国要习惯外界的批评，对于西方的知识中立、民间力量的独立要有理解，而不能将外界对中国的批评一概视之为反华力量的阴谋诡计。普世价值早已藉诺贝尔奖进入中国，深入人心；刘晓波事件在呼唤中国的改革……
大国责任，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崛起，更意味着文化和文明以及普世价值的受到普遍的尊重。在今天外界已经没有人怀疑中国经济实力的时候，人们更期待中国同样履行相对称的国际责任，国民获得相对称的合理待遇，知识分子获得相对称的自由空间，民众获得相对称的平等地位。北京当局对刘晓波事件的决策，必然和六四事件一样，会不断面对民间要求平反及打破决策黑盒子的挑战。■
【亚洲周刊】201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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