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拥有一个伴随人生历练逐渐升华的广阔胸襟,一个勇于自省、变化气质、放下仇恨、默默耕耘的坦荡心灵,绝不完美但却不断追求卓越的可敬人格。

余杰先生历尽劫波后被迫去国撰写完成的《刘晓波传》,刻画出一个相当完整的刘晓波人生历程。对刘晓波的人生污点不粉饰避讳,对他的真实性情不矫揉隐瞒,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生动、有脾气、有灵魂的刘晓波,实属近年难得的佳作,也是至今为止对刘晓波一生最全面的客观描写。

当许多评论人士侧重探讨刘晓波是否匹配诺贝尔和平奖殊荣(甚至为此争锋吃醋)的时候,或者探讨刘晓波如何帮助六四死难家属,如何宣扬民主政制与民间社会,如何勇于承受一次又一次冤狱的时候,余杰的《刘晓波传》却反映出刘晓波另一个鲜为人道的独特优点:刘晓波拥有一个伴随人生历练而逐渐昇华的广阔胸襟,一个勇于自省、变化气质、放下仇恨、默默耕耘、奔向自由、普照众生的坦荡心灵,一个绝不完美但却不断追求卓越的可敬人格。这正是《刘晓波传》最亮人之处。

只要先读过开卷三章,再对照余下七章,即可基本掌握刘晓波“四变”的主要脉络和人生境界的昇华历程。

反省早年的思维盲点

在中国国民性中,一直有一种“崇拜君子”的“圣人情结”,或可称之为“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情意结,彷彿君子和伟人都必须首先是白净无瑕的下凡天仙,有生以来所言所行都必须有“君子”风范,有如红太阳、舵手之类的先天特质。如果昨日一旦沾染“小人”污点,不管今日如何“君子”,他就会变成一个“凡夫俗子”,甚至是“伪君子”,非仙非圣,让人摇头歎息,不屑一顾。如以这套不切实际的超高标准来衡量别人,久而久之,就会发现旁人尽是庸碌之辈,反而自己独具慧眼,看透世情,高人一等,沾沾自喜,从来没错,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这正是早年刘晓波若隐若现的深层心理盲点,也是目前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批判刘晓波的人,以至中共暴政集团)的思维盲点。回首当年,文革时期的儿童刘晓波联合其他小朋友对“反革命”老尹海弹额头,侮辱弱者身心。文坛黑马时期的青年刘晓波傲慢、狂放、好斗、直率地表现自己,制造话题,吸引眼球,“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以理性束缚感性生命,以道德规范框架个性意识的自由发展”,“对大陆文学我想说的只是:没有好的东西”,“中国民族的落伍的痛苦现实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开始进行彻底的反传统”,提倡“怀疑一切”,跟传统“彻底决裂”……一刀宰了。

及至八九学运爆发,刘晓波发动四君子绝食,引发“广场效应”,已婚的他还跟女子调情,甚至迷失自我,“一下子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而飘飘然”。除此之外,刘晓波在香港接受访问时曾指出“三百年殖民地”后中国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备受批评,但这恐怕更多是他亲身体验当时自由富足香港的“文化震撼”有感而发,虽然诚实,未必错误,但惹争议,事后看来,当时的他依然未脱狷狂傲慢本色。

正如余杰所指出,当年刘晓波的思想渊源相当杂乱:“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尼采的超人哲学、存在主义的向死而生,以及自恋和自我超越,崇高的理想与自私的考虑,全部纠结在一起。”笔者更想指出的是,在当年刘晓波的深层心理中,诚如上文所述,对旁边的人和事,有着一种必须符合“君子”标准的“圣人情结”执着要求:对文坛中人如是,对影片河殇如是,对传统文化如是,对广场学生亦如是,但却对自己偏偏未必如是。这是他当年的思维盲点,可幸及后他耗上多年时间反覆内省,逐渐洗涤,方能释放自己,自由重生。

中年从佯狂自恋到凤凰涅磐

况且,如果当年的他能够真正读通中西哲学,当即明白尼采式超人哲学和存在主义,根本是相当肤浅的观点,反观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的政治思想和宪政民主实践,以及中国古代诸子如孟子的许多观点,却有不少令人称道之处。成见无法用傲慢来掩饰,只能通过经年累月的内省来洗涤。当年的他未能明白自己哲学思想的肤浅,在六四后他终于有机会花上多年时间,不断自省而有所领悟,让自己的心灵和智慧逐渐澄明清澈起来。

更重要的是,在余杰笔下,刘晓波从佯狂自恋到谦卑自省,中间并没有任何万众期待的“顿悟时刻”。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刘晓波,勇于面对历史真相、弱者心声、性格缺陷、自我过错,持之以恆地反省和改良,才会有机会冰释前嫌,释放自己,自由重生,身体力行,照亮人心。有着刘霞无尽的爱,以及丁子霖诸君的谅恕,刘晓波逐渐变得乐观和宽容,坦然面对中共集团泯灭人性的审判监禁,脱胎换骨,学会谦卑,拒绝谎言,奋笔论政,批判专制,捍卫人权,提倡民主法治,关注公民社会,领导独立中文笔会,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并在被捕后展现出“我没有敌人”的宽容,提倡非暴力不合作,尽力避免陷入无止境的仇恨和报复,实至名归地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论语》有谓“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笔者觉得这类圣洁境界实在无法想像,无人可以做得到。何不改为“内省有疚,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夫何忧何惧”,不是更有意义、更值得提倡吗?刘晓波近二十年来的凤凰涅磐和点滴改良,无论他是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不正是中国公民很值得体会和学习的人格特质吗?毛、邓、江、胡六十多年来打造和维持的残民自肥和祸国殃民的党国体制,无论他们是否获得孔子和平奖,不正是中国公民很值得告别和批判的腐败制度吗?

今年七月,余杰先生幸获雷恩基金会颁发“公民勇气奖”,成为奖项成立十二年以来首位国内公民勇夺此项殊荣,藉此表扬一位出色的知识人面对中共暴政时所表现出来的超凡勇气,以及理性深邃的独立评论。笔者由衷祝贺。盼望余杰先生再接再厉,笔耕不断,继续为中国民主与人权事业发光发热。

【开放】2012.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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