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极权制度与传统专制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后者的专制是有限的，多限于政治范畴之内，而且其遵从文明传统。比如中国传统专制，其乡村社会是自治的，而这是中华帝国的基础，以往人们对此没有充分注意。再，两千多年中，孔孟仁义道德的正统地位是不变的，并高于权力，即使帝王也要遵从。而传统的专制政权又是传统文化的最大承继者和保护人，从宗教、教育、伦理、礼仪到思想、价值、艺术、风俗。这些都是为了给人的存在提供文明的属性和保障——人作为“人”而存在。因此，传统专制社会是文明社会。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社会，大部分时间，都是专制制度，它是自然农业文明的正常形态。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专制制度是聚集人力，应对战争的有效方式，这是传统专制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即使当今民主社会，军队的管理依然是专制的。肯定人性，尊重社会自治，遵从既定制度、法规，维护传统意识、伦理、价值，崇尚知识文化，遴选优秀人才，精英集团承担国家、社会、民生之责任，这是传统文明的专制国家区别于现代极权国家的几个特征。
极权制度是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的怪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中，是文明的失控状态。其间两股盲目的力量被甩出文明秩序之外，这就是大量丧失生存保障的流民和少数边缘化反叛知识青年，也包括个别边缘化愤懑知识人。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前者迫于生存，为求生不择手段，这使他们成为社会中愚昧、野蛮的力量，是盲目暴力的来源。而后者，在传统文化强大的时候，他们是刺激文明的活力，有积极的意义，但社会进入危机，这股力量就非常危险，因为其代表极端的否定精神，为前者的破坏性提供的思想，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论可谓典型代表。极端否定精神的另一端则是虚妄的理想——乌托邦精神。如果这两股力量结合，并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这里我们暂不论述其为什么会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那么就会发生暴乱式革命，如果革命成功就是极权制度。他们的破坏性不在于政治革命，而在于他们否定一切，要摧毁全部既存文明，他们不仅要革现政权之命，也要革社会秩序、文明传统（包括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与习俗等等）之命。法国大革命开了这个先例，所幸它的时间并不长。而经过马克思，这股潮流更极端，到了落后的俄国，那里文明的力量更薄弱，愚昧野蛮的力量更庞大，因此十月革命则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并成功地建立了统治半个世界的极权制度。共产革命是基督教文明的异端，是反文明的野蛮力量。
中共革命发生于中国传统文明崩溃之际，内忧外患，国破土裂，民生唯艰，千百万百姓流离失所，这为革命提供了土壤。但是，中国之发生共产革命，很大程度上是苏俄制造出来的。中国有暴力传统、革命传统，却没有共产传统，中国国家是帝王制，社会是家族制，中国文明中没有共产基因。中共革命从根上说，就是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纳入了苏俄革命的模式，从意识形态到组织方式，其间苏俄给予了重要指导、培训、扶植。中国农民造反、苏俄革命及极权，二者恰恰都是中、西方文明中最糟糕的部分。
中共从起始就是俄共的一个分部，所谓中共的诞生是苏俄策划并组织的。苏俄在创立中共，是为了扩张其势力，最终统治中国，这是苏俄红色帝国统治世界战略的一部分。可以说，没有苏俄，就没有中共，其更不会在中国成事。正是苏俄在中国创立了中共，并扶植，包括经济、军事的支持，培训干部，提供思想和组织方式，制定政策，乃至直接发布命令，派遣军官来指挥战争。斯大林去世之前，中共历史上的重大决策，多有苏俄确定，包括西安事变。就是解放战争中，如果没有苏俄大规模武装中共的军队，也无“新中国”。可以说，中共的胜利，是苏俄式太平天国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失败，则是中国文明力量的失败。你可以批评国民党专制、腐败、无能，中国文明腐朽堕落，但是它们毕竟还在文明的一边，属于文明；而苏俄则是西方文明中黑暗的一端，集野蛮之大成；中共更是集中、西黑暗为一体。
中共革命与其政权远比苏俄残暴严酷，可谓学生胜过先生。虽然苏俄是西方文明的异端，但毕竟在其范畴之内，苏俄政权、制度与西方文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况且而且作为一个红色帝国，其承继了沙俄帝国传统，最大限度地在全球扩张统治地域，攫取利益，于此它实际得很，一点也不“乌托邦”。苏联和沙俄帝国有一致性，这也决定了俄共需要继承俄罗斯的部分传统，比如爱国精神，大俄罗斯民族的自豪感，包括对俄语、俄罗斯文学的尊重等等，这是库图佐夫、普希金在斯大林时期也受到尊崇的原因。于人类文明，苏俄是危害，但是于俄罗斯国家、民族，苏俄则为之攫取了最大版图和实利，其民众也得了好处，他们虽没有自由、政治权利，却有生活、教育、医疗之保障。苏俄有大清洗，却没有大跃进和文革，因为苏俄极权制度之后，有沙俄帝国扩张传统，俄罗斯的版图和实际利益使它不折腾。
但是中共革命和其政权、制度是苏俄培植起来的，它的整部符号体系（意识形态）是苏俄提供的，与中国文明传统没有关联。这部红色语符一旦确立为新中国的国家意识，即意味要彻底摧毁中国文明，由政治到经济，由社会秩序到行为规范，由伦理道德到精神意识，由教育到宗教，由人际关系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字符号和服饰，包括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的成就。这就是毛的不破不立。而共产意识又是西方文明的异端，将之确定为国家意识也必然是排斥西方文明，与之为敌。斯大林在，多少是对毛的一个制约，中共需听命并模仿苏俄。但斯氏一走，毛便想取而代之，充当世界革命的领袖。反帝——反西文明；反封——反中国传统；后面又加上了一个反修。由是，毛政权解脱了与任何文明的关联和约束，用他的话来说“无法无天”。泱泱人类数千年文明，只剩有毛主义，毛作为“神”，整个国家的运作，任凭他的虚妄、猜忌、权谋、暴虐为所欲为，由是中国才有从大跃进到文革的一系列灾难。苏俄输出革命，为的是扩张帝国，攫取利益，而中国支援亚非拉，则是充当世界革命的老大——这是毛政权的目的，为此不惜牺牲国家、民族之利益，置人民于饥饿生死而不顾。
中国有深厚的暴力传统，历史常有农民起义（革命）。但传统农民起义，一旦夺取政权之后，就会接受传统文明秩序，按之建立新王朝。政权更换了，但是国家的制度、社会、意识、文化不变，中国文明如此周而复始地延续。辛亥革命，是古老传统的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转折。中华民国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之道，仁、义、礼、智、信；一方面接纳了西方新文明，五权宪法，民有民治民事。虽然多经挫折，行之有缺，但方向是对的。
而中共政权除了空洞的共产口号，没有任何文明体系的传承，这意味其与人类文明秩序和经验的分离。“人”是经验存在，必须依靠已有的文明轨道，对之可调节、借助、模仿，但不能完全离开。离此，人就陷入狂乱——恐惧、妄想、暴力，因为人的存在及社会、国家的构成过于复杂，是无数亿兆细节的组成，远非人可以设计想象的，更不可能一下子成立，人类远没有这个认识和控制能力。计划经济尚且带来灾难，计划人类整部的生活更是妄想。
文明是人的居所，当人离开文明，就丧失安全，陷于恐惧，进而虚妄、狂乱。新中国之所以发生大跃进、文革是必然的（红色高棉也如是），毛及他的同志并非想饿死几千万农民，要将国家变成地狱，但是人性离开文明秩序和经验，就必然陷于狂乱，这乃是自然之事。一种文明不论有何等的欠缺和局限，都极为珍贵，因为人太有限了，文明的建立和经验的积蓄太困难了，一种文明的形成不知以多少淘汰、毁灭为代价，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我们说共产政权反文明，除了道义层面——实际上共产革命倒是给人提出了更苛刻的道德要求，更在其对所有既在文明的否定、排斥、破坏。对既在文明否定、排斥得越全面越彻底，其也就越疯狂，更有破坏力。文明，“文”而“明”，就是给人肯定、保护、秩序、束约、要求、意义，也就是文明的模式，以“文”束约人的暴力、野蛮，人而为“人”，而此“文”必须得于人类群体长久的经验积蓄，并为人的存在所证实是有益的。否则就是太平天国、大跃进、红卫兵，这正是毛政权的本质。因此，毛政权可以翻云覆雨，可以几百万地杀戮，可以将整个知识阶级贬为贱民，可以鼓动全民焚书、抄家、施暴，这不仅是道义问题，也是人性背离文明的必然结果。要看到，中共依靠的是贫苦大众——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者，当然他们的不幸是社会之不公，但是从人性而言，他们则更愚昧、偏狭，有更多的恐惧、仇恨和暴力，他们一旦摆脱文明的束约，特别是他们掌握了国家政权，便可毁灭一切。
共产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利用底层民众的不幸，启动他们的暴力，摧毁人类既有秩序、文明，凭空建立它的乌托邦（而共产革命的最大牺牲者，恰恰是盲目投身于革命的民众，革命时，他们付出生命，革命后，他们遭受更深的压迫）。由此来说，共产革命从根本上是反文明的。
五
毛后，中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旨是放弃共产主义幻想，也放弃毛的阶级斗争，而务实地发展经济，除政治权利之外，在经济、文化、迁徙等各方面给人们一定的自由，特别是对外开放，同时也力求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变化，是好的，需要肯定。当然，这些变化是被迫的，共产革命在全世界已经破产，毛的继续革命也将国家逼到了绝境。尤其是文革，官僚集团成为毛的革命的对象，这迫使元老们在毛后政变，改变毛的路线。
但八十年代的改革是中共路线之变，而非政权和体制之变。维护一党专制统治，包括党的绝对统治地位和整部极权制度，这是改革的前提。邓更改了毛的路线，却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前三项是要保障中共的政权和极权体制，第四项是前三者的意识支持——提供“正当性”依据。如果没有后一条，中共政权的存在就没有依据，其统治也就无法贯彻。
邓小平走的当然是资本主义之路，但是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权力资本主义。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也自然地发生了一整套相应的制度、法律、伦理、道德、社会自治组织、自由精神、人权保障等等，由而成为现代文明。而权力资本主义的要害是：极权制度下，一方面权力野蛮扩张，没有制约，所有法律、规则形同虚设，连同宪法；一方面，健康的社会思想、道德、组织、机制不得生长，由是整个社会、国家野蛮化。
毛时代是公有制，不允许个人有财产，官员亦是，其只有特权，而无私产；而且毛的严酷统治，对官员也是有力地节制，官员顶多是搞特权，没有大肆掠夺的机会。毛后，共产意识破产，中国转向资本主义，鼓励发财致富，人们的私有欲念随之加倍膨胀起来。当然，这不是坏事，但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致富？谁能致富？按照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这是一个自由竞争的问题。但是中国恰恰是权力社会，而不是自由社会。在中国，任何一个小作坊都得贿赂权力才能运作，这就是中国资本的真实境况。
从改革一开始就出现“官倒”，以公权牟私利，八九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反官倒”。这说明，资本在中国兴起之时，民间就产生了对不公正贸易的节制力量，如果正常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也会生成一套完整的合理秩序。但是，八九运动被镇压了，它表明党权力是不容挑战的。社会是一有机体，其健康发展是多元力量的互动平衡，一元独大则是癌症肿瘤，最终将使社会全面崩溃——死亡。
邓南巡大张旗鼓倡导资本主义，这也没有错。关键是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党权垄断国家全部资源、资金、财富、企业、能源、土地、房产，政府、司法、公安、媒体、银行、交通等等；社会的所有运作都需要权力的许可和操作。一方面，所有的人都是穷光蛋，拿不出资本；另一方面，权力可以支配一切。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由资本启动的，而是从权力的私有化开始的。当批一个项目拿百分一的回扣，中国的权力资本主义——权力经济——就开始了。中国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以公权力的私化而运作，并形成的，权力是无形的钻石资本。这是中国式资本主义的核心，也是其特色。这实际是党、政府的各级官吏，利用公权力，伙同其家族、亲友、不法分子，内外勾结，瓜分掠夺国家及全民财富。这是中国原始资本聚集的特殊方式。
邓的南巡讲话，给各级官吏私化权力，掠夺国家、人民财产敞开了大门。“八九”之后，中共已经不可能依靠群众维持政权了，只能依靠官吏阶级，而回报就是给他们利益，默许他们以公权牟己利，由而结成庞大的统治利益集团，以巩固党政权和统治。官员公布财产是保证政府廉洁的一条基本规则，是世界通例，但是在中国不能施行，由此可见，一、官吏贪污之普遍；二、中共对官吏贪污之默许；三、中共依靠官吏集团维持统治。九十年代之后，勤劳致富已是天方夜谭，勤奋的劳动者成了被残酷剥削被掠夺者。九十年代后，中国的官吏，从村官到中央大员，全面地私化权力，掠夺国、民财富，大大小小的官吏，哪怕是城管，都最大限度地将权力私化，谋取最大利益。他们的掠夺到了疯狂的地步，从卖批文到借改制瓜分国有企业，从霸占资源到套国家资金投机金融，从圈地到强拆，从行业垄断到操纵房地产，从受贿到卖官……，哪里有官员，哪里就腐败，就掠夺。国家官吏集团如此普遍，大规模，自上而下，无节制的腐败、贪污、掠夺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即使是军阀，他们也不允许手下胡来至此。
中共官吏腐败至此的原因：一、中共起于底层贫苦流民；二、共产意识瓦解后，他们的信念破灭，再无道德约束，权财物成了他们存在的意义；三、极权制度下，权力独大，没制约无监督；四、中共失去民众基础，要靠官吏集团稳定统治，因此需要以利益笼络官吏；五、官吏集团由上到下是同一利益集团，利益分沾；六、中央权力势弱，没有力量节制地方；七、中国社会在走向崩溃，官吏无安全感，最后要多抢一把。可以说，官吏无节制掠夺是中国走向崩溃的标志，也是中共即将解体的标志，可谓是最后的疯狂。
历史真是荒谬，却又如此真实。中共以28年的时间，牺牲了上千万百姓，夺得政权，又杀了数百万，没收了全民土地、财产，建立了公有制，又30年后，党的各级官员及子女利用权力，掠国产民产为私有。由国家与民族来说，与其现在，何必当初；但对中共来说，非如此何以富贵？这就是共产革命、大公无私的底牌。这真是千古之教训。
六
权力私化掠夺，推动了整个国家、社会、民族的野蛮化。权力腐败任何国家都有，但却不一定将整个国家、社会、民族推向野蛮。因为常态社会，即使是专制社会，权力也只是社会力量的一元，社会尚有自身的秩序、传统、规范、意识道德和文化。之所以说极权制度是反文明的，就是因为其以权力取代全部，这实际是杀死社会，消灭文明的种种因素。
为确立极权制度，毛自1949年后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从传统乡村自治到私有经济，从宗教到伦理道德，从民间社团到思想文化……。毛时代，中国社会实际已经被极权政权杀死了——丧失了有机性，并已决定只要这政权发生问题，就是社会的总崩溃。因为社会的维系只剩有一元——权力强制。当今中国社会的祸根是毛留下的。
毛后，中国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把党侵占的社会权利交还给公民，重新让社会有机生长，这包括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党退出教育、思想文化领域，新闻出版自由，自由经济，开放党禁，自由结社等等，简单地说这就是政治改革。由根本上说，这是中国社会的重新生成。
毛时代，万众一心实是一场伪宗教祭拜仪式，假神一死，便随之幻灭。社会崩溃，道统被颠覆，乱世之中，流离的民众没有了依靠，便会期望救主，投向宗教；而中国作为世俗文明，缺少宗教经验，特别是下层民众，便会盲目投向各种自称的救主——邪教，历史上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都有这个性质，这是中国底层文化的传统（八十年代，漫布全国的“气功运动”也是之体现），中共革命实质也是这个性质（不同的是，其信奉的是马列，后面有苏俄教廷）。因此，我们说中共革命是一场亚宗教运动，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全国人民对毛的疯狂崇拜，以及大跃进、文革的疯狂之举。1949年之前，这场亚宗教运动只是局部的，少部分人的，而中国知识界主流及绝大部分国民都拒绝接受，依然遵循中国传统之道。1949年后，“新中国”政权进行大规模屠杀，由于杀戮得太残酷，整个民族出于恐惧而叛依“中共教”，这和满族入关留发不留头是一样的（我们实不该苛求那个时代的知识者），与历史上许多宗教战争也一致（经过苏俄的中转，中共汲取了基督教史中最黑暗的一面——迫害异端，并将之放大）。
毛过世，这场宗教运动随之破产，社会也就转向沙粒化（中国未来还将发生大规模的宗教运动，基督教家庭教会、法轮功均是其一部分，但重要的是，中国民众所应该接受的应该是经过文明史验证的成熟的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佛教、道教等，如此则对中国是好事）。中共革命作为亚宗教运动，不仅仅是政治专制问题，更在其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秩序、信约、伦理、意识文化，而这些是维持群体共生的基本要素。为什么说中国的政治改革绕不过去，就是因为它的后面是让社会合理再生，而现体制卡在这里，致使被破坏的社会不能自然生成。国家可以靠强权建立，但是社会却不能靠强权组构，而要依其自然生成，因为它是所有成员每日每时的有机运动，是无数具体事件的组成，是生命间的共同默契。自由的真正功能是尊重人，让社会自然生长，保障其活性。
七十年代末，中国民间社会显出强劲的复生，西单民主墙是代表，各种民间刊物、社团纷纷涌现，自由思想的大潮澎湃，带来了八十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酿成八九运动。但是，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镇压了民主墙，之后又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直至“六四”。邓的模式：发展经济，但坚持一党极权统治，这也就是三十年来的中国模式。毛唯权力；邓比他文明了一步，唯权力与经济，多了一维。当今中国，权钱二字是最高价值，国家正面的意识、道德、社群都处于空白状态，这就是邓模式的效应。但是仅仅是权力和经济并不能保证社会正常运行。正常社会除了权力、经济之外，还需要有信约、规则、社群、符号、传统，连同前二者，这是文明框架的七大要素，它们各自分立，互制互动，而为文明社会的有序运行。权力和财富如果没有彼此及其它几元力量的制约，就是赤裸的野蛮力量，因为权力根于暴力，财富出于欲望。
表面看上去，以上几大要素极权制度中也都具有，但实际上它们都被权力操纵，是权力统治的延伸，由权力供养，也为权力统治服务，它们没有自立性，也丧失了实际的社会功能。比如，党权垄断司法，国家就丧失公正之保障；工会本在维护劳工权益，但党权操纵，就成为控制劳工的工具；社团体现民治，但党权控制，就成了治民机构，而社会没有民众自生之团体，即沙粒化，如此等等。党是个大肿瘤，将社会肌体的所有器官都吞噬了，该社会也就解体。
党权垄断意识形态，带来严重的后果，即整个民族的野蛮化。中共自己也清楚，共产运动已经破产，共产意识已经没人相信，他们自己就不信，而且所为与之背道而驰。但是，为了维护其政权，邓小平定下了“四项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宪法，也就是说其是国家意识。邓小平的改革，内里有一巨大的裂痕，其最终将会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崩溃。邓的经济改革实际就是推行资本主义，但是所坚持的国家意识还是共产意识。之所以要坚持后者，因为这涉及中共政权的正当性（人们称合法性）。中共以共产意识夺得政权，建立政权，共产意识就是中共革命和政权的道统，它们的正当性依此而确立，如果放弃或否定共产意识，中共革命和政权的正当性也就丧失。因此，为了维持政权，中共明知这套红色意识是谎言，但也要坚持。
但这带来另外的问题，名实相悖。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中国国家名实相悖的裂痕有多深，又是多么地危险。近年，新左派兴起，他们代表下层民众，举起毛泽东的旗帜，反对中国资本主义，反权贵，反现政权，要求回到毛泽东路线，无产阶级专政。这说明：1、权贵资本何其残酷，而中共坚持马、毛何其虚假，二者何其相悖；2、中国需要代表社会下层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需要左派力量，但不是毛那一套，而是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那一支。中共垄断意识，中国的底层民众只知毛主义，而断失健康的思想来源；3、幸亏当今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毛思想，否则中国还会发生毛革命；4、未来，毛主义未必不再次煽动起来，毛已经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因此中国需要对毛的彻底清理。我们说，坚持马、毛思想作为国家意识，不仅是荒谬、欺骗性的，而且也是有害而危险的。
国家意识——道统，有其实际功能，名是有用的，绝非摆设。国家道统的意义：1、建立国人对国家的共认——国家的正当性；2、建立国家与个人的信约——国家提供给个人的保护及权利，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3、建立国家全体成员间的信约；4、国家司法法律的意识依据；5、建立国人的道德规范；6、国人共生之传统——国家的长久延续。这是国家道统的六个基本功能。道统需要是国人的共同意识，自觉自律，渗透言行和生活。
毛时代，毛思想作为国家意识，人们是接受的，因为共产运动在中国是亚宗教运动，人民将毛作为神来崇拜，而且毛政权所为和毛思想是一致的。毛过世，共产运动破产，共产意识也随之被人们抛弃。苏、东欧诸国变革后，均抛弃共产意识，接受普世价值，回归民族传统精神，重建国家道统。邓改革，接受资本经济，但拒绝变革体制，坚持共产意识。一方面，中共强制将共产意识作为国家意识；一方面，人们将之看作谎言，结果是国家道统实际是处于缺位状态。由是：
1、人们丧失对国家的认同。以马、毛为道统的“新中国”是中共党国，而非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台湾拒绝统一，即不认同中共党国。中共竭力鼓动爱国精神，实际是国家认同危机。2、人们失去对国家的信任，拒绝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包括遵守法律。3、由于民众不认同党国道统，社会信约也随之解体，人与人失去信任关系，社会黑化。4、人们不相信法律与司法。5、道德沦丧。6、人们丧失对国家未来的信心，惶恐不安。7、道统标志国家性质。国际上，一些国家将中国作为潜在敌对国，因为按照国家意识，中国仍然属于共产国家，共产之名，将中国孤立于文明世界之外。
我们用另一种话语来说，就是由于党权的垄断，红色语符占据了正值精神文化的位置，由是国家、民族、社会的健康、文明的思想、道德、文化便不能建立。没有文明的方向、指示和价值要求，信约解体，人的存在就退回到野蛮——依本能生存。中国普遍地的假货、腐败、黑化，说明中国社会、国家、民族走向野蛮化，社会、国家都在解体中。而这个进程的终局则是国家、社会的全面崩溃、暴乱。在国际上，共产运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中国仍是世界少数几个冠有共产头衔的国家，民主国家对之不能不警惕，一些西方国家将中国作为潜在的敌人，这是重要的原因，中国被“共产国家”之名所累。
为什么说，中共政权及体制不结束，中国就没有希望？因为，中国国家、民族没有文明的方向和价值，整部的文明历史已被他们摧毁了，而且他们继续霸占着这片废墟，不允许文明的因素成长。他们霸占得越长远，中国离文明就越遥远。因此，我们说，我们与中共之争是文明与反文明、非文明之争。
（未完待续）
【民主中国】201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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