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3日

我对中国充满信心。如果包括香港在内,中国已经成为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促进了我们目前的经济复苏。今后,我们两国的互相依赖将只会变得更加紧密。我很乐意看到中国重返东亚的中心舞台──当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时候。我相信这一天将会到来。

民主势力在亚洲正在不断壮大。不久以前,一个日本首相想访问一个最近的民主邻国,还要花上一夜时间,往南飞到堪培拉。今天,他只要往西飞两个小时就行了,到首尔,全球最强大民主国家之一的首都。

中国的转型离得越来越近了,我对这个进程的前景充满信心。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的人民都可以证明,长期的经济发展会形成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而这个中产阶级将提出越来越多的政治诉求。问题早就不再是中国“是否”,而是中国将“以什么速度”,最终转变成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我可以向我们中国的朋友们保证,日本将帮助中国胜利实现这一目标。

想象一下:20年以后,中国在日本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中国的旅游者,从学生到退休老人,将是日本最大的旅游消费群体,他们会充满日本各个著名景点,比如京都。东京的出租车司机将说中国话,而不是英语。中国将是日本经济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东京相当部分的商业会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今天,日本公司前往纽约进行投资考察──到那时,他们将先飞往上海。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亚洲的历史背景,以上的场景未免有点新鲜和令人惊奇。中国不是以一个世界强国的形象出现的,尽管有些人这样声称;事实上,中国仍然置身在其过去辉煌的阴影中。我希望中国能够明白,世界上已经不再有一个帝国的容身之地。今天全球性的指导原则,是各国互相依存,并由此形成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共处。

中国的历史,是走在极端间的历史。1842年,钟摆摆到了一个极端,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击败,陷入西方强权的压迫中。1949年,中国大陆摆向了另一个极端,毛泽东指挥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现在看来,这二者都是走入了政治歧途。直到最近,对中国人而言,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在“我是谁”和“我希望自己是谁”之间,找到平衡,还是一种奢求。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可以从日本的失败经验中学习──我们毕竟“在过,做过”(”been there,done that”)。日本在其历史上,两次经历了极端民族主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一个日本少年行刺美国驻日大使埃德温。O.赖肖尔事件。那个时候,日本人对美国势力和影响的民族情绪还很强烈。北京的领导人可以从这样的日本经验中汲取教训,更好地去对付他们本国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日本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发生的环境破坏,是中国可以从日本的错误中学习的另一个领域,就像我们同样希望中国也能从日本的成功中得到启发一样。

在军事存在方面,日本是亚洲天然的稳定力量。美国和日本有着世界上最长久的安全伙伴关系。这两个民主国家间的关系,坦诚而紧密。日本人或美国人单独行动,可能会引起些许疑虑,而他们协同合作,就不会带来任何误会。中国和任何一个其他亚洲国家,都可以继续依赖日美建立的这个稳定机制。我们也欢迎北京利用这个机制。我因此要求北京完全公开其军费开支,目前这项开支仍是不透明的,且正如中国承认的那样,在最近十年内翻了三番。

最后一个日本战后史上的映像:我可以自豪地宣称,除了少数的例外,日本以开放和平等的姿态对待邻国。作为一个自称的“电子技师”,我想把日本对邻国的态度比喻作“P2P”,或者说,对等网络关系。

我希望这样的构想能够取得广泛的共鸣,特别是在中国人民中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请我外务省的同事们设立了一个长年学生交换项目,这一定会产生完全积极的影响,正如我对中国未来的展望。

我非常希望日本的年轻一代能够热情友好地看待中国。中国的崛起不应该阻止这样的兴趣。我们的新项目将促进数以千计中日高中生之间的交流,使得这些年轻的使者,能够在对方国家的普通家庭居住、生活,播下互相理解的种子。一旦我们的项目取得成功,20年后,这些有了对中国第一手认识的日本男子和女子,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圈里面,就会有中国人。而更多的中国人,也会对日本有同样的感知。

*发表于2006年3月13日《亚洲华尔街日报》个人专栏

刘晓波:中共崛起与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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