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在《刘晓波传》的序言中，这样评价这位后生：他的精神境界随着他的苦难经历而一层一层地向上攀升，从早年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变得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宽容、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让人感到“舒服”。
采访（整理）：郑语、乔澎
阳光时务：您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了两次与刘晓波先生的直接接触，那么除此以外，您和他直接接触多吗？
余英时：没有。因为我也没有直接参加民运，对于民运人士，我只是在旁边支持的。我和刘晓波先生私人幷没有过多的交往。但他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我几乎都有，有的可能是他让出版社寄给我的。我还给他的书写过序，他所有的作品我几乎都过目过。
阳光时务：您在序言中提及刘晓波先生的生命史上有三个阶段：从1966到1976，从1977到1989，从1989到现在，那么您认为对这三个阶段中，对于刘晓波先生影响最大的是的哪个阶段呢？
余英时：那当然是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1989年以后。前面都是培养阶段，他那种要求正义、要求公平的价值观，在八十年代的第二阶段中就已经培养出来了。到了1989年以后，他就开始实践他的价值。
他的非暴力思想，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有了，只是没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1989年之后，尤其是在绝食之后，才开始慢慢表现出来：他不是要用暴力去推翻政权而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促进改变。所以严格来说他幷不是一个革命家，他没有说要革命。我认为（这种非暴力思想）是很好的方向，因为暴力革命结果可能又会是另外一个专制政权的出现。所以不能“以暴易暴”，他能懂得这个道理就很重要。
阳光时务：提到刘晓波先生，不可回避地就会谈到《零八宪章》，这也是他获刑的直接原因。在您看来，《零八宪章》对于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意义是什么呢？
余英时：《零八宪章》是仿效捷克的《七七宪章》，而哈维尔就是靠《七七宪章》改变了捷克。刘晓波也想走同样的路线，就是这种非暴力的变革。基本上来说，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转型都是非暴力的，除了罗马利亚的齐奥塞斯库流血了以外，其他国家基本都没有流血，就连苏联崩溃也没有流血。而《零八宪章》就给中国民主化转型提供了一个非暴力的方向。
阳光时务：在《零八宪章》事件之后，您对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有没有持续的关注呢？
余英时：我一直都在持续地关注。我知道现在各地抗议很多，慢慢的压力刘晓波传也越来越大了。像最近的乌坎事件，政府也不得不让步了。还有李旺阳事件，（当局）现在口气也松了，不一口咬定说是自杀的了，还有类似的案子也很多。这些都表示共产党在有些地方也坚持不下去了。像陈光诚事件，后来也慢慢屈服于舆论了。所以说，弱者幷不是真弱，弱者加起来就是强了。就像老子讲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但是水比什么力量都大。
阳光时务：那是否说明，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在逐渐由精英化过渡到平民化？
余英时：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力量要从几十年的时间段去看，不能只看一天两天。比如说从邓小平上台开始，那时候改革最先还是共产党内部提出来的。因为共产党内部要改革，所以出了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接着是知识人，这些知识人不一定都是党内的，党内党外都的都有。再到了六四的时候，就是学生出来了。再往下走，到现在基本上就到各个地方的老百姓。这个村子那个村子，这个城市那个城市，多得不得了。这种变革是一路往下走的。抗争的力量越来越大，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每件事可能都是一件小事，但是加起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
阳光时务：作为历史学者，在晚清民国那段时间，中国也处在剧变之中，在那个时代里会不会有许多人和刘晓波先生精神气质很相似？
余英时：当然我们可以说所有先行者都是和刘晓波一型的。我们也不能把刘晓波神话。他也是个人，一方面是大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个人的成长。像孙中山、梁启超、胡适这些人，都是他们时代伟大的人物，他们都是和不合理的当局对抗，影响也非常大。比如说胡适虽然在台湾，他还是和蒋介石对着干的，不屈服的。宋代的朱熹、王阳明也是如此，这样人多得很。反抗权威，要求公平，中国知识人传统历来如此。所有有知识、有道德感的人都是如此。像东林党，不都是一样的吗？刘晓波不是唯一的特殊人物，他是在中国传统中长大的，一方面是传统人物，一方面是现代产品，是西来的。
【阳光时务】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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