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制度与传统专制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后者的专制是有限的,多限于政治范畴之内,而且其遵从文明传统。比如中国传统专制,其乡村社会是自治的,而这是中华帝国的基础,以往人们对此没有充分注意。再,两千多年中,孔孟仁义道德的正统地位是不变的,并高于权力,即使帝王也要遵从。而传统的专制政权又是传统文化的最大承继者和保护人,从宗教、教育、伦理、礼仪到思想、价值、艺术、风俗。这些都是为了给人的存在提供文明的属性和保障——人作为“人”而存在。因此,传统专制社会是文明社会。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社会,大部分时间,都是专制制度,它是自然农业文明的正常形态。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专制制度是聚集人力,应对战争的有效方式,这是传统专制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即使当今民主社会,军队的管理依然是专制的。肯定人性,尊重社会自治,遵从既定制度、法规,维护传统意识、伦理、价值,崇尚知识文化,遴选优秀人才,精英集团承担国家、社会、民生之责任,这是传统文明的专制国家区别于现代极权国家的几个特征。

极权制度是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的怪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中,是文明的失控状态。其间两股盲目的力量被甩出文明秩序之外,这就是大量丧失生存保障的流民和少数边缘化反叛知识青年,也包括个别边缘化愤懑知识人。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前者迫于生存,为求生不择手段,这使他们成为社会中愚昧、野蛮的力量,是盲目暴力的来源。而后者,在传统文化强大的时候,他们是刺激文明的活力,有积极的意义,但社会进入危机,这股力量就非常危险,因为其代表极端的否定精神,为前者的破坏性提供的思想,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论可谓典型代表。极端否定精神的另一端则是虚妄的理想——乌托邦精神。如果这两股力量结合,并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这里我们暂不论述其为什么会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那么就会发生暴乱式革命,如果革命成功就是极权制度。他们的破坏性不在于政治革命,而在于他们否定一切,要摧毁全部既存文明,他们不仅要革现政权之命,也要革社会秩序、文明传统(包括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与习俗等等)之命。法国大革命开了这个先例,所幸它的时间并不长。而经过马克思,这股潮流更极端,到了落后的俄国,那里文明的力量更薄弱,愚昧野蛮的力量更庞大,因此十月革命则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并成功地建立了统治半个世界的极权制度。共产革命是基督教文明的异端,是反文明的野蛮力量。

中共革命发生于中国传统文明崩溃之际,内忧外患,国破土裂,民生唯艰,千百万百姓流离失所,这为革命提供了土壤。但是,中国之发生共产革命,很大程度上是苏俄制造出来的。中国有暴力传统、革命传统,却没有共产传统,中国国家是帝王制,社会是家族制,中国文明中没有共产基因。中共革命从根上说,就是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纳入了苏俄革命的模式,从意识形态到组织方式,其间苏俄给予了重要指导、培训、扶植。中国农民造反、苏俄革命及极权,二者恰恰都是中、西方文明中最糟糕的部分。

中共从起始就是俄共的一个分部,所谓中共的诞生是苏俄策划并组织的。苏俄在创立中共,是为了扩张其势力,最终统治中国,这是苏俄红色帝国统治世界战略的一部分。可以说,没有苏俄,就没有中共,其更不会在中国成事。正是苏俄在中国创立了中共,并扶植,包括经济、军事的支持,培训干部,提供思想和组织方式,制定政策,乃至直接发布命令,派遣军官来指挥战争。斯大林去世之前,中共历史上的重大决策,多有苏俄确定,包括西安事变。就是解放战争中,如果没有苏俄大规模武装中共的军队,也无“新中国”。可以说,中共的胜利,是苏俄式太平天国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失败,则是中国文明力量的失败。你可以批评国民党专制、腐败、无能,中国文明腐朽堕落,但是它们毕竟还在文明的一边,属于文明;而苏俄则是西方文明中黑暗的一端,集野蛮之大成;中共更是集中、西黑暗为一体。

中共革命与其政权远比苏俄残暴严酷,可谓学生胜过先生。虽然苏俄是西方文明的异端,但毕竟在其范畴之内,苏俄政权、制度与西方文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况且而且作为一个红色帝国,其承继了沙俄帝国传统,最大限度地在全球扩张统治地域,攫取利益,于此它实际得很,一点也不“乌托邦”。苏联和沙俄帝国有一致性,这也决定了俄共需要继承俄罗斯的部分传统,比如爱国精神,大俄罗斯民族的自豪感,包括对俄语、俄罗斯文学的尊重等等,这是库图佐夫、普希金在斯大林时期也受到尊崇的原因。于人类文明,苏俄是危害,但是于俄罗斯国家、民族,苏俄则为之攫取了最大版图和实利,其民众也得了好处,他们虽没有自由、政治权利,却有生活、教育、医疗之保障。苏俄有大清洗,却没有大跃进和文革,因为苏俄极权制度之后,有沙俄帝国扩张传统,俄罗斯的版图和实际利益使它不折腾。

但是中共革命和其政权、制度是苏俄培植起来的,它的整部符号体系(意识形态)是苏俄提供的,与中国文明传统没有关联。这部红色语符一旦确立为新中国的国家意识,即意味要彻底摧毁中国文明,由政治到经济,由社会秩序到行为规范,由伦理道德到精神意识,由教育到宗教,由人际关系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字符号和服饰,包括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的成就。这就是毛的不破不立。而共产意识又是西方文明的异端,将之确定为国家意识也必然是排斥西方文明,与之为敌。斯大林在,多少是对毛的一个制约,中共需听命并模仿苏俄。但斯氏一走,毛便想取而代之,充当世界革命的领袖。反帝——反西文明;反封——反中国传统;后面又加上了一个反修。由是,毛政权解脱了与任何文明的关联和约束,用他的话来说“无法无天”。泱泱人类数千年文明,只剩有毛主义,毛作为“神”,整个国家的运作,任凭他的虚妄、猜忌、权谋、暴虐为所欲为,由是中国才有从大跃进到文革的一系列灾难。苏俄输出革命,为的是扩张帝国,攫取利益,而中国支援亚非拉,则是充当世界革命的老大——这是毛政权的目的,为此不惜牺牲国家、民族之利益,置人民于饥饿生死而不顾。

中国有深厚的暴力传统,历史常有农民起义(革命)。但传统农民起义,一旦夺取政权之后,就会接受传统文明秩序,按之建立新王朝。政权更换了,但是国家的制度、社会、意识、文化不变,中国文明如此周而复始地延续。辛亥革命,是古老传统的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转折。中华民国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之道,仁、义、礼、智、信;一方面接纳了西方新文明,五权宪法,民有民治民事。虽然多经挫折,行之有缺,但方向是对的。

而中共政权除了空洞的共产口号,没有任何文明体系的传承,这意味其与人类文明秩序和经验的分离。“人”是经验存在,必须依靠已有的文明轨道,对之可调节、借助、模仿,但不能完全离开。离此,人就陷入狂乱——恐惧、妄想、暴力,因为人的存在及社会、国家的构成过于复杂,是无数亿兆细节的组成,远非人可以设计想象的,更不可能一下子成立,人类远没有这个认识和控制能力。计划经济尚且带来灾难,计划人类整部的生活更是妄想。

文明是人的居所,当人离开文明,就丧失安全,陷于恐惧,进而虚妄、狂乱。新中国之所以发生大跃进、文革是必然的(红色高棉也如是),毛及他的同志并非想饿死几千万农民,要将国家变成地狱,但是人性离开文明秩序和经验,就必然陷于狂乱,这乃是自然之事。一种文明不论有何等的欠缺和局限,都极为珍贵,因为人太有限了,文明的建立和经验的积蓄太困难了,一种文明的形成不知以多少淘汰、毁灭为代价,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我们说共产政权反文明,除了道义层面——实际上共产革命倒是给人提出了更苛刻的道德要求,更在其对所有既在文明的否定、排斥、破坏。对既在文明否定、排斥得越全面越彻底,其也就越疯狂,更有破坏力。文明,“文”而“明”,就是给人肯定、保护、秩序、束约、要求、意义,也就是文明的模式,以“文”束约人的暴力、野蛮,人而为“人”,而此“文”必须得于人类群体长久的经验积蓄,并为人的存在所证实是有益的。否则就是太平天国、大跃进、红卫兵,这正是毛政权的本质。因此,毛政权可以翻云覆雨,可以几百万地杀戮,可以将整个知识阶级贬为贱民,可以鼓动全民焚书、抄家、施暴,这不仅是道义问题,也是人性背离文明的必然结果。要看到,中共依靠的是贫苦大众——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者,当然他们的不幸是社会之不公,但是从人性而言,他们则更愚昧、偏狭,有更多的恐惧、仇恨和暴力,他们一旦摆脱文明的束约,特别是他们掌握了国家政权,便可毁灭一切。

共产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利用底层民众的不幸,启动他们的暴力,摧毁人类既有秩序、文明,凭空建立它的乌托邦(而共产革命的最大牺牲者,恰恰是盲目投身于革命的民众,革命时,他们付出生命,革命后,他们遭受更深的压迫)。由此来说,共产革命从根本上是反文明的。

毛后,中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旨是放弃共产主义幻想,也放弃毛的阶级斗争,而务实地发展经济,除政治权利之外,在经济、文化、迁徙等各方面给人们一定的自由,特别是对外开放,同时也力求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变化,是好的,需要肯定。当然,这些变化是被迫的,共产革命在全世界已经破产,毛的继续革命也将国家逼到了绝境。尤其是文革,官僚集团成为毛的革命的对象,这迫使元老们在毛后政变,改变毛的路线。

但八十年代的改革是中共路线之变,而非政权和体制之变。维护一党专制统治,包括党的绝对统治地位和整部极权制度,这是改革的前提。邓更改了毛的路线,却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前三项是要保障中共的政权和极权体制,第四项是前三者的意识支持——提供“正当性”依据。如果没有后一条,中共政权的存在就没有依据,其统治也就无法贯彻。

邓小平走的当然是资本主义之路,但是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权力资本主义。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也自然地发生了一整套相应的制度、法律、伦理、道德、社会自治组织、自由精神、人权保障等等,由而成为现代文明。而权力资本主义的要害是:极权制度下,一方面权力野蛮扩张,没有制约,所有法律、规则形同虚设,连同宪法;一方面,健康的社会思想、道德、组织、机制不得生长,由是整个社会、国家野蛮化。

毛时代是公有制,不允许个人有财产,官员亦是,其只有特权,而无私产;而且毛的严酷统治,对官员也是有力地节制,官员顶多是搞特权,没有大肆掠夺的机会。毛后,共产意识破产,中国转向资本主义,鼓励发财致富,人们的私有欲念随之加倍膨胀起来。当然,这不是坏事,但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致富?谁能致富?按照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这是一个自由竞争的问题。但是中国恰恰是权力社会,而不是自由社会。在中国,任何一个小作坊都得贿赂权力才能运作,这就是中国资本的真实境况。

从改革一开始就出现“官倒”,以公权牟私利,八九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反官倒”。这说明,资本在中国兴起之时,民间就产生了对不公正贸易的节制力量,如果正常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也会生成一套完整的合理秩序。但是,八九运动被镇压了,它表明党权力是不容挑战的。社会是一有机体,其健康发展是多元力量的互动平衡,一元独大则是癌症肿瘤,最终将使社会全面崩溃——死亡。

邓南巡大张旗鼓倡导资本主义,这也没有错。关键是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党权垄断国家全部资源、资金、财富、企业、能源、土地、房产,政府、司法、公安、媒体、银行、交通等等;社会的所有运作都需要权力的许可和操作。一方面,所有的人都是穷光蛋,拿不出资本;另一方面,权力可以支配一切。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由资本启动的,而是从权力的私有化开始的。当批一个项目拿百分一的回扣,中国的权力资本主义——权力经济——就开始了。中国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以公权力的私化而运作,并形成的,权力是无形的钻石资本。这是中国式资本主义的核心,也是其特色。这实际是党、政府的各级官吏,利用公权力,伙同其家族、亲友、不法分子,内外勾结,瓜分掠夺国家及全民财富。这是中国原始资本聚集的特殊方式。

邓的南巡讲话,给各级官吏私化权力,掠夺国家、人民财产敞开了大门。“八九”之后,中共已经不可能依靠群众维持政权了,只能依靠官吏阶级,而回报就是给他们利益,默许他们以公权牟己利,由而结成庞大的统治利益集团,以巩固党政权和统治。官员公布财产是保证政府廉洁的一条基本规则,是世界通例,但是在中国不能施行,由此可见,一、官吏贪污之普遍;二、中共对官吏贪污之默许;三、中共依靠官吏集团维持统治。九十年代之后,勤劳致富已是天方夜谭,勤奋的劳动者成了被残酷剥削被掠夺者。九十年代后,中国的官吏,从村官到中央大员,全面地私化权力,掠夺国、民财富,大大小小的官吏,哪怕是城管,都最大限度地将权力私化,谋取最大利益。他们的掠夺到了疯狂的地步,从卖批文到借改制瓜分国有企业,从霸占资源到套国家资金投机金融,从圈地到强拆,从行业垄断到操纵房地产,从受贿到卖官……,哪里有官员,哪里就腐败,就掠夺。国家官吏集团如此普遍,大规模,自上而下,无节制的腐败、贪污、掠夺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即使是军阀,他们也不允许手下胡来至此。

中共官吏腐败至此的原因:一、中共起于底层贫苦流民;二、共产意识瓦解后,他们的信念破灭,再无道德约束,权财物成了他们存在的意义;三、极权制度下,权力独大,没制约无监督;四、中共失去民众基础,要靠官吏集团稳定统治,因此需要以利益笼络官吏;五、官吏集团由上到下是同一利益集团,利益分沾;六、中央权力势弱,没有力量节制地方;七、中国社会在走向崩溃,官吏无安全感,最后要多抢一把。可以说,官吏无节制掠夺是中国走向崩溃的标志,也是中共即将解体的标志,可谓是最后的疯狂。

历史真是荒谬,却又如此真实。中共以28年的时间,牺牲了上千万百姓,夺得政权,又杀了数百万,没收了全民土地、财产,建立了公有制,又30年后,党的各级官员及子女利用权力,掠国产民产为私有。由国家与民族来说,与其现在,何必当初;但对中共来说,非如此何以富贵?这就是共产革命、大公无私的底牌。这真是千古之教训。

权力私化掠夺,推动了整个国家、社会、民族的野蛮化。权力腐败任何国家都有,但却不一定将整个国家、社会、民族推向野蛮。因为常态社会,即使是专制社会,权力也只是社会力量的一元,社会尚有自身的秩序、传统、规范、意识道德和文化。之所以说极权制度是反文明的,就是因为其以权力取代全部,这实际是杀死社会,消灭文明的种种因素。

为确立极权制度,毛自1949年后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从传统乡村自治到私有经济,从宗教到伦理道德,从民间社团到思想文化……。毛时代,中国社会实际已经被极权政权杀死了——丧失了有机性,并已决定只要这政权发生问题,就是社会的总崩溃。因为社会的维系只剩有一元——权力强制。当今中国社会的祸根是毛留下的。

毛后,中国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把党侵占的社会权利交还给公民,重新让社会有机生长,这包括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党退出教育、思想文化领域,新闻出版自由,自由经济,开放党禁,自由结社等等,简单地说这就是政治改革。由根本上说,这是中国社会的重新生成。

毛时代,万众一心实是一场伪宗教祭拜仪式,假神一死,便随之幻灭。社会崩溃,道统被颠覆,乱世之中,流离的民众没有了依靠,便会期望救主,投向宗教;而中国作为世俗文明,缺少宗教经验,特别是下层民众,便会盲目投向各种自称的救主——邪教,历史上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都有这个性质,这是中国底层文化的传统(八十年代,漫布全国的“气功运动”也是之体现),中共革命实质也是这个性质(不同的是,其信奉的是马列,后面有苏俄教廷)。因此,我们说中共革命是一场亚宗教运动,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全国人民对毛的疯狂崇拜,以及大跃进、文革的疯狂之举。1949年之前,这场亚宗教运动只是局部的,少部分人的,而中国知识界主流及绝大部分国民都拒绝接受,依然遵循中国传统之道。1949年后,“新中国”政权进行大规模屠杀,由于杀戮得太残酷,整个民族出于恐惧而叛依“中共教”,这和满族入关留发不留头是一样的(我们实不该苛求那个时代的知识者),与历史上许多宗教战争也一致(经过苏俄的中转,中共汲取了基督教史中最黑暗的一面——迫害异端,并将之放大)。

毛过世,这场宗教运动随之破产,社会也就转向沙粒化(中国未来还将发生大规模的宗教运动,基督教家庭教会、法轮功均是其一部分,但重要的是,中国民众所应该接受的应该是经过文明史验证的成熟的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佛教、道教等,如此则对中国是好事)。中共革命作为亚宗教运动,不仅仅是政治专制问题,更在其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秩序、信约、伦理、意识文化,而这些是维持群体共生的基本要素。为什么说中国的政治改革绕不过去,就是因为它的后面是让社会合理再生,而现体制卡在这里,致使被破坏的社会不能自然生成。国家可以靠强权建立,但是社会却不能靠强权组构,而要依其自然生成,因为它是所有成员每日每时的有机运动,是无数具体事件的组成,是生命间的共同默契。自由的真正功能是尊重人,让社会自然生长,保障其活性。

七十年代末,中国民间社会显出强劲的复生,西单民主墙是代表,各种民间刊物、社团纷纷涌现,自由思想的大潮澎湃,带来了八十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酿成八九运动。但是,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镇压了民主墙,之后又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直至“六四”。邓的模式:发展经济,但坚持一党极权统治,这也就是三十年来的中国模式。毛唯权力;邓比他文明了一步,唯权力与经济,多了一维。当今中国,权钱二字是最高价值,国家正面的意识、道德、社群都处于空白状态,这就是邓模式的效应。但是仅仅是权力和经济并不能保证社会正常运行。正常社会除了权力、经济之外,还需要有信约、规则、社群、符号、传统,连同前二者,这是文明框架的七大要素,它们各自分立,互制互动,而为文明社会的有序运行。权力和财富如果没有彼此及其它几元力量的制约,就是赤裸的野蛮力量,因为权力根于暴力,财富出于欲望。

表面看上去,以上几大要素极权制度中也都具有,但实际上它们都被权力操纵,是权力统治的延伸,由权力供养,也为权力统治服务,它们没有自立性,也丧失了实际的社会功能。比如,党权垄断司法,国家就丧失公正之保障;工会本在维护劳工权益,但党权操纵,就成为控制劳工的工具;社团体现民治,但党权控制,就成了治民机构,而社会没有民众自生之团体,即沙粒化,如此等等。党是个大肿瘤,将社会肌体的所有器官都吞噬了,该社会也就解体。

党权垄断意识形态,带来严重的后果,即整个民族的野蛮化。中共自己也清楚,共产运动已经破产,共产意识已经没人相信,他们自己就不信,而且所为与之背道而驰。但是,为了维护其政权,邓小平定下了“四项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宪法,也就是说其是国家意识。邓小平的改革,内里有一巨大的裂痕,其最终将会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崩溃。邓的经济改革实际就是推行资本主义,但是所坚持的国家意识还是共产意识。之所以要坚持后者,因为这涉及中共政权的正当性(人们称合法性)。中共以共产意识夺得政权,建立政权,共产意识就是中共革命和政权的道统,它们的正当性依此而确立,如果放弃或否定共产意识,中共革命和政权的正当性也就丧失。因此,为了维持政权,中共明知这套红色意识是谎言,但也要坚持。

但这带来另外的问题,名实相悖。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中国国家名实相悖的裂痕有多深,又是多么地危险。近年,新左派兴起,他们代表下层民众,举起毛泽东的旗帜,反对中国资本主义,反权贵,反现政权,要求回到毛泽东路线,无产阶级专政。这说明:1、权贵资本何其残酷,而中共坚持马、毛何其虚假,二者何其相悖;2、中国需要代表社会下层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需要左派力量,但不是毛那一套,而是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那一支。中共垄断意识,中国的底层民众只知毛主义,而断失健康的思想来源;3、幸亏当今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毛思想,否则中国还会发生毛革命;4、未来,毛主义未必不再次煽动起来,毛已经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因此中国需要对毛的彻底清理。我们说,坚持马、毛思想作为国家意识,不仅是荒谬、欺骗性的,而且也是有害而危险的。

国家意识——道统,有其实际功能,名是有用的,绝非摆设。国家道统的意义:1、建立国人对国家的共认——国家的正当性;2、建立国家与个人的信约——国家提供给个人的保护及权利,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3、建立国家全体成员间的信约;4、国家司法法律的意识依据;5、建立国人的道德规范;6、国人共生之传统——国家的长久延续。这是国家道统的六个基本功能。道统需要是国人的共同意识,自觉自律,渗透言行和生活。

毛时代,毛思想作为国家意识,人们是接受的,因为共产运动在中国是亚宗教运动,人民将毛作为神来崇拜,而且毛政权所为和毛思想是一致的。毛过世,共产运动破产,共产意识也随之被人们抛弃。苏、东欧诸国变革后,均抛弃共产意识,接受普世价值,回归民族传统精神,重建国家道统。邓改革,接受资本经济,但拒绝变革体制,坚持共产意识。一方面,中共强制将共产意识作为国家意识;一方面,人们将之看作谎言,结果是国家道统实际是处于缺位状态。由是:

1、人们丧失对国家的认同。以马、毛为道统的“新中国”是中共党国,而非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台湾拒绝统一,即不认同中共党国。中共竭力鼓动爱国精神,实际是国家认同危机。2、人们失去对国家的信任,拒绝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包括遵守法律。3、由于民众不认同党国道统,社会信约也随之解体,人与人失去信任关系,社会黑化。4、人们不相信法律与司法。5、道德沦丧。6、人们丧失对国家未来的信心,惶恐不安。7、道统标志国家性质。国际上,一些国家将中国作为潜在敌对国,因为按照国家意识,中国仍然属于共产国家,共产之名,将中国孤立于文明世界之外。

我们用另一种话语来说,就是由于党权的垄断,红色语符占据了正值精神文化的位置,由是国家、民族、社会的健康、文明的思想、道德、文化便不能建立。没有文明的方向、指示和价值要求,信约解体,人的存在就退回到野蛮——依本能生存。中国普遍地的假货、腐败、黑化,说明中国社会、国家、民族走向野蛮化,社会、国家都在解体中。而这个进程的终局则是国家、社会的全面崩溃、暴乱。在国际上,共产运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中国仍是世界少数几个冠有共产头衔的国家,民主国家对之不能不警惕,一些西方国家将中国作为潜在的敌人,这是重要的原因,中国被“共产国家”之名所累。

为什么说,中共政权及体制不结束,中国就没有希望?因为,中国国家、民族没有文明的方向和价值,整部的文明历史已被他们摧毁了,而且他们继续霸占着这片废墟,不允许文明的因素成长。他们霸占得越长远,中国离文明就越遥远。因此,我们说,我们与中共之争是文明与反文明、非文明之争。

(未完待续)

【民主中国】201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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