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我在北京见到余杰弟兄,他介绍同坐的高氏兄弟给我认识。这些年,我为自己找到一个很好听的身份——“桃源中人”,为此很私心得意。我慢慢发现这个让中国读书人洋洋得意的名称其实是自私、软弱、恐惧、屈服、自我安慰的代名词。既是“桃源中人”,对高氏兄弟的大名自然毫无所知。在交谈中,余杰告诉我他很快离开中国,计划在国外呆两年,专心做两件事:

1、出版《刘晓波传》;

2、研究、梳理西方几百年保守主义。

言犹在耳,余杰兄能否再回到自己的祖国已成悬念,而希望早日拜读到他的《刘晓波传》也成为我最盼望的事情。好在,在香港朋友的仗义捐助下,这本书最近来到了我的身边。

这是一本由余英时作序,洋洋洒洒500多页,大约50万字的巨著。逃离中国前,余杰告诉我,在2009年晓波入狱之后,晓波妻子刘霞亲自授权他来写这本传记,并给他开出了几百个和晓波有亲密关系的亲友的姓名和联络方式,请他去采访。

在软禁和监视中,余杰不屈不挠地完成刘霞的嘱托。三年辛苦努力的结果是放在我面前的这部巨著。

有朋友在网上对我说,我们对哈维尔、昂山素季都很了解,但对我们身边的刘晓波却不了解。《刘晓波传》是我们最好的了解刘晓波生平和成长过程的媒介:

他的父母家世、童年生活、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艰难但自由的知青岁月;农民和抹灰工、吉林大学77级新生、同班同学、同寝室同学对他的印象:“赤子心诗社”的“编外诗人”;初恋、结婚;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文坛黑马横空出世……

就如王怡所说:“晓波当年的讲话风靡无数学子心灵”。晓波横空出世的年代,正是我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那时是我枕边的宝贝。在那个时代,你枕边没有这本书,女朋友都会嫌弃你没有文化!但现在看《刘晓波传》,看到丁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创刊《中国》杂志为言论自由做最后一搏,看到余杰严谨而详细地讲述那个时代中国的四大校园诗社: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复旦大学“复旦诗社”、安徽师范大学“江南诗社”、吉林大学|赤子心文学社“的活动,我仿佛回到了激情浪漫的八十年代。也靠着余杰的这本巨著,对20多年前懵懵懂懂的青春岁月有了更为温馨和清醒的回忆。

接下来,这本书走进了我们永远的伤痕:1989。

目空一切的“文坛黑马”刘晓波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北京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刘晓波依然决定回国。美国的朋友们都不主张他回国,刘宾雁说:“他这次回去,明明是飞蛾扑火!”

但刘晓波很坚定:“我不回去,将来由什么资格谈民运?”他虽然坚决反对中国传统,但身上依然留着先贤知行合一、躬身入局的血液。他也想学习耶稣把自己钉到十字架上!

但余杰兄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绝不是要塑造一个神,把刘晓波推上神坛,将来有一天“中国再出一个红太阳”。余杰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为尊者讳的御用文人。他原原本本地引用余英时等朋友当时和刘晓波的对话,说明刘晓波回国的原因还有个人英雄主义、对掌声和鲜花的欲望等等。

那时的刘晓波心中一定有一个梦想:像耶稣一样上十字架,但是要很快从十字架上下来,接受万众欢呼和拥戴!

然后就是天安门四君子,是6月4号悲怆的撤离。余杰的描述证实他还是一名异常严谨的历史学家。但就在描述“四君子”“化解广场杀戮于千钧一发之间”(苏晓康原话),余杰也不忘戳穿英雄的真实嘴脸。就在他的妻子陶力为他忧心忡忡之际,“在‘革命’的间隙里,刘晓波仍然忙里偷闲与其他女性谈情说爱。”以致侯德健抱怨说:“晓波,你这个混小子,你是拉我绝食还是想故意刺激我,我真想一脚把你踢到床下去!”1

6月4日晚上北京天空的枪声、枪口顶到他的腰上、极度的恐惧、被捕……

余杰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晓波写悔过书、他出狱后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亲口讲“天安门广场没有开枪”,以及写《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的心路历程。描写他真诚的反思和悔改。他说:

如果历史给我第二次机会选择,我绝不会写这份悔罪书。我的悔罪不是违心,而是真诚地说谎,为自我保存而向谎言、向骗局和暴力低头。不论我的内心怎样想,行为本身最真实。我的悔罪行为就是对真实、对真理、对自我良心,对‘六四’死难者的亵渎、甚至强奸。……

我同意写悔罪书还是我内心的软弱造成的。2

苏晓康说得很好:“历史暂时做不出裁判的这桩公案,彻底反转了刘晓波。他的狂妄从此一路折损下去,谦和于是乘虚而入。”

狂妄的“文坛黑马”不见了,因为挺身而出成为“大英雄”的刘晓波不见了。一个软弱、“叛变”、出卖朋友的蒲子高出现了!

经历过和《圣经》中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相似的经历之后,刘晓波从此走上漫长的反思、悔改和赎罪之路。

这是一条典型的新黑五类之路,是从万众瞩目沦为“贱民”的道路,是和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议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打成一片、相濡以沫的道路;是从可能升起的“红太阳”走向自由主义者的道路。

从对自己的反思和真诚悔改开始,刘晓波学会了理解他人、学会了关心自己的家人、学会了从心底体贴朋友、学会了以平等的心态关怀苦难者和弱势群体;学会了宽容和饶恕,从此不再有敌人。

他也学会了做一个真正的弱者,接受朋友们的关心和帮助:

来往于“小监狱”和“大监狱”之间;

成为华文世界第一健笔;

当选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营救狱中作家;

为受逼迫者声援;

零八宪章;

若贝尔和平奖得主……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这乃是用共同的经历和信仰、生死与共的情谊、生命和鲜血写出来的巨著。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为刘晓波写出如此真实、感人的传记。余英时评价“用余杰执笔为晓波写传,是‘天作之合’。惟英雄才能识英雄。”

我想补充说:“用余杰执笔为晓波写传,是‘上帝的旨意’。惟真性情能写真性情。”

余杰充满深情地描述他和晓波的初次相识。那时他因写作《火与冰》成为90年代的文坛黑马,目空一切。有一天,他在赴中国警官大学演讲的车上,收到刘晓波打来的电话,一开口对他就是一顿批评。晓波后来也用类似的“闷棍”敲打过王怡。

真正的自由主义联盟不可能在结党和党同伐异中建立,而只能成长于患难与共与坦率批评之中。

这本伟大的巨著也让我看到自己的卑微、软弱和虚伪。记得前几年,我突然接到一个朋友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刚听到他的电话时我很开心,但接下来的谈话让我非常为难:他希望我去寻找并探访一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我害怕从此会被关注,害怕影响虽然不幸福但还平静的生活,害怕……

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害怕有一天到了天堂,“六四”遇难者问我:“阿信,你这些年来活得看起来人模狗样,但是,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

我和晓波、余杰一样,都是罪人。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平等的。《刘晓波传》让我看到我们虽然罪恶深重,但是只要有越来越多人,愿意人生的路往下走,愿意永远和新黑五类生活在一起,愿意不奢望有一天执掌国柄,或者做帝王师,

祖国的自由就不会太遥远!

愿上帝祝福中国!

阿信,2012年9月7日

附:余英时:气类相近,天作之合:序余杰《刘晓波传》

【独立中文笔会】2012.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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