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本世纪初开始签了些名，这次也签了。但没想到这次动静这么大，这么紧张。得知我尊敬的刘先生不幸遭际的当晚，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月光特殊的皎洁，我望着月光，心底忽的一转，兀自笑起来。我感到一种莫大的荒诞。政治非得这么玩吗？
我觉得有的人未免太紧张了些。我想他们并不懂得知识分子，也不懂得知识分子在一个共和政体下该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和角色。咱们不是共和国吗？要是没有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参和，什么执政党参政党在野党，怎么可能会达成真正的共和呢？也没有他们共和的平台和气氛呀。真正的知识分子之于政治，和政治家并不相同，相比而言，知识分子的政治更理想，更没有在利益扭曲下的猫腻，它可能纯粹得有些偏激，但它必须是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力量。波兰的米奇尼克，在争取波兰自由的过程中曾与工人领袖瓦文萨并肩战斗，但在瓦文萨获得政权之后，他却依然选择作一个政府的监督者，继续写着批评瓦文萨的犀利评论。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典型姿态——站在政府之外，用纠偏的方式帮助政府成长。
知识分子的政治言论经常会给当政者造成压力，但“是挑战又是机遇”（刚从某次大会的央视新闻稿中听到的），没有知识分子提出的理想社会的挑战，政治就必然会滑入对功名利禄无限贪婪的深渊，最终使政治走向末路。只有理性地接受知识分子议论政治的挑战，并且尊敬他们，并且摒除一切功利纠葛，也来想想知识分子们说的话是不是有几分道理，能这样做的政治家，才是个真正想把政治搞好的政治家。能这样做的政治家，才能称得上是个有胸怀的政治家。
其实我无意于政治，我热爱艺术，感兴趣于对人性的理解，我有我的理想，那理想并不是以实现人间正义为最终目标。吕洞宾说：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想起这句诗，就看到了一个飘然于大千世界之外的仗剑道长，他的眼神有无限伤怀与悲悯！有谁敢于去参破这宇宙的玄机，获得天上人间大道如一的大彻大悟？我区区不才，偏偏心中这份向往却无法放弃。所以相比而言，政治又何足道哉？但问题是，活在中国这个社会，偏偏怎么样都难以绕开政治。各种问题都成了“政治问题”，比如思想、比如信仰、比如经济、比如文化、比如民生、比如民权……
在我看来，很明显，我们的国家在治理思路出了问题。先哲老子早就讲过“无为而治”之道，用现在的话讲则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流行口号。为什么不让自己放松点呢？人不是神，要人为掌控社会这个庞杂的巨系统只能是异想天开。实践证明，这个国家几十年来的人为发展经济的努力已告失败，但直到今天，我们的政治仍旧想要牢牢地掌控着社会的意识，前途如何？我想聪明的政治家不用我说也都是看得清清楚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作家长的都知道，要想教出个好孩子，我们起码要尊重他，给他空间，信任他，要他明白他得对自己负责。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方方面面都严格限制管束他，直至他的一思一念也要被管理起来，那么这孩子要么是个精神上的夭折者，要么就是个郁积着巨大反叛力量的破坏者。一个国家的治理也应遵循同样的道理。试想倘若一个国家的人民被管束到了头脑，只剩下前面说的那两类人，或者只有其中的任何一类，那么这个国家将如同患上了抑郁痴呆症或者强迫狂躁症的人一样，没有生气或者杀机沸腾，其前途如何则不需多言。我们的国家是不是正走在这条路上呢？我很忧心。说到这，我签名的初衷就一言即明了：为了我的生存空间能更大一点，为了政治的大棒能离我远一点，为了我身处的这个社会能更鲜活一点，为了我们这些公民对这个国家的贡献能更大一点，我要在这份文件上签一个名。我相信，宪章中提出的原则与方向可以帮助政府走一条便捷的路，以成全像我这样的为数众多的平民们心底最真实的愿望。或许这不是最理想的路，或许这不是唯一的路，但它至少是绝对值得政治领袖静下心来认真的思考一番的一条路。
当然我个人的见识很浅陋，在此文件上签名的众多学者一定会有对文件内容更多更深入的思考与阐发。但无论怎样，我以为看待这份文件的前提就是对发起者和签名者良善坦白心意的信任。这几天陪小女看国产第一版《封神榜》的电视剧影碟，其中有一段内容与原作不符，但却改编得很有意味。那一段是说，苏妲己之父苏护被派阻挡周武王大军，苏护因对纣王不满，便决定借机归周。但他在临出征前，在朝歌屡屡见闻妲己的恶行，便不顾危险数次哭劝纣王不能再被狐精迷惑，不要让数百年成汤江山毁于一旦。见纣王不听劝告，苏护竟冒险在酒宴上直刺妲己，最终以刺杀国王王后之罪名落得个满门诛斩。苏护是在对即将背弃的国家行忠义之举，看似矛盾愚蠢，实则大忠大义自在其中。多年来，刘先生无论怎样对政治发表批评性言论，但他坚定地留在中国这边土地上。任凭别人怎样攻击与谩骂，我相信，刘先生的不离开正是出自于对自己祖国最忠诚的爱恋。刘先生的命运如何，政治领袖们不妨比一比《封神榜》电视剧中苏护的例子。如果当时纣王能听取苏护的逆耳忠言，恐怕商朝也不会走到被妲己祸害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我坚决反对用“阴谋家”的眼光看待这份文件与在这份文件上签名的人。我认为有些人心中仍然存留着的“政治阴谋论”是极左时代的产物。阴谋论以诽谤动机的方式来打压异己的言论，阴谋论者可以为异己扣上“反动”的大帽子，借以完全剥夺异己与异己支持者阐述道理的发言权。阴谋论曾为我们制造出过一个充满斗争的社会，一个人人为近敌的社会，一个怨毒的社会，一个信任感丧失的社会。但是那个疯狂的时代毕竟已经远去，如果有人现在仍用这种过时的思维方式看待这份文件，除了证明他的顽固愚蠢外，我想也注定不能够获得成功。崔卫平老师说：“即使遇见了不讲道理的人，我也要上去与他讲道理。”这话说得好。而且，可以让崔老师和我们欣慰的是，现在已不再是林昭等义士们所处的年代，我们的道理终究是可以讲出来的。
郝建先生反对妖魔化统治者，我愿以此文表达对他这一观点的积极性回应。对人性怀良善的信任，和“讲道理”一样，是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都应遵循的交往原则，而不论交往的对方是不是政治人物。只是，可能有时我们对人已作出了良善的姿态，却迟迟得不到同样礼貌的回应，弄不好，还会招来祸患。怎么办？我的办法是，继续拿出这样的姿态，继续讲道理，你假装看不见，可却总有人会看得见。当然，我还愿用最大的耐心等待着对方接收并回应的那一天。
期盼着刘先生重新获得自由，并且希望，那也正是我们的政治领袖心中获得自由、恢复对人性的信任的时刻。放手，说难就难，说不难也不难。当有一天，这个社会一下子摆脱了禁锢，每一个人都会自然地找到社会大棋盘上自己该在的那个位置。当这一天来临，相信我们都会为此舒心一笑。
【纵览中国】
【独立中文笔会】200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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