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三个可测量的点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战国”时代，小国牵制大国暨影响大国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制订，也不再是奇怪的事情。正是基于这种形势，中美两国的全面缓和已经是新世界秩序出现的必要条件，否则，世界现有秩序偶然性解构乃至爆发“多点冲突”也很有可能。
岁末年初，中美关系有了较大的改进。其一者，两国军队交流恢复，中国上将马晓天访美，尽管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对此一片痛骂；其二是，坎昆全球气候会议，中美之间的态度不再对立（转变了去年哥本哈根的情形），尽管坎昆会议没有取得重大的实质性成果；其三是，美国国防部长访华得以参观中国核战略部队“第二炮兵”，不管参观到什么层级，都是在为即将到来的胡锦涛访美做铺垫。
一、“刘晓波问题”关乎美国内政
目前，中美两国一个较为意识形态化的冲突是如何对待刘晓波。中方坚持舆论批判，外交发言屡称反对外国干涉内政、坚持司法独立，云云。美方是出于维护传统人权价值的需要，数次在国内重要场合表达对刘晓波的支持。由于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这样的分歧可以理解。
美国执政党（民主党）为了连选连任，必须回应美国社会对人权价值的关注情绪；中国方面，执政党内部实质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不言而喻，坚持“批刘”与改革开放之前坚持“批邓”没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因此，就我作为民间学者的研究经验与个人经历而言，中国外交辞令的反干涉及司法主权伸张，并非真实的国家利益表达。是某个权力分支集团在试图借此发挥作用，以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中美军方和解性交流不会谈刘晓波问题，坎昆气候会议当也不会涉及，但是，即将到来的中国国家元首访美必然会涉及。并且，在今后两年之间，肯定会成为一个大议题。更有可能的是：美国共和党在大选时，会拿民主党无法影响中方改进人权状况为说辞，攻击后者；而民主党为保住连任，会大力争取民意，甚至以对中国的某些（经贸问题上）让步换取中国给予“面子”。
二、鲍斯纳的“三个继续”
在国际人权日即纪念《全球人权宣言》（1948）六十二周年时，美国国务院举行庆祝活动，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鲍斯纳（Michael Posner）回答有关质疑时，专门谈到了刘晓波问题①。
鲍斯纳回答有关质疑时说：欢迎和平诺奖给了推进中国民主、人权的刘晓波(重复国务院此前的观点),《08宪章》是一个民主文件。美国将继续呼吁尽快释放刘晓波。对于颁奖典礼，国务院鼓励在奥斯陆的美国大使去参加，以及参加相关的事项。
他继续回答说：美国国务院将继续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并且允许他公开活动，继续在中国从事人权工作。
助理国务卿虽然级别不是很高，但以上表态清楚地表达了美国民主党政府的立场。也就是说，刘晓波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议题。转化到中文语境中来说，鲍斯纳用了“三个继续”：
1、And we continue to call for his immediate release.
2、We will continue to be on urging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lease him……
3、（与上句衔接）and allow him to operate and continue to do his human rights work in China。
透过“三个继续”，我们也可以发现：美国国务院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的同时，并没有明确提出接受刘晓波流亡的任何安排，而是在表明支持《08宪章》的态度之下，希望获释后的刘晓波获得在国内公开活动以及继续从事人权工作的权利。在我个人看来，争论刘晓波该不该获奖，中国政府如何继续“批刘”，已经没什么意义。需要关注的是：第一，中国是否会以某种方式释放刘晓波，以及时机在何处——是胡锦涛访美归来之后，还是中共十八大一中全会开完之后？第二，刘晓波一旦获释且留在国内，他的工作（包括写作）环境是什么样的？
三、全球化与国家治理结构
刘晓波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也超乎了中美关系而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至少是全球化以来，国际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三个重要信息可以证明：
（一）德国媒体《世界青年报》发表文章塞巴斯迪安·卡伦斯文章，称《08宪章》是颠覆性纲领②。按一般中国异议学者的观点看，这很可能是中共当局雇佣的外国“枪手”所为，更何况文章带有浓重的中国“文革”腔调呢？
（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基肖尔·马赫布巴尼，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文章指出：“把诺贝尔奖授予刘晓波可能打破中国脆弱的政治平衡，使中国重新陷入混乱并倒退150年。”③
（三）美国一位叫埃里克·李的学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中国的颜色革命？就让它保持红色吧》，指出：西方不能寄希望于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就会促使中国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后果真的出现会对西方非常不利，“特别是具有民主资质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夺取了共产党倒台后的政权，还能保证继续走这样的路线吗？”④
以上三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国际资本势力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暨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认可，因为这个结构有益与前者节约大量的谈判成本。但是，这带来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国际资本主义是否就一定依靠“国家资本主义暨权贵资本主义”廉价出口政策而生存？第二，中国内部的转型是否已经不存在任何体制内的动力了？
可以肯定地说，第一种关系出了麻烦，麻烦集中表现为中美关系的冲突。之于美国本身，它不仅对国家治理模式形成了挑战，而且还动摇了美国政治哲学的实用主义基础，迫使国际资本势力自己反省，就像中国的老一代革命者反省“革命是否要吃掉自己的孩子”。那样的反省集中表现在国际资本的其所未有的积极慈善努力方面，乃至于他们试图通过慈善来影响中国国内的同道。就美国国家治理结构本身讲，它是支持通过慈善⑤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程度”的，尽管奥巴马到现在也摘不掉“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帽子。
结语：“社会主义制度”的宪法学难题
不管人们如何定性《08宪章》，它都是胡锦涛首倡普世价值以后的国内政治文本，尽管普世价值观受到党内围攻而致使胡回避了这个字眼。总结刘晓波暨《08宪章》的价值观念，是清晰的民主社会主义，其中亦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成分。
中国社会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政治结构的变化，尽管变化是被动的甚至出乎意料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最典型的事件，中共党内有改革经历的高级人士公开批判这种现象⑥。为了纠正这种现象，胡锦涛在元旦致辞中重点提到加强民生政策。加强民生政策其政治哲学基点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因素。换句话说，普世价值以包装的形式影响中国社会的政治思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如果我们一定要以政治标杆人物来衡量上指的问题，那么，刘晓波和胡锦涛的政治底蕴只是哪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更多一点，或者说哪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更清晰一些。不过，将此问题量化之后，将带来一系列宪法学疑问：刘晓波罪行侵犯的实体是否实际存在？如果存在，特色社会主义是否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暨权贵资本主义”结构？如果前两项得不到清晰的回答，结果是否等于说刘晓波案件实际上是一个宪法诠释纰漏事件？
当然，没必要通过胡锦涛一次访美乃至于他的任内，来解答一系列的宪法学疑问。关键的还是：中美外交合作应当大于排斥，刘晓波获释当是合作大于排斥的一项证明。
注释部分：
①中国国内的媒体没有相关报道，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也没有相关内容。我是从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每日赠阅的《华盛顿参考》（Washington File,December14,2010）上看到的。该篇报道实际上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简报即State’s Posner Briefs on Human Rights。
②参见新华社《参考消息》2010年12月24日，第8版<中国大地>，原文题目：“颠覆纲领——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零八宪章》的背景”；日期：2010年12月10日。
③来源同②，2010年11月11日；原文题目：“不光彩的诺贝尔奖”；日期：2010年11月11日。
④来源同②，2010年12月8日；原文日期：2010年12月6日。
⑤来源同①，December14,2010，Giving(Almost) All of It Away.
⑥参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张宝锵、陈枫《吴南生：特区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文中，吴南生说：“现在要特别警惕权力与资本结合。……利益集团侵占经济增长成果，伤害百姓利益，伤害社会公平正义。这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根治。”
【民主中国】201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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