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和刘晓波熟识以后，我每次去北京，和他吃饭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安排，而他有其他饭局的时候，也会经常喊我一起去，这样一来二往，先后认识了很多师友，其中就包括包遵信先生。
80年代包遵信先生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当年启蒙潮流的重要部分，对那个年代处在高中时代的我们而言，读起来有点似懂非懂，但在各种思想热潮席卷之下，我们也囫囵吞枣的看了不少这类书籍，可以说，正是包遵信先生那代人的共同努力，80年代社会氛围有点自由气息，也给我们后来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铺上了一层底色。
多年以后，当我有机会见到包先生的时候，他已经锋芒淡去，变成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先生，晓波和包先生渊源深厚，晓波系狱时候，包先生也四处奔走，对刘霞照顾颇多，因此晓波夫妇和包先生感情深厚，他们亲切的称呼包先生为“包包”。
被牢狱折磨后包先生健康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医生明确建议他不能再喝酒。不过包先生有点贪杯，在饭局里，他必须征得刘霞的同意，才能小小的抿一口。
2007年10月，包先生健康恶化多次住院，晓波夫妇都陪同在侧。10月28日，包先生终于不幸仙逝。
我从新闻里看到包先生去世的消息，和晓波通话时，他语带哽咽的确实了。第二天，我飞去北京，希望能在葬礼安排方面帮点忙，同时和朋友们一起送别包先生。
晓波是包遵信葬礼安排的实际主导者，葬礼安排牵涉方方面面，事务繁琐，十分辛苦。晓波除了和家属商议协调殡仪馆墓地等事项外，还要修订包先生的讣告，同时安排人记录各界朋友发来的唁电，晓波让余世存，薛野等人负责撰写挽联，我在边上打点下手，偶尔跑个腿。
挽联写好后，要一张张铺整齐，卷好再送到殡仪馆。最后汇总挽联很多，需要一个大箱子才能装进去，但我们当时工作场地没有箱子，我提出我去找个箱子，晓波说我不熟悉，他自己亲自出去，不到半个小时，他拿回了一个大号纸板箱子，我们把那些挽联全部放进去了。我一直没问晓波是如何那么快速的搞到那个箱子的。
到了殡仪馆后，我们把一些重要的挽联悬挂在告别仪式大厅四周的墙壁上，这个工作主要是马少方和我做的。一开始，我们把胶水涂在挽联背面，然后爬上梯子，把挽联粘贴在室内墙壁顶上顶，然后悬挂下来。但那个季节，北京十分干燥，或许当时胶水质量也不给力，开门关门带动的空气震荡，会把一些挽联给拉扯下来。后来，马少方找到了一些图钉，他把图钉定在挽联的边角上加以强化固定，我则在边上帮扶着梯子。
包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前那个凌晨，我们很早就到了现场，晓波再次仔细的查看了花圈摆放，确保挽联和名字不会被遮蔽，同时也再次核对了挽联和之前记录，确保没有遗漏。
当然，所有这一切活动，都是在北京政治警察监视之下进行的，我们知道，当时数名殡仪馆员工就是北京政治警察临时装扮的。对包先生的葬礼安排，或许出于对死者为大的传统的敬畏，一开始政治警察并没有干涉，但随着后来参与悼念人员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有些惊恐，态度就越来越恶劣，装扮成殡仪馆员工的政治警察也几次故意刁难，一度引起晓波震怒，几乎要和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
对晓波和包先生家属来说，安排这次葬礼并没有任何政治动机，但由于包先生的影响力以及对历史记忆的共同感受，这次葬礼成为很多年以来北京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次大聚聚，先后到场的有300多人，石扉客当时不无伤感的形容，这是一次从广场到陵墓的政治场景的转换。包括赵达功在内的很多外地前来悼念的朋友，参加完仪式之后就被匆忙赶过来的本地政治警察带回了。不久浙江政治警察也电话我，让我尽快离开北京。
我后来写了一篇悼念包先生的文章《薪尽火传——告别包遵信先生》。印象中，马少方后来也写过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是“那一天，风如刀割”…。
关于包先生葬礼和刘晓波前前后后的忙碌，我见证的只是非常小的部分。但这些部分却反映了外界未必熟悉的刘晓波的一面。他做事考虑周全，严谨细致，尽心尽力。事实上，他在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主席期间，主持《民主中国》杂志，推动零八宪章运动等等过程中，都展示了这种人格特质，这些人格特质，连同他深厚渊博的智识和强大的政治意志力，使得他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座丰碑。
多年之后，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并且依旧难以接受的是，晓波会以这种方式突然离开我们，因此，每每我要提笔写点文字，回忆晓波的时候，就会陷入一种巨大的伤痛和茫然，不知如何讲述那些往事。我明白我必须走出这些内心创伤，我希望将来能在一个更合适的环境里来回忆和晓波的所有交往，来描述他巨大的感召力，以及他带给我知识和人生历程上的影响。
2017年11月8日
【民主中国】2017.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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