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督徒的殉道式反抗
作为宗教民族的犹太人是极为顽强的，他们执着地坚持自己的信仰，拒绝在基督教的洗礼中洗掉自身的民族性，他们勇于承担起压迫，甚至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和民族性而从容殉难。犹太人用以抵抗频繁的外来压力的勇气，并不仅仅来自强烈的宗教信仰，更来自他们对自己的良知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坚守。
罗马人把犹太人视为死不改悔的异教徒，因为犹太人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而对罗马人的暴力统治进行的反抗，从未停止过。
发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秉承了犹太人的不屈从传统，基督教本身就诞生于犹太人基于一神教信仰对罗马人的反抗之中。基督徒的反抗与犹太人反抗之间的不同在于：犹太人的反抗是武力为主而良知不服从为辅，而基督教反抗则以良知不从为主。自从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之后，这种社会底层对罗马贵族统治的反抗，便走上了徒手信仰对暴力镇压的殉道式反抗的道路。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所言：“在历史上，为争自由而战的人民，从来没有像犹太人那么不屈不饶的，也没有那么以寡敌众的。——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犹太人为重获自由而奋斗，常常失去很多人，但从未丧失他们的精神或希望。”（《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下）》，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P714；以下简称《下》）这样的评价，自然也适用于早期基督徒对罗马人的反抗。
在《圣经·新约》的记载中，耶稣仅仅是带领目不识丁的一小队底层人马，向整个世界传播上帝的福音并为此殉难。耶稣殉难标志着因信称义，即由爱到义的完成。《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记载了耶稣关于献身于信仰的教诲：“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正是背负着十字架的耶稣成为基督教的象征——因为上帝爱人类，为人类的罪恶操心，最后献出自己的亲子，要将子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
耶稣殉难之后，基督教历史上最早的两位传道先知，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尼禄是古罗马最著名的暴君，他颁布过“凡发现基督徒全部处死”的命令。他在位时曾发生一场大伙，烧掉了罗马城的三分之二，舆论指责尼禄是纵火犯。他为了洗刷自己，就把纵火罪栽赃到基督徒身上，进而对基督教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
据记载，当保罗被囚禁在罗马之时，彼得也来到罗马并成为建立教会的主角，两人同在公元64年被尼禄钉死在十字架上，像耶稣一样为传播福音而殉道。后来，就在彼得殉教的地方建起了圣彼得大教堂，据说，教堂里珍藏着他的尸体。彼得留给基督徒的最著名箴言是：“不以恶报恶……最要紧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新约·彼得前书》）
保罗的殉教颇为曲折。保罗自称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犹太教徒又是基督徒，既是犹太人又是罗马公民，“保罗”是他的罗马名字，他的犹太名字叫“扫罗”。他深受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在他还是犹太教徒时，曾参与过铲除基督教新信仰的运动。他从犹太教大祭司那里得到授权，急赴大马色逮捕基督徒，但他快到大马色的时候，来自上天的奇光笼罩了他，为荣耀上帝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上天的闪光向保罗启示了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对保罗的质问是救主亲自来召唤自己的门徒，保罗从此皈依了基督。耶稣殉难于公元30年，保罗皈依于33年。皈依三年后，保罗在耶路撒冷与彼得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他把自己如何改信基督的经验告诉了彼得，彼得向他讲述了主耶稣的事迹和教训。之后，保罗开始了他的三次传道旅行。
保罗在公元47年开始第一次传道旅行，49年到耶路撒冷参加使徒会议，开始第二次传道旅行，从马其顿至哥林多，写下帖撒罗尼迦前书；51年在迦流被控告，52年离开哥林多，经以佛所去叙利亚；53年开始第三次传道旅行，在以佛所住了三年；56年到哥林多过冬，写下哥林多前书和后书。57年写下罗马书，并于同年来到耶路撒冷，而这是他殉教的开始。
保罗来到耶稣撒冷后，受到那里的弟兄们的热情接待。当地的教会领袖劝保罗去圣殿行洁净礼，以此来证明他对律法的遵从，求得反对者的谅解。于是，保罗带着四个信徒进入圣殿。而来自亚西亚省的犹太人指责他污秽了圣殿，煽动一些人抓住他并准备杀掉他。恰好碰到一队罗马士兵来逮捕保罗，押送他到该撒利亚受审，罗马巡抚腓力斯把他拘押了两年。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他要求到罗马去上诉，被允许。他搭乘一艘商船去罗马，经历了14天海上风暴。据传说，在保罗的乞福和鼓舞之下，船上所有的人都平安地上岸。3个月后，保罗抵达罗马（约在公元61年），就是为了接受控告和尼禄王的审判。两年后的公元64年，他与许多基督徒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在保罗殉难的地方，同样建起了圣保罗纪念堂。
保罗在被囚禁期间，经历了许多痛苦不堪的折磨，但他用写信来调节自己，写出了四封著名的“狱中书信”。这些信件堪称经典之作，既是基督教的经典，也是西方文学的经典，它们被保存下来，广为流传。其中有许多语录成为著名箴言，比如：“字句是叫人死，精义是叫人活”。特别是关于“爱”的布道尤为著名，比如：“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新约·加拉太书》。再如那段最著名的保罗箴言：“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语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种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赒济贫困，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新约·哥林多前书》）
可以说，耶稣教导的“爱敌人”、“毋以暴力抗恶”与保罗关于“爱”的布道，完整地凸现了基督教反抗的特质：以一种“极端的爱”来融化“极端的恨”——暴力。从宗教的角度讲，基督对同类的大爱的内在根据，不是人性本身的除恶扬善，更不是天生的恻隐之心，而是来自超人类的真神——上帝之爱。这种爱以信徒对上帝的无条件的爱为终极依据。在基督教中，耶稣之爱的根据是先验的超越的绝对的，因而不可有丝毫怀疑。因为人是“原罪之身”，无论多么善良的人和伟大的人，归根到底都是负罪之存在。
在基督教反抗罗马迫害的过程中，先是耶稣、之后是圣彼得和圣保罗，做出了殉教的榜样，开启了基督教徒的殉道历史：为坚守信仰而死，就是遵循为主而死的耶稣之道，不是耻辱而是荣耀。这种徒手反抗是一种极端的绝对的“不以暴力抗恶”——左脸被打，再送上右脸；其最鲜明的例证，不仅是耶稣等殉道者，也是每一大劫难后都有一部“福音书”诞生。比如，彼得和保罗殉难后，出现了一部名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书，它在《圣经？新约》中被称为“马可福音”，以复活的基督之福音和为主殉难的先知事迹，鼓励基督徒在严峻的考验中坚定信仰。再如，公元70年圣城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出现了“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关于圣城被毁的预言、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和给教徒的忠告。正是这些为苦难而作的“福音书”，构成的《新约》的主体文本。
公元二世纪最著名基督教主教德尔图良说：“基督徒们，即便在受刑将死时，仍会感谢基督。”“殉道者的鲜血乃福音的种子。”基督教也留下了著名的《殉道者行传》，其中记载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殉道故事。比如，公元203年，众多基督徒在迦太基被囚期间自愿殉道，其中有位年轻的母亲，拒绝其父亲恳求她改变信仰，而是自愿在竞技场中受审。她被一只公牛掀翻在地，持剑的斗士却不忍对她下手，是她主动引导那位怀有怜悯之心的斗士把剑刺向她的喉咙。
换言之，如何面对迫害及其死亡，在刀剑的威逼下，是还以硬性的刀剑？还是施以柔性的道义？恰是对信仰者是否虔诚的最大考验。耶稣的榜样所示范的态度是：无论遭遇怎样的暴力迫害，绝不对迫害者动刀剑，而只对迫害者坚定地说“不”，即便在左脸被打又送上右脸之时，仍然对施暴者坚定地说：“对不起，不！”并乞求主宽恕施暴者。
最初，你施以权力、金钱、美女的诱我改信吗？
“对不起，不！”
继而，你施以铁链、监狱和酷刑的威吓逼我改信吗？
仍然是“对不起，不！”
最后，穷途末路的你拿出终极的惩罚，施以十字架上的死亡威胁，耶稣的回答不是哀求、更不是愤怒，而还是“对不起，不！”
在每一次说“不”的同时，都要乞求主宽恕恶人，以爱、宽容和坚韧的柔性来克服恨、狭隘和坚硬的刚性。
这个“不”，既是拒绝，也是施与。拒绝一切暴力和仇恨，施予信仰的大爱和宽恕。
所以，那些为了信仰而殉道的教徒，不仅会得到上帝的眷顾，也会得到基督教的嘉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论及基督教兴盛的五大原因时，他强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信仰而殉难的激情。”他说：“基督教徒对这些殉教烈士出于感激之情的崇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胜利的取得，逐渐进而变成了宗教的崇拜；那些最出色的圣经和先知也都理所当然地同样享受到殉教者的殊荣。在圣彼得和圣保罗光荣死去150年后，梵蒂冈路和奥斯提亚路都因为有这些精神的坟墓、或更应说是有这些纪念物的存在，而远近闻名。”（《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635）
为信仰而死，不是死亡，而是殉道；殉道，不是基于煽动复仇，而是基于传播爱的福音。所以，为信仰而殉道：
不是死亡，而是复活；
不是奴役，而是自由；
不是受苦，而是享福；
不是终结，而是开端；
在这里，爱的福音作为神赐的力量，使基督教对死亡的解释突破了古希腊的“命运论”，凸现出一种爱对复仇、良知对暴力、自由对必然的超越。当古希腊哲学的“爱智慧”变成基督教信仰中的“爱上帝”，哲学中的理性真理就变成了信仰大爱，命运女神对生命的审判变成了上帝对人的俯身倾顾，尘世正义也就变成了上天恩典，人在得到上帝之爱的眷顾并在传播爱之福音中死去，是复活，更是灵魂自由。
十字架昭示了“爱”的两个维度，垂直的纵向维度，向上指向人对上帝的神圣之爱；平行的横向维度，向下指向人对人的世俗之爱。这种人间之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尊严，是在终极之爱中获得自由。这种来自终极之爱的尊严和自由，才是现代法治的超验源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所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之得以确立，并不在人的理性狂妄之中，也不在人对自身力量的绝对自信，而在人对超验价值的敬畏与谦卑，在人对上帝的绝对依赖。
尽管，人类本性中具有参与罪恶的先天性，但基督之爱是宽容的、无边的、绝对的（从爱邻人到爱敌人），不会遗弃任何人，并体恤所有人的软弱和龌龊。由此，基督便具有的人神双重性，道成肉身是神的成人，神的成人是人的成圣，人的成圣就是以短暂、有限之生命响应永恒、无限之召唤。在这里，人与上帝之间的定约，不是功利性契约而是信仰契约——人对上帝的绝对信任。神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是经验的历史的事实性联系而是超验的终极的精神性联系。惟其如此，人对上帝召唤的响应才会成就耶稣的奇迹，这奇迹才能昭示出尘世之人心向超越价值的无限可能性。
这种徒手信仰对暴力强权的反抗，在圣·奥古斯丁的神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他把耶稣殉难事件概括为“基督徒的良知权利”，进而与人的自由勾连起来，从神学的开启了非暴力的良知反抗的传统，对西方人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影响极为深远。从16世纪的新教改革之父路德到1848年美国作家梭罗，从印度圣雄甘地到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从南非大主教图图到捷克的良心哈维尔……这些人类典范所践行的反抗暴政的良知原则，无一不带有耶稣殉难的色彩。
来自天父而又归于天父的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开端，也是终结”。耶稣完成了上帝之爱的道成肉身，为世人提供了因爱称义的榜样，使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变成了上帝之爱和自由权利之间的神秘关联：“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挾制。”（《新约·加拉太书》）正如H.J伯尔曼所言：“为美国宪法中的一系列权利条款奠定基础的，就主要不是启蒙学者们美妙的理论，而是早期基督教殉道者反抗罗马的勇敢实践，是十七世纪清教徒保卫其信仰和良心不受侵犯的无畏抗争。”（参见《法律与宗教》，伯尔曼著，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99年8月写于大连教养院
2005年7月整理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5.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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